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商银行天津分行：中国银行首家天津分行

天津辟为商埠后，随着租界的设立，洋行、外商银行接踵而至，洋货倾销，天津成为三北地区物资集散地和帝国主义商品销售市场以及原料掠夺基地。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实业的振兴，资本的积累，都为我国新式银行的创立提供了必要条件，而清政府财政的需要，也为我国银行的兴起增加了推动力。国内有识之士，对外商银行通过借款获得特权，控制政府的关税、盐税，垄断国际汇兑和金融市场，多次提出自办银行之见，但由于朝廷内部意见不一，一直未能实现。

1894年甲午战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加剧，设在我国的资本主义企业日益增多，洋务运动后相继出现的资本主义工业也有了初步发展，规模较大的工商企业需要大量资金，原有钱庄（银号）、票号已不能适应需要，客观上要求银行集中各方游资来调剂融通资金。同时，外商银行操纵中国金融市场所榨取的高额利润，也大大刺激了中国人自办银行的积极性，这些都为我国银行的诞生提供了条件。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政府铁路总公司督办盛宣怀奏请设立中国自己的银行。在清政府内部倾轧争吵和帝国主义觊觎下，几经波折，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光绪帝终于准奏招商成立，名为商办，实为奉旨设立，这就是我国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但从它一出生，就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产物，它的资本大部分是官僚地主军阀政客的投资，商人投资极少；它的组织经营全部仿照英商汇丰银行，用洋人为大班，“用人办事以汇丰为准”，把业务经营大权交给外国人掌握，还加入了上海外商银行公会，跻身于“外滩银行”之列。中国通商银行天津分行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天津东浮桥北沿河马路大摆渡口附近（今狮子林桥西侧）开业，这是天津市最早设立的中国银行。该行设洋账房和华账房，聘英人厚士敦为洋大班，委任梁景和为华大班，以沟通中外银钱两业。1900年“庚子”事变蒙受重大损失，1902年呆滞贷款达白银63万两，影响了资金周转，业务陷于困境，1905年该行整顿业务时被撤销。继中国通商银行之后，1902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呈请户部立案注册，设立北洋天津银号（即天津官银号），在东北角三义庙开业，1906年袁世凯委派天津道周学熙兼任天津官银号督办。周学熙对该银号进行改革，除该银号代理天津地区金库，发行银两银元两种钞票，并大搞储蓄，开办博济储蓄银号，大力聚集资金，放款支持民族工商业，使其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柱，将北洋天津银号办成具有近代资本主义银行性质的金融机构。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以私人资本成立的志成银行在宫北大狮子胡同开张。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户部银行天津分行在估衣街（1906年迁至北马路）设立（该行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1912年改组为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由邮传部奏准设立官商合办的股份制银行交通银行天津分行在北马路开业。

从20世纪初到辛亥革命，天津市已有中国官办商办银行近10家，大部分开设在靠近旧城区一带的北马路、东北角。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天津的外商银行受战争影响，收缩业务或停业，为中国民族资本银行发展提供了机会。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也为民族银行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再加上当时军阀混战，北洋政府财政拮据，需要常年向银行借款或发行公债由银行承销。政局的变化，又使一些军阀官僚为自己搜刮的钱财找出路，这些重要的外部条件都刺激了民族银行业的发展。这一时期，民族银行业呆滞放款较少，资本积累较多，而我国第一代银行家也在外商银行和旧式银号的双重挤压下艰难地成长起来。他们多数受过现代高等教育，不少人还留学国外，掌握了西方现代金融知识，他们怀着民族感情和爱国情怀，要在民族银行业的发展上施展抱负。内外因素的结合，使得这一时期民族银行业得到了迅猛发展，新设银行达80家左右，虽然同期歇业30余家，至1927年北伐战争前，天津中国银行仍发展到40余家，其中总行设在天津的也由2家增加到14家。我国著名的商业银行大都在这一时期建立，如盐业、金城、大陆、中南、上海等银行，由于信用卓著，存款高速增长，发展迅速，盈利颇巨，成为我国银行业的中坚。这一时期设立的银行，逐渐向租界转移，这是中国民族银行业在天津发展的黄金时期。

北京是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中心，天津是北方对外开放的唯一口岸，是北京的门户。中国银行家组建商业银行时，或是将总行设在天津，而在北京设置总经理处；或是将总行设在北京，而在天津设立分行，成犄角之势。北洋政府时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的天津银行业大致可分为9类：一是北洋政府投资控制的中国、交通和新华银行；二是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北方金融界新兴势力即盐业、金城、大陆、中南四行，称之为北四行；三是南三行（江浙金融资本家创办）中来天津设立机构的浙江兴业和上海银行；四是以安徽寿州孙氏家族为代表的为服务其家族各种实业而开设的中孚银行，以周学熙为代表的为服务启新、华新等民族资本工业而开设的中国实业银行，由四川杨氏家族建立的聚兴诚银行和山东刘氏家族开设的东莱银行；五是宁波帮在天津开设的东陆、明华、中国垦业银行；六是天津本地金融界人士组建的殖业、大生、裕津等银行；七是各省银行在天津开设的分支机构；八是北洋军阀徐树铮、曹锟、张作霖等先后在津投资开办的边业银行等；九是其他一些普通商业银行。这一时期，由于军阀混战，政局多变，社会动荡不安，有些银行原以多揽政府借款为能事，一旦政局变化，借款便无法收回，银行难以维持，以致宣告歇业；有的则因所发钞票发生挤兑，一时周转不灵，不得不宣告停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几年间，是天津民族资本工商业的黄金时代。因为近代银行业的兴起对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在此期间，银行业的实权逐步转移到职业银行家的手中。银行大量吸收存款，积累资金，参与企业经营，对大型企业积极投资，对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发挥了扶持和助推作用，特别是对天津纺织、制碱、面粉、煤矿等工业企业的投资和扶持，对天津经济的发展和转型起到了巨大作用，使天津由一个商业城市迅速发展成为新兴的工商业城市。民族工商业的兴盛，商品经济的活跃，反过来又促进了天津银行业的进一步繁荣。而这一时期天津各界民众抵制日货，反对法国强占老西开，加之五四、五卅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的兴起，也在客观上促使大量外商银行存款向国内银行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天津近代银行业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势力卷土重来，致使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处于困难时期，但对民族银行业的影响并不太大。由于政府滥发公债的刺激和军阀官僚下野政客投资势头不减，民族银行业“非时而荣”，继续保持发展。

