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嘉庆年间，有山西平遥商人雷履泰在天津开设日升昌颜料铺，总号在平遥。为便于从四川采购颜料铜绿和四川商人来津采购商品，遂与该号四川分号采取两地互相划拨办法，解决现银往来，既节省了运现费用，又可避免路途被劫的危险。由于便捷安全，开业数年，获利数十万两。雷乃与其东家李正华商议，抽出一部分盈利作为生息资本，由李出资30万两，雷出资2万两，于嘉庆二年（1797年）正式成立日升昌票号，从事汇兑业务，总号设在平遥，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天津成为票号的发祥地。由于营业兴盛，收取汇水获利甚巨，在天津的山西商人有的就仿效开设票号，嘉庆十九年（1804年）蔚泰厚票号继日升昌成立，号中规则皆仿日升昌。自道光初年起，经营细布庄绸缎庄和茶业的山西商人也纷纷集资改组成立票号，其他相继成立的票号为数更多，十几年间，票号增至17家。因均系山西人开设，所以也称山西票号。由于总号所在地不同，分为平帮、祁帮、谷帮三帮，即总号设在平遥的称平帮，总号设在祁县的称祁帮，总号设在太谷的称谷帮。其中平帮7家：有日升昌资本32万两，经理雷履泰；蔚泰厚资本24万两，经理毛凤翙；蔚丰厚资本20万两，经理范凝静；天成亨资本20万两，经理侯天宾；蔚盛长资本16万两，经理李梦庚；新泰厚资本16万两，经理侯王敬；蔚长厚资本15万两，经理范光晋。祁帮7家：有大德通资本24万两，大德恒资本24万两，三晋源资本22万两；存义公资本22万两，合盛元资本20万两，中兴和资本16万两，大盛川资本20万两。谷帮3家：有志成信资本26万两，协成乾资本24万两，大德玉资本20万两。
各票号设分号于各省通商大埠，南至两广云南，北及新疆伊犁，有的设分号30余处，构成全国汇兑网，有的分号更远及境外，东至日本大阪、神户，南至我国香港、新加坡，北至库伦（今乌兰巴托），甚至远及莫斯科，形成一个境内外商业汇兑网。票号的主要业务是经营汇兑，后来发展经营存放款业务。由于票号业务便于商民，无论独资或合资，均属无限责任，深得信任，营业繁荣，获利颇多，同时对商品物资流转，开展中外贸易，繁荣市场起到了促进作用。咸丰、同治时代，因时局纷乱，票号变化不大。及至光绪，后起的票号复有不少，平帮增加5家，祁帮增加2家，谷帮增加2家，达26家。1860年天津辟为商埠，洋货直接进入天津，商业繁荣，票号业务亦有了新发展。1850年至1867年间，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因交通阻塞，委托票号代汇军饷税收，取得清政府的信任，各级官吏搜刮百姓的财富和清政府的税款都交由票号存储，使票号存放款和汇兑业务大增。再加上当时交通不便，运现非易，有票号为之收存和汇兑的便捷，所以各省政府公款和贵族显宦之私蓄多存于票号，资本仅一二十万的票号存款就多达三四百万至上千万，存款大增，汇兑灵通，汇水利息源源而来，票号营业之扩张，获利之丰厚，以光绪初至庚子前的20余年为最佳，每股红利达六七千两至一万五六千两之多，是山西票号的极盛时代，而且票号多达34家，其中规模较大的有20家。票号也由此逐步走上了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道路。1900年“庚子事变”，天津票号受损较大，但清廷回京后，各级官吏依之如常，损失有所弥补。与此同时，天津本地银号也逐渐兴起，并不断扩大发展。1860年天津开埠后，随着1880年英商汇丰银行来津筹设分行，外国银行开始进入天津，票号营业受到影响，尤以国家银行和各省官银号的建立，政府公款由国家银行和各省官银号次第开办，票号公款生意失去大半，无力抗衡。至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被推翻，票号失去靠山，放款不能收回，业务大受影响，已成强弩之末。由于票号资本薄弱，无法适应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要，难与银号、银行相抗衡，而且墨守成规，错失了清政府邀请票号以入股方式参加国家银行的机会。此外，在津各票号负责人曾联名向总号申请改为银行的建议，遭总号拒绝。1921年票号交往极密、贷款最多的天津日商平野洋行，因贩卖金丹鸦片案被揭发，经理平野秀三携款逃回日本，使天津各票号吃倒账80余万元，损失巨大，纷纷倒闭，相继歇业，最后仅存大德通、大德恒两家，收缩分号，留天津一处改为银号继续营业。在中国金融史上盛极一时的山西票号，经过百余年的曲折盛衰，结束了它在天津的历史命运。(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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