旧金融机构中典当业的恢复与近代金融机构的发展

在旧金融机构中还有典当业。典当业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最古老的信用行业，俗称当铺，其资本属于高利贷性质，专为私人以物品抵押来提供贷款，以进行高利盘剥。典当是以动产为抵押品而贷出款项，借处分抵押品而营利的企业，其经营对象主要是贫苦劳动人民，特点是放款数额较小，计息较高，有1400多年历史，明代时已成为主要信用机构。但天津直到建卫以后才逐渐出现当业，进入清代发展较快，规模扩大。清前期政府和地方库款也多存于典当生息，一些大官僚和富绅也将他们搜刮来的不义之财存放典当生息，或开当铺以进行剥削营利。随着商业日趋繁荣，居民逐渐增加，吸引了许多外地人来津经商，一些回乡农民也涌入津城做工。素称善于理财的山西籍商人也纷纷携资来津开设当铺，且大部是独资经营。当年城乡劳动人民经济有困难无不求助于典当。他们的当品大多数为暂时不穿的衣服，当品到期不赎也易于处理，典当不会遭受损失。

典当行业因资本和经营情况不同，大体可分三类，即典当、质当和代当。典当是规模较大，资本较多，取息较低，当期较长，由官府立案，领有“当帖”的；质当是资本较少，规模较小，取息较高，开业前只需向政府申请立案，毋须领“当帖”的；代当又称“转当局”，散处四乡各地，为乡民与城市当商之中介机构，是市内大典当向外发展业务的对象。清光绪年间，天津城乡典当业约有44家，经营均盈利。

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入侵，天津百业遭劫，外加地痞流氓乘机哄抢，损失惨重，其中典当业遭劫达20家，以典当本身的资产和保存在库中属于当户的金银、珠宝和其他贵重物品计，损失约500万两白银。劫后仅有21家典当继续营业，勉强维持，苟延残局。清末由于信用机构的发展，当铺业务范围逐步缩小，但抵押贷款始终不衰，到宣统初年，当铺又回增至24家。正在逐渐恢复之际，又遭“壬子”（1912年）兵变，北洋军带头放火抢劫当铺，雪上加霜，损失更重，受灾达17家，事后大街小巷遗物不计其数。民国成立后，工商业逐渐繁荣，本地富商大贾为资金寻找可靠出路，认为投资典当较为稳妥，有10多家新户呈请开业。为避免抢劫损失，多设在各国租借地内，典当业有所恢复。

1930年当行公所奉令改组为天津市典业同业公会。自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开始，典当业因营业不振，当本亏损，当多赎少，满期当品不易处理出售，同业互相竞争，税息负担加重，日渐衰落。据1934年调查，天津典当业有典当约27家，都经呈准立案，为同业公会会员；质当约61家，多设在各国租借地内，未经批准立案者较多，未立案者即为非同业公会会员，以上合计约为88家。1935年歇业6家，仍余82家。1937年日军侵占天津后，利用其手中特权，开设了许多小押当，均无照经营，抢夺典当业务，而典当业在敌伪管制下，既不准提高利息，并限制赎期，营业额大幅度下降。1940年据同业公会统计，天津有典当44家。由于敌伪在占领区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利息收入远远落后于纸币贬值，致使典当业亏损者较多。1942年以后，多数当商成了“呆当”，就是停止接当，只等赎取，但不呈请歇业，等待转机，少数当铺停业。据1944年统计，天津有典当44家，资本额在5000元至20万元间，山西籍投资人达32家之多，天津籍有5家，其余是河北省和北京市的。据业中人说，晋籍典当有些是祖传的，自经理至学徒几乎全为山西人。

1945年7月典业和质业同业公会合并，改组更名为当业同业公会。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于通货膨胀，伪币和法币不断贬值，物价疯狂上涨，捐税繁多，典当业利息收入不能抵偿纸币贬值的损失，加上经营思想保守，当商资本消耗甚多。1947年有典当43家，最大资本额为法币1000万元，由于亏损严重，营业难以维持，到年底歇业清理者就达20多家。进入1948年，物价如脱缰野马，疯狂上涨，法币崩溃，典当业更加一蹶不振，大部相继歇业。至天津解放前夕，有的转为委托店，有的申请停业，所剩无几。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残存的几家当铺停业清理，古老的典当业在天津自行结束。

