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和顺当业亲历：从营业到成功

俞耀川

我自幼进入当业，从15岁学徒到67岁失业，在当业服务了50余年。现将我在天津从事当业之经历简述于下。

我原在北京东华门大街利源担任掌柜之职（专营收当）。1914年我30岁时，本当总管刘禹臣将我调往天津和顺当。初到天津，我看到“中国地”的当铺与租界的当铺有所不同，区别在于“中国地”的当铺为大当铺，而租界的当铺为质铺。“中国地”的当铺共19家，月息2分5厘，两年满期；租界的质铺共50余家，月息3分，18个月为满期。以上各当铺，俱是山西人经营，被称为“山西帮”。

我未到天津之前，听说民国初年刘禹臣约同满族好友李云台同往天津租界拜访清朝官宦、遗老增寿臣，商定出资5万元在日本租界开设天顺当，这是北京人在天津开设的第一家当铺。民国三年（1914），又经刘禹臣约会李云台并满族钟杰男，想在天津旧城北门内大宜门口创设和顺当，但是当时天津县政府规定：在天津开买卖股东必须是天津本地人并素有名望，由他们出资经营；另外开设当铺的房产，必须是股东自有房产，才准开设。除以上两项困难之外，尚有同业的“山西帮”排挤，所以刘禹臣不得不改为责任无限公司，集资股本20万元，呈报北京商部注册。由刘禹臣领衔为总经理，李云台为副经理，钟杰男当监察人，并有当业内行人刘师竹为监理。呈报后，经商部批准，开始进行筹备。

以责任无限公司开设天津和顺当，暂定集资20万元，每股1000元，股票记名。在认股的人之中清朝遗族占多数，计有前清内务府总管大臣增寿臣，庆王府钟伯琴、悦仲英、铨季达，那中堂的后人绍幼琴，某贝勒府悦二奶奶等，其余投资入股者并有之。

原天津北门内大宜门口路北，旧有当铺房产一处，内部梯架、栏柜、家具一应俱全。房东是天津有名的盐商（益照邻）张锦文，本地都称他为“海张五”。我听说租房的时候，是托天津市古玩行商人车启堂婉转向房东本人直接面商的，商定家具1万元，倒底1万元，每月房租20元。房租所以如此价低，是因庚子年间天津损失过重，原有的盐、当商元气已伤，一直无力复业；而且“壬子兵变”时这些店铺又遭受严重打击，故低价纷纷出让。

当铺房门前有高大幌杆一座（天津叫做桅杆），好像大庙前的旗杆。地面石座以上竖立五六尺高夹杆石，夹着直径一尺多粗的圆形大旗杆，高约4丈左右，中间有四五尺长方金色云牌，朝前龙头，朝后龙尾。龙头下边有铁圈，以备悬挂幌子。幌子的形式与早年钱铺所挂的幌子相似，俗叫纱角，上边白铜帽，下边白铜托，中间用青布叠成褶，高约3尺，粗约3寸左右，上下与铜帽、铜托相连。铜托以下系有二尺多长红色羽毛纱和红绸子，相交垂下，风吹飘摆，远望很是美观，一看就知道是当铺的标志。不过每日摘挂很觉费力，后来改为每逢旧历初一、十五张挂两次。当铺的房屋是临街路北，大门洞一间，往西相连柜房4间，接连又是3间。柜房对面有小楼一座，东西厢房各3间，中院北大库房5间，东西库房各1间，有人看守库房。后院北库房5间，东西库房各3间。总共房70间，地基约3亩左右。

和顺当的内部组织及规章制度等与北京当业相同，最高层是总经理（本业中称总管）、副总经理、代管、经理、副经理。总经理刘禹臣代表众股东监督对内、对外一切事务，对内监查账目，对外交际，筹划资金等。李云台常住在本柜，代理总经理之职责。刘师竹辅助总副理，对内事务有代行总管之职权，遇事承上启下。王子泉经营本柜营业，掌管一切事务，对于人事任免升调，须回明总管，共商裁夺，最后由总管决定。张鹤峰协助经理处理日常事务。吴锦堂职责与副事同。