1928年国民政府南迁，北京失去了政治中心地位，许多金融机构总部也从北京、天津逐渐向上海转移。但是，由于天津是北方唯一开放的商埠，又是一些下台政客的避风港，天津的银行业不仅没有受到国都南迁的影响，而且因北京失去政治中心地位而将银行业务转向天津，使天津的民族银行业得到持续发展。在此期间，天津新设银行17家，歇业22家，从总数上看略有减少。现据1934年的调查，天津国有银行30家（其中总行在天津的有10家），本埠分支机构19家，外商银行18家，在资金规模和机构数量上都超过了北京，仅次于上海，居全国大城市的第二位，成为我国北方名副其实的金融中心。

天津沦陷后，日本为了控制华北地区的经济金融，实行对华北的经济掠夺，继成立伪华北临时政府，又设立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并发行钞票“联银券”，强制作为统一货币收兑，当时流通的中国、交通和中央银行的法币以及河北省、冀东两银行的钞票，逐步禁止除“联银券”以外各种银行券的流通。在没有发行货币准备基金的情况下，华北伪政府运用暴力强行投放巨额伪联银券，用于维持日本的军需和财政支出。此外，还强迫各家银行将法币存款和各项资产负债按4折改账，折成“联银券”，使银行的实力大为削弱。(www.xing528.com)

在日伪统治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还对中国、交通、河北省、冀东等银行实行改组，使之成为其旗下银行，由此控制和垄断了整个华北金融业。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接收了英美等国的银行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并没收了存放于租界的现银5000多万元，又以整顿金融为名，迫使部分商业银行停业或收缩业务。因此，除一些与伪政府有关的新设银行外，只有少数几家较小银行开业，大部分银行在物价不断上涨，投机盛行，“联银券”不断贬值的压力下，只能苟延残喘，勉强维持局面，甚至业务经营陷入困境，损失惨重。以金城银行为例，七七事变前，该行全行存款折合黄金约139万余两（其中天津行存款折合黄金19.94万两），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该行全部存款只折合黄金1554两（其中天津行存款折合黄金66.2两）。由于伪币贬值，物价上涨，投机盛行，工商业遭受摧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联银券”的发行额1938年为1.6亿元，到1945年10月已达1400多亿元。物价上涨指数，1945年是1937年的965倍。各大银行除同业放款外，对工商企业放款甚少，存款也日益减少，因客户大多都提款购货，银行仅靠附属仓库、证券及其他投资业务所得维持运转。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接管了天津，外商银行和官僚资本银行相继来津复业。国民党政府对天津银行业重新整顿，对沦陷期间开设的银行、钱庄，令其全部停业清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极力控制金融业，垄断金融市场。

1946年天津的银行机构除官僚资本银行外，私营商业银行被批准复业和暂准继续营业的仅有16家。国民党政府还规定以5比1的比例将伪联银券折换成法币，使银行实力进一步削弱。除了复业的银行外，许多原在大后方设立的银行也纷纷来天津开设分支机构，新设银行达20家，外商银行回津复业的也增至9家。由于国民党官僚资本加强对金融业和金融市场的垄断，它们不仅与商业银行争利，还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限制私营商业银行的发展，迫使民族资本银行成为其附庸。抗战前私营银行的存款占全国银行存款30%以上，而抗战胜利后则不足10%。尤其是国民党政府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继续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促使物价飞涨，投机猖獗，法币发行额较战前增加了45万倍，达到了天文数字。私营商业银行虽有所增加，但正常经营举步维艰，有的只好靠投机黄金、美元来维持局面，全国金融陷入混乱状态。天津也不例外，物价飞涨，黑市盛行，投机成风，银行业的经营更加困难，亏损增加，商业银行也参与投机倒买倒卖，或将资金提供给工商业的投机商，成为投机商的后台，以求分得一杯羹来弥补亏损，有的则靠出售后账物资来勉强维持生计。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和《金圆券发行办法》，实施币制改革。规定以法币300万元折合金圆券1元，正式宣布法币崩溃。国民党政府还限期收兑人民所有的黄金、白银及外国货币，再次对全国人民和金融业进行大掠夺。在此恶性通货膨胀形势下，天津银行业经营愈加困难，资力不断下降，基本失去了扶植工商企业的作用。战前天津银行业全部资力约为3亿银元，到1948年末天津解放前夕，总存款额仅有金圆券6640万元，再加上物资，全部资力也不过1亿元，按当时400元金圆券折合1枚银元，总数也只有25万银元，不足战前的千分之一。

1948年末，天津金融界有官僚资本的四行二局一库和省市银行外，还有外商银行9家，私营银行35家。民族资本银行业翘首企盼新政权，以使自身获得新生。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官僚资本银行及省市银行被接管，私营银行尚有34家，经过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1951年其他18家银行也参加了公私合营，并于1952年12月15日合并成立公私合营银行天津分行，成为国家银行的组成部分，完成了私营银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