在近代金融机构中，还有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但不少银行都兼营上述三种业务。银行兼营信托业务以1914年新华银行天津分行开始，至1934年共有19家银行兼营信托业务。信托公司在天津先后共有2家，规模和业务都不大，一是1931年成立的天津久安信托公司，另一是1939年成立的大众信托公司，均为私人合股组成。大众信托公司初期资本仅5万元，经营信托和证券买卖等业务，于1948年结束。久安信托公司最初资本仅8万元，营业范围为信托和一般商业银行业务。1940年在上海设立分公司，1942年遵华北政府令，将津、沪两公司资本划分，上海分公司独立，天津总公司改组为久安商业银行继续营业。抗日战争胜利后，经财政部批准，仍改用信托公司名义继续营业。天津解放后仍沿用久安信托公司名称，于1952年12月与天津市其他银行合并成立公私合营银行天津分行，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后，该公司结束。

保险业务始于外商传入，是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商业、银行业和轮船航运业逐渐发达而诞生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资本主义列强的军事、经济侵略，其保险公司亦相继侵入我国，垄断我国保险事业达半个世纪之久。他们在天津设立分支机构或委托洋行等代理，经营水、火、运输和其他保险业务。天津最早的保险业务是1861年英商怡和洋行代理外商保险公司办理的保险业务。随后英、法、德、荷、日、美和澳大利亚等外国商人相继来津设立保险机构或代理店，主要办理水、火、运输险业务，大部分系洋行代理保险，洋行本身也设保险部办理保险业务。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天津已有英、法、德、荷保险机构30余家，其中英商保险机构约20家。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外商保险业务发展很快，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天津的外商保险机构已达91家，其中英45家、法4家、德14家、荷5家、日18家、美3家、澳2家，大多为代理店性质，分公司只有24家。保险公司数量和业务量以英商为首，德商次之，保险业务遂为外商所垄断。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裕善防险会”成立，是天津华商保险业最早的一家商办互助性质，由15家鞋店共同筹款，以备发生火灾时补偿使用。至1911年天津已开办的华商保险机构约有14家，但大多为分公司，总公司设于上海。

1919年中国实业银行创办永宁保险公司后，1929年金城银行创办太平保险公司，各银行所创办的保险公司也相继在津设立分公司，至1937年共有12家。银行由于抵押品均需保险，为不使利权外溢，也竞相设立保险部，保险业务也就成了银行的主要副业。

1934年8月，华商保险公司成立了天津市保险业同业公会，同业之间事务由其主持和处理。至1936年，天津华商保险机构已发展到40余家，但远远低于新增的外商保险机构数量（外商保险机构总数约200家），实力仍不能与外商保险业相比拟。据估计，两者的比例约为7比3。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天津外商保险机构已增至200多家，加上华商保险机构，总数超过上海，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成为华北地区保险业的中心城市。(www.xing528.com)

太平洋战争后，许多外国保险机构被迫停业，或处于半停业状态，华商保险业稍有进展，逐渐活跃起来，上海方面的保险公司纷纷来津设立分公司，保险业务蓬勃发展，新开办保险机构20余家，其中总公司在天津的只有1家，但此时天津的保险市场已为日商保险公司所垄断。抗战胜利后，日商保险业撤离天津，英、美、法、荷等国的保险公司又先后返津复业，但受内战影响，数量仅20家，其中包括洋行的保险部。根据国民政府规定，凡经敌伪核准设立的华商保险业应一律停业，故有14家奉令清理停业。据1947年统计，天津市有华商保险公司43家，其中银行投资的保险公司有中国实业银行创办的永宁保险公司，金城、中南、大陆、交通、国华、东莱合资创办的太平保险公司，东莱银行创办的安平保险公司，上海银行创办的宝丰保险公司，浙江兴业银行创办的泰山保险公司，中国恳业银行创办的中国天一保险公司，新华银行创办的新丰保险公司，聚兴诚银行创办的兴华保险公司，中国银行创办的中国产物保险公司，交通银行创办的太平洋保险公司，中国农民银行创办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等。以后，又相继设立了一些保险公司，至1948年底，华商保险公司已达50余家。加入保险业同业公会的会员中有华商保险公司41家，外商保险公司5家。但由于华商保险公司资本薄弱，而外商保险公司资本雄厚，华商无法与之竞争，天津的保险市场基本被外商保险业所控制。天津解放前夕，各保险公司先后全部停业。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官僚资本保险公司4家被人民政府接收，中国产物保险公司改称为中国保险公司恢复营业，相继复业的有华商保险公司3家。

综上所述，天津市华商保险公司在几十年的资本主义经营过程中，先后有民族资本的总公司7家，分公司56家，官僚资本的分公司4家，共计67家。其中在1937年前先后撤回上海或香港的分公司8家，1945年抗战胜利后被停业的总公司2家，分公司12家，1948年底先后停业而解放后未复业的总公司2家，分公司35家。解放后，官僚资本的4家分公司由中国人民银行接收。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帝国主义在天津投资开设的工厂和国人开设的工厂中，有的印发过不用于流通买卖的投资凭证式股票，后来，因政局变迁，投资的军阀官僚富商手中的股票出售，有的钱铺和经营外汇交易的洋行就兼营股票，代客买卖，收取佣金，从而成为我市中外股票交易和经纪人的萌芽。天津的证券交易，原为一般商业行为，初无法律上的依据，买卖交易都是通由纪商居间，依照一般商品交易的方式进行。随着股票交易量的增加，出现了“跑合人”，后来发展成为经纪行。