以上这些人都是年账分红（叫做吃股份）的，其下伙友都是拿月薪的（当散众伙友）。分为头柜（俗称大缺）、二柜（俗称二缺）、三柜（叫三缺）、四柜（叫帮缺）。头、二柜大部分是收当、接待当户，三柜、四柜多是接待取赎的顾客。凡是柜上某部分忙，采八角就到哪部分辅佐协助。大包房达经营库房架货、首领房贵重物品，往里收存，往外提取。二包房达协助大包房达互换管理银钱出纳事项。正账负责管理内部细账，书写年总、月总，辅助襄理重要事务。帮账又叫账桌，专写当票、编号、川号、一门任务，余不负责。首饰房辅佐包房达管理首饰出入，帮助管理银钱。包房如库房一切事务，如抖晾皮衣、腾挤架货、盘货等。以包房协助卷当取当，并库房事务。徒弟负责取当、卷当、开关库房、来了客人沏茶、学习当字珠算等。厨子有一人或有帮厨一人，本柜人多，每顿饭分三班，先后换班吃。更夫五六人，负责分前后夜巡更，白天轮流帮厨房切菜煮饭，并兼外善事务。以上人员不过二十七八位，以后陆续增添。一切就绪，和顺当于1915年正月初开始营业。邓荣泉专责站掌接收当物、鉴定物价高低、分别货物真假以及各种对外事务，本柜内政概不负责。俞跃川襄助头柜，并担共同责任。

和顺当开市的时候，正是壬子年变乱之后不久，市景渐渐好转，天津“中国地”的当铺只剩11家，后来陆续增到19家。

山西人经理的当铺有中祥当，独资股东是“长原”杨；天巨当，与中祥当均在天津河东；德恒当在磨磐街，总管袁德庵，当业公会会长；同巨当在东门内；中昌当在南门内；辑华当在河北大街，股东是河西务人，为军阀陈光远所开。益兴当在河北大街，股东是盐商卞月亭，做过总商会会长。协和当、麟昌当均在西头；万成当在南门外；裕生当在北马路西北城角；德华当在西门内，与辑华当是联号。福原当在南门脸，本地东，本东房；和祥当在三马路，股东是天津人郑凤鸣；隆沅当在三马路；义泰当在南马路；杨柳青还有一家，字号不详。

北京人经理的当铺有和顺当在北门内，集股总管是刘禹臣；沅祥当在西北城角，股东是天津人，总管是北京人杨润齐。

以上19家中“山西帮”之外，“北京帮”只两家。

各国租界之内的“北京帮”，我所知道的有天顺当在日租界，独东是增寿臣，总管是刘禹臣；恒顺当在法租界，独东是增寿臣，总管是刘禹臣；元顺当在日租界，独东是王子铮，总管是刘禹臣；巨兴当在日租界，总管是张仲平。

在民国七八年（1918—1919）间，日租界内尚有山西帮当业10家，与“北京帮”联起来统共14家。经刘师竹、张仲平发起，日租界成立当业公会，目的是将14家团结起来，不准在本租界内再增设别家当业，以免生意减落之虑。彼时日租界警察署内有副总办、日人弓野力男与刘师竹结交甚厚，经蒙批准照章施行。

