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商自述：家居东圈门旧宅，经营盐务泰合成，对人民贡献有微力

周叔弢

编者按　周启乾是周叔弢先生之孙。20世纪80年代初，曾有人为其祖父写传。据说只访谈了短短的一次，记者就洋洋洒洒写出数万言之多。其祖父阅后认为内容多有夸张和不实之处，诧异作者究竟是如何编造而成，即交有关部门封存，不使扩散和流传。大概正是由于这一诱因，老人考虑有必要澄清事实，并为此而有所准备。1983年10月周先生因病入院治疗期间，即应周启乾的请求，述及家世、早期接受教育与工作情况，内容虽过于简短，但也反映了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的大致轮廓。次年2月，老人即以93岁高龄辞世。选刊于此，以飨读者。

我原名暹，字叔弢，清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生于江苏扬州，原籍安徽东至县（原名建德，后曾改为秋浦、至德）。自1891至1904年间，家居扬州东圈门旧宅。祖父周馥（1837—1921）出自李鸿章幕府，曾任天津海关道、山东巡抚、两江总督及两广总督等职。父亲周学海（1856—1906）是祖父长子，曾考取进士，并任南河同知，驻淮城约两年。其后遵祖父命不再做官，而改为经营盐务，是为“岸商”，承担江苏泰兴一县的专卖，字号称“泰合成”，估计这笔钱来自祖父。此外，还在原籍经营“公益直”当铺，是一个慈善事业。父亲自幼体弱，但精于医学，自著有医书六种，并校订、刻印有《周氏医学丛书》行世。

父亲与母亲徐氏共有子女12人，除我的两个姐姐早亡外，兄弟姐妹共10人（5男5女），在男子中我排行第三。1896年我6岁时开始读私塾，开蒙老师为王武禄（字维斋），其后又有镇江赵姓和铜陵章姓的老师。学习内容有《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另习英语。英语教师余莲舫是个天主教徒，虽然英语水平很差，但酷爱照相，我亦受其影响，后来成为我的业余爱好。当时看过《黑奴吁天录》及《茶花女遗事》。我记得大哥说《黑奴吁天录》是“黄书衣”，大约预示将来会有《黄奴吁天录》吧。我们读后都曾激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深有濒临亡国之同感，议论说将来恐怕也要做一部“黄奴吁天录”了。

1904至1906年间，值祖父在两江总督任内，我亦随家居南京官署内。其间，虽曾入中正街的思益小学学习，并名列前茅，但为时仅两个月，其后即遵祖父命回所居总督衙门，设私塾延师教授数学、物理、化学、英语等课程。英语老师的名字已忘，但记得他是福建人，任江南高等学堂的校长，是严复的弟子，曾见过严复为他题写的折扇，严复题名我还记得很清楚是什么样子。英语的教材则是美国人编写的读本，还有英国人为印度人编写的语法。塾中同学除我们周氏兄弟外，尚有劳笃文（其父劳乃宣是祖父的幕僚）、陈方恪（陈三立之子，寅恪之弟，亦是思益小学时的同班同学）及其他幕僚的子弟。

在为时10年的私塾生活中，主要受训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尤其受“桐城派”文章的影响甚深，后来自己做起文章，亦有如“三寸金头”，十分拘谨。此外，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特别是阅读严复译《天演论》、《群己权界论》、《原富》等书，印象特别深刻。这些书是父亲殁后从南京回扬州自学时翻阅的。长兄周达（字伯荣，后名美权）长我12岁，当时具有维新思想，曾集合一些朋友，延聘一日本人住于家中，并举办传习所，介绍西方知识。长兄还曾授我以数学书《比例汇通》。对于严译西方学术书籍的阅读，引起了我对西洋哲学的兴趣。

1906年我16岁时，父亲殁于南京，我家随即迁回扬州，我亦结束了10年的私塾学习。父亲遗嘱将遗产分为六股（只限母亲和我们兄弟五人，姐妹则不能继承），内容是对其作为盐商的股本“只分利，不分本”，这样，我们每人都各立了一本账，于年终结算后分取当年盐店的利息，多时约可得6000元。这时，我在经济上便自立了。此后，分别以10000元和银10000两入股于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矿务公司，成为我作为资本家的开始。

父亲死后，我虽不再就读于私塾，但却继续杂乱地购买和涉猎了大量书籍。曾从魏繇（号季词，系魏源之孙）学习《说文解字》，但受益不多。《李笠翁一家言》、袁枚的著作以及《水浒》、《彭公案》等都在涉猎