天津证券交易市场始于民国十年（1921年），经北京政府批准立案，设立天津证券花纱粮食皮毛交易所，营业项目虽包括四种，实际上拍板成交的以证券为主，交易方法为竞争买卖法，证券种类，设立之初以公债为主，嗣后股票交易渐多，成为交易所交易之重点。上场证券有金城等银行股票和启新洋灰等企业股票共14种，在成交的证券中以本所股票期货较多。天津市证券业务素视上海为转移。证券业向无具体组织，除极少数证券行外，多由银行兼营，或由贸易公司产业公司附设之证券部经营。其业务为代客买卖保管，原则上均限现货成交。当时证券业有27家，其中银行兼营证券的7家，专营或兼营证券的商号20家。证券业无公会组织，只有每月一次的聚餐会。

1922年2月因搞投机和受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倒闭影响，暂停营业，至5月因亏累甚巨宣布停业。证券行业按旧社会传统说法，应属于“牙行”，“牙”即“经纪人”，因此对证券行业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它属于金融范畴的行业，是正当职业；有的认为证券行业买空卖空有投机性质，属投机性行当，不能算正当职业。由于债券和股票的收益高于一般存款利息，加上市价涨落，引起一些人的投机兴趣。天津的下野军阀、官僚、富商财主，认为证券交易有机可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天津证券交易行业的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华北来津的游资进入证券，使证券交易量增加，成交日益活跃。抗战爆发后，天津生产萎缩，物价上涨，游资集中于证券、黄金等几个投机市场，天津没有交易所，于是大沽路文兴里一带成为固定的证券交易场所，在场交易的达二三十家，直到1945年华北有价证券交易所开场时才结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外国股票、在华的洋股和外汇买卖活动被迫停止，原来从事投机活动的人集中到华商股票的证券交易上来，不仅实买实卖的交易增多，而且专事买空卖空谋取差金的投机交易大为风行，还出现了期货交易。由于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使企业财产增值，增发新的股票，也促进了股票交易量的增加，天津的证券行发展到了四五十家，这是证券交易的兴盛时期，到1945年初证券行已达98家。1944年华北有价证券交易所成立前，一些证券经纪人成立证券经纪人公会，交易所成立后，经纪人公会即解散。1944年伪华北政委会经济总署指令天津银行公会筹设华北有价证券交易所，并将过去由证券经纪人代客买卖的交易方法改为采用相对之买卖方法，即由经纪人在场内彼此成交。

1945年1月8日在津举行交易所创立大会，同年8月27日在旧法租界中街前六国饭店新址正式开业，批准上场证券26种，经纪人170余家。抗战胜利后股票行情暴跌，该所营业一度不振，经纪人纷纷退号，因此开业后实际经纪人仅存54家。

1946年4月因国民党接收人员内部争执不休，由天津市长张廷谔勒令该所停业清理，遂告关闭。该所停业后，股票交易一度收缩，后由该所原经纪人组成证券商业同业公会，执行交易所职能，交易始又活跃。证券交易所停业后，证券交易恢复到各经纪行间直线电话的方式，此时的成交量有很大比重转移到各银行的证券部。新添设证券部的银行有中国实业、浙江兴业、大陆、中南、金城等行。当时天津的证券行共有48家。1947年1月天津市政府和市参议会决议，在华北有价证券交易所旧址筹备成立天津证券交易所，1948年2月16日正式开业，批准经纪人98家，上市证券股票13种、短期库券1种。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实施《财政经济紧急处理办法》时，勒令沪津两证券交易所停止交易，天津证券交易所于8月20日停业，但经纪人在交易所外仍私下成交。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由于解放前证券交易买空卖空投机性大，曾被明令禁止。后为有效管理金融市场，导游资于正轨，经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设立天津市证券交易所，同年6月1日举行开幕典礼，6月4日正式开业。解放前经纪人原有111家，经过申请登记和审查，公布合格经纪人计法人经纪人10家，个人经纪人29家，共39家。对于交易买卖规定了当日结算，以防投机。1950年财经统一后，证券市场交易剧减，而且售主多，买主少，佣金收益日减，入不抵出，经纪行停业清理者日增。1951年天津投资公司成立，接办了证券交易。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证券经纪行全部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