在这以前，天津本地旧有“山西帮”当业，经受“壬子年事变”之损失，资本不甚充足，所以我们初到天津正是时机，营业日益畅旺，每日收当总在400来号，当出款项一千二三百元，比北京当铺的号数与出钱多三四倍。做到两年期满的时候，架本上到30万元之巨。从此以后，除应下架本之外，架本不断上到40余万元，人员也增到三十二三人，这与本当所处地势有关。本当居于北门之内，当户除近邻居民，并作房旅店之外，大多数是西北城角——“西头”的居民。其中那些车夫、脚行、泥瓦匠等，真有清晨起来，不当当就没饭吃的。他们早晨夹着被褥当出，白天赚了钱，晚上赎出来再盖。当铺总说这种营业便利市民，又说能够维持市面金融，实际确属剥削穷人，当户才使了一天钱，可是出了一个月的利。只要成交写了当票，就是一个月利钱。当天赎的（铺内叫做打即）账上写个“即”字。再有一种叫“过五”，一个月零五天收一个月利钱（让五天），一个月零六天就收两个月的利钱，所以叫过五。每到一个月零五天，有些当户拿着一个月利钱，将当票按原本改当（叫做换票入利），月月如此类推，这样他们每一年只出10个月利钱（月息改为常息），还不用顾虑将当当死。还有一种，天津人讲究佛前供器，每到年关，高大锡蜡扦、五供灯托等等被大批取赎。除这几种当户外，普通是皮、棉、夹、单衣，金银首饰等数为大宗。“中国地”的当业，还有一种入利（短倒）的章程。这种入利，不是当多少个月入多少利，而是假如当了24个月而怕当死，先入上几个月或十几个月的利。譬如当了20个月，现在入上10个月利，当铺就给你改一张10个月的当票，如同倒退10个月当的。如此办法，当铺内部的手续可就冗繁多啦，24个月之内收当的账簿，不能结尾，每月的当案仍要保留（天、地、元、黄……每月一字），最费事的是这种短倒号，不能归在当天所当的号数之内排列一起，往架子上安排，况且库房以内的架子，也是各分各款，如皮扁包、棉扁包、棉衣、夹单、被褥，以及首饰房、瓷器房、铜锡等，只好将各种项目，分款另存于短倒过的架子上保存。这宗短倒都在阴历年底，因“中国地”当业规章，在腊月初一至月底减息，先由县政府发布告，照例取息2分5厘，减去5厘收取2分，每遇歉年还要重减（延期半个月或10天）。以上短倒与减息，只是天津本地的事业遵章施行；各国租界的当业，无此循例。每年腊月上半月，短倒入利者还不多，到腊月十五以后，本铺当家的就要去北京托京中联号执事人代邀同业赋闲之人，来天津本柜帮年忙。每年邀请20位左右，于腊月二十三日前后陆续到来，分派各项工作：帮账桌（经出书写当票，并往当物上川小号）、帮助（办短倒）、检票子（将取赎的当票按字顺序垛齐，钉成打）、收票子（接待赎当）。(www.xing528.com)

腊月三十这一天最忙，收当号数达一千二三百号，当出款项四五千元，取赎的当票过秤有八斤重。忙到天明，正月初一连市，为的是“祭幌子”并“当吉祥当”。事先将幌子上下铜帽、铜托擦亮，中间幌衣子外层系上几绺千章，用红纸将千章的两头粘绕小纸条，往长一抻，两头往幌衣身上一系，下边的幌绸，换上鲜红的绸纱。在开门以前，栏柜中间铺上丈余红色绒布一块，将幌子横放在红布之上，柜外边朝着柜放上桌子，上边是千章黄钱、元宝、蜡，当家的朝着幌子，烧香叩头祭毕，柜里边是大掌柜站中间，二三掌柜站两旁，每人面前在柜台以上摆着一盘硬木算盘，大掌柜呼声开门，伙计用竹杆将幌子请出挂好。这时候，三位掌柜将算盘一齐向外面一立，在红绒布上磕三下，再将算盘用双手捧起一举，用力向外摇晃几分钟，撂下来再磕几下放稳，这时有三个徒弟，身穿蓝布褂，头戴红缨帽，手中都拿着“吉祥当”（一个拿元宝，一个拿如意，一个拿小瓷瓶）从柜房门外进来。他们先说几句吉祥话，再分别将物件递给三位掌柜。大掌柜领先一边走一边吆喝立市元宝一千，二掌柜随着吆喝吉祥如意一千，三掌柜是平安吉庆一千，遂将事前备妥的三张当票并用红头绳穿好的三串大个铜钱，分别递给徒弟，徒弟另由柜房后门进来，将钱、票放下完事。在前三号吉祥当将当完，早有本地看街的夹着一条破旧的红布单裤，往柜上一放，掌柜的拿起来，不用讲价钱，格外加倍多写，意为“千金宝库（裤）”取个吉利，此号的当价比卖价还高。将这些办完才上门休息。

