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外商银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支柱

天津地处北京近畿，是北京的门户，又是漕粮和芦盐的运销集散地，水陆交通方便，商业发达，港口腹地辽阔，对资本主义国家倾销商品、掠夺原料极为有利，因此，天津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列强对我国进行侵略的一个重要据点。天津开埠后，各国侵略者接踵而至，先后在天津设置了9国租界。随着租界的开发，一批洋行和外国人陆续涌入天津。到1867年，天津开设的洋行已有17家，它们垄断了天津的进出口贸易，控制了对外贸易的资金周转和汇兑交易。随着洋行的设立，作为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工具的外商银行纷纷来津设立分行。

最早的外商银行是1880年英国在津筹设分行的汇丰银行，1881年该分行在英租界宝士徙道（今营口道）原海关对过开业（1923年迁英租界中街新楼营业），从而代替了兼营金融业务的洋行，成为天津第一家外国金融机构，天津汇丰银行在外国金融势力对华经济侵略中起着领头的作用。19世纪末，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对华侵略转向以资本输出为主，作为执行资本输出的重要工具——外国银行大量涌入中国。继汇丰银行之后，又有德华［德］、麦加利［英］、华俄道胜［俄］、横滨正金［日］、花旗［美］、华比［比］、东方汇理［法］等7家外商银行在天津设立机构。他们把天津作为进攻中国政治中心北京的跳板，还组成了五国银行团，通过贷款方式，向旧中国政府攫取各种特权，进行政治控制和经济侵略。由于这些外商银行实力雄厚，经济势力很大，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支柱，长期操纵天津对外贸易和金融市场。

在英法租界的中街（即法租界的大法国路和英租界的维多利亚路，现解放北路），因其地处要冲，贯穿两租界，靠近码头，直通海河和天津火车站，处于水陆连接要道，天津各外商银行大都集中于此。

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国家凭借在华政治经济特权，大量增设银行机构，至1928年，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度关闭的德华银行和十月革命后宣告清理的华俄道胜银行外，在津外商银行增至14家，其中英国2家，美国3家，日本4家，比利时2家，法国2家，意大利1家，日本在津建立的银行数已跃居第一位。至1934年天津外商银行已达18家，其中英国2家，美国6家，日本4家，比利时2家，法国2家，德意各1家。天津外商银行势力的变化，反映了列强对华经济掠夺和政治控制力的消长，也反映了中国殖民地程度的日益深化。

外商银行作为帝国主义进行经济侵略的工具，在租界的庇护下，在天津垄断国际汇兑业务，操纵金融市场，把持天津海关，掌握中国财政命脉和国库，擅自发行纸币，扰乱金融，掠夺资金。自汇丰银行天津分行建立后，天津的外汇市场就由汇丰银行把持，每日外汇行情均由汇丰操纵，以汇丰挂牌为准。由于清末中国实行银本位制，英国伦敦又是世界白银市场，汇丰银行始终把操纵中国国际汇兑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利用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借款或归还债务时机，任意压低或提高汇价，运用汇率攫取巨额利润。汇丰银行自天津分行建立后，纯益连年剧增，每年利润最初仅200万港元，1921年增至1000万港元，到1930年年利润竟达2072万港元，超过了汇丰银行资本总额。在津外商银行还成立了以汇丰银行为主席的“外商国际汇兑银行公会”，外汇经纪人必须经其指定，在汇丰银行的指导下，组成外汇经纪人公会，把持了天津整个外汇市场。