二日派包房达陪同由北京约来的帮年忙的诸位出去逛逛天津，或到落子馆看看玩艺儿，晚间由本柜当家二三人到帮忙人休息室按位致谢。奉上每人红封套一件，内封酬劳10元，次早购妥火车票，送往登车。

“中国地”当业与租界里边当业生意的来源不同，因“中国地”当户多数是底层居民，所当的物品，零星号数最多，所以显得很忙。以和顺当而论，架本40万元，库房统存号数在10万号左右，每号合4元。而在日租界的天顺当每一号合10元有零，皆因租界内的当户上等富户居多。民国之后，清朝废官遗老稳居租界，奢华成性，生活费用难免缺乏，到当铺交易者颇有之。后来军阀争权夺势，迁居租界者也不少，每遇到一时不便，也是当铺营业之来源，况租界比“中国地”保险，“中国地”的大号生意往租界当铺去当者亦有之。像“中国地”有名的富户长沅杨、益德王、振德黄各大盐商，有时也当当；还有穆庄子的穆与日租界天顺当交易最深，用钱时总是几只皮箱，里面装满上等细毛皮衣，一号就当千八百元。天顺当与和顺当是联号，所以有时见到特种高贷，有一次，“中国地”的生意，当在日租界天顺当，当物是白玉（件头），都是一尺来高的白玉瓶、罇，还有玉洗子、钵、盘等，每一件价值千元之谱，至于金珠、翡翠等类，经常可以见到。那时“万人迷”在燕乐升平茶园说相声，他有缎面红狐烙贴印皮袄马褂，送到天顺当就当了300元。唱小生的邓兰卿戴的钻石帽正，有3克拉多，也能当七八百元。而“中国地”的和顺当这种上等物品虽不多见，但偶尔也有富户有些小量用款，或是时间赶不及，所以也有些生意可做。

“中国地”的旧章，当业商会仍遵守总商会统辖，到期改选。日军侵占天津以前，我已被选为当业公会常务委员。七七事变后，有东北裕民公司执掌大权的日人谷内嘉作，驻北京特务机关，有时在军部召集天津、北京、唐山三市当业公会会长，要挟当业与他合流。彼时天津当业会长是麟昌当经理祁云五，我有时同他到北京开会与日人交涉。有一次汉奸王荫泰与北京市商会会长邹泉荪同在北京。王荫泰执掌的商业部辅助日人威协当业与他合流，结果，天津、北京坚持拒绝，宁愿自消自灭，也不与之合流。祁云五时已60多岁，经累次争执与途劳，从此染病，故于异乡。于是我就被选为天津“中国地”当业公会会长，继续维持现状。

1927年11月21日，住在天津城内二府衙门并广东会馆的杂牌军队有开拔的时候，各兵丁身背大刀，腿插利刃，气势汹汹，布满街市，扰商扰民，对当业更勒索，强硬值一当十，刚应付走一班又来一班，“中国地”的当业俱受损失不少。在这以前的二三年，吴佩孚由京奉线率兵东下，所有伤兵退回天津市，抢吃抢喝，饭铺酒馆闭门，小贩不敢出来叫卖，当铺柜前，站满伤兵，这个要当裹腿，那个卖出铁球要当数十元，本营警察无法维持，各业商会负责人出来维护各业，婉言向众伤兵说合，结果是商家吃亏而已。

再说同业近邻。西门里后开的徐华当、西北城角的沅祥当，都是和顺当顾主来沅之要路，所以和顺当经此内外伤，生意屡见下降，但尚能维持。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当业对日伪拒绝合流，预计决无好果，故在日军投降前两年，经总经理刘贡南（此时刘禹臣已故）拟定将各方股东股本，原数保持归回，相继将天津4号陆续呈报歇业。

和顺当结业之后，刘贡南想把我调回北京联号之中，暂维现状。彼时京号并不缺人，恰有天津北门内正阳金店经理冯某对我说，愿出资金10亿元，将此旧业重整起来，字号改为祥顺当。彼时我正充任当业会长，一切手续上都很便利，所以我就婉辞刘贡南之美意，接受冯伯卿新股东的委任，职责是总管代理当家。此时市面金融就有些不稳，银行号对存户增息，而当业取息，除照章2分5厘之外，不得已也增加栈租费、手续费。此项增加，确无准则，只能维持目前生活费用而已。祥顺当开业两年，日本投降，国民党接收天津，惊动全市商民。其中有投机倒把之户，唯恐积存货物过多，查出充公，因此布满街市出摊叫卖。法租界菜市成为临时货场，堆积布匹衣袜甚多。国民党官兵见物就拿走不付钱，向其要之，彼说：“老子抗战八年，穿几双袜子还要钱。”

祥顺当股东是天津人冯伯卿，经营金店业，甚是发展，在天津北马路有正阳北号，法租界有正阳南号，盛极一时。但祥顺当开业6年间，其营业有盈余。市面金融，屡见贬值，彼时正是王云五执掌财政部长，办理不善，紊乱已达极点，结果1948年8月间，施行法币3万元折合金圆券1元。对于当业，当户用金圆券1元赎回大批当物后还有余，将当铺的成本折合已罄。至此不只津市当业灭亡，甚至解放前夕北京的当业，相继消灭无存。

和顺当自1915年开始营业以来，一切内部组织和各项账目，均与北京当业规章相同。股东得息原定官息3厘，后改5厘。5年以后，红利分列七八厘，10年以后，逐年总在一分二三，没有退股之家。

营业方面获利分为两种：一种是当户赎当，按月付给当铺的利息，此为票利；一种是当死当号，卖给估衣铺所得余利，此为估衣利。由这两种得利之中，除去本年所有薪金、伙食、米面、杂费、外利等一切开销外，每年得利总在3.5万元上下。在此开业以后的10年前后，生意极其兴旺，不但股东得利甚优，就是伙友、同人亦很沾光。

年账分红，是按东七、伙三，伙这方面是从总经理一直到当家、副事，是吃股份的分润之，散众伙友，不在此列。以我当家的职任，每年可分千元左右。

上边所说卖估衣，就是24个月满期的死号，拿去卖与估衣商贩。假定死号本钱是1000，可卖一千三四百元，卖一次估衣，伙友可以分到一次零钱。这笔零钱，是从卖出去的总数按3分3厘提出作为零钱。同业之中，皆是如此，叫做三三提包，每1000元提33元。规定估衣卖不到1000元或者卖扣头（就是不够本钱）不再提包，伙友就不能分零钱，只挣月薪而已。

直奉战争时期，估衣行情低落，彼时当业的死号，卖到八扣左右（亏本）。不久，行情恢复原状。自从我们联号在天津成立天顺、恒顺、和顺、元顺四顺之后，生意日益畅兴，京帮当业逐渐形成，计有原北京三里河济通当的总管张仲平，在天津日租界开设巨兴当，原北京西长安街乾和当的总管杨润斋，在天津西门里开设沅祥当。虽然“京帮”在津设立当业有所增加，但比起“山西帮”当业，仍相差悬殊。

口述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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