在津的外商银行还用发动侵略战争所勒索的大量战争赔款，转手以高利率借给清政府，用以换取更多的政治特权，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以汇丰为例，汇丰天津分行成立前，汇丰提供给清政府贷款不过4笔，总额1200万两，该行天津分行建立后，笔数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从1880年到1927年共提供贷款78笔，累计金额3.38多亿两，借款主要以关税和盐税为担保，每年的关盐税现款均要通过汇丰银行汇集和转拨，长期把持海关和中国国库。天津的外商银行还依仗政治特权在中国境内任意发行钞票，作为掠夺中国财富的一种手段。汇丰银行是外商银行发行纸币最多、流通最广的一家。它在1870年底发行额为170多万元，到1936年发行总额已达1.27多亿元，增长了70倍。据估计，汇丰天津分行平均每月发行额多在47万元以上。据1927年底统计，天津的外商银行纸币流通量约占天津货币流通总量的23%，严重扰乱了天津的金融市场。(www.xing528.com)

外商银行还依仗不平等条约，低息或无息，甚至收保管费吸收中国社会上的游资，聚集货币资金，然后以低利贷给外商企业，或以高利贷给中国政府，再转用作为掠夺中国的资本。清政府王公贵族、达官显要和北洋政府官僚军阀及南京政府新官僚也把不义之财托庇于外商银行为之保管，其中以汇丰银行最多，因其与官府关系密切，致使汇丰存款从1880年以后直线上升，1885年为6561万港元，1913年增至近3亿港元，1932年更增至9亿多港元，相当于全国140家中国银行全部存款总和的42%。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天津分行资本不过300万日元，但其资金积累达1亿日元，远远超过该行原始资本额。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花旗银行势力与汇丰、正金两银行相抗衡，吸收中国人的存款也超出一般银行以上，1919年该行业务汇报说，在中国吸收的存款占其国外吸收存款总额的46%。它们还明目张胆地借故拒付或打折偿还中国人的存款，用以掠夺大量资金。同时，增加对华金融投资，增强其经济侵略势力。各外商银行还仿照洋行的办法，聘任“华账房”帮其与中国政府官员和华人打交道，作为居间媒介沟通中外，以便活动于清廷大臣官府和招徕华人交易，减免授信风险，以利于加强对我国经济的控制。外商银行一方面收取“华账房”一笔不小的保证金，另一方面还通过“华账房”的“番纸”，影响并控制我国钱业的清算资金，便于掌握和操纵我国的金融市场。

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日本为了形成独占局面，采取了以金融为中心，扩充敌伪金融势力，达到控制财政经济的目的，在短短的一年内，对天津投资额即增加了5倍，对金融业的投资增加了15倍，先后开设了6家银行，正金银行天津分行成为配合日军侵华公开进行经济侵略的大本营，并先后新设了5个分店。而且日本银行还成为敌伪中央银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后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等国的外商银行均被日军接管，除日本外，其他外商银行大部停业，天津金融业完全被日伪控制。

1945年抗战胜利后，横滨正金、德华等日本、德国银行均由国民党政府接收，美帝国主义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地位，控制着国民党管辖区的政治经济，各国在中国的金融势力也发生了变化，德、意、日战败国退出，在华外国银行数量减少，英法等国势力削弱，美国银行发展较快。抗战期间停业的外商银行相继复业，但势力已今非昔比，1947年在津的外商银行增为9家，有汇丰、麦加利、花旗、大通、合通、敦华、东方汇理、中法工商和华比银行。其中美国花旗和大通银行在经办大量“美国对华援助”的结算和汇兑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在办理中美国际汇兑业务和操纵汇率等外汇控制中，占尽便利，获取了巨额利益，其资产比战前扩充了一倍。迅速发展的人民解放战争促使国民党政府加速垮台，迫使在华外商银行不得不削减机构，减少业务。

天津解放后，人民政府采取措施，取消了外商银行的特权，限制其营业范围。在复业的6家外商银行中，汇丰、麦加利、东方汇理和华比被批准为外汇指定银行，花旗、大通银行被勒令停业。1950年美帝国主义对华实行经济封锁，外商银行业务清淡，至1954年前后，各外商银行先后自动申请停业，汇丰银行和麦加利银行1954年撤离天津，华比银行和东方汇理银行也于1956年歇业，从此结束了外商银行近百年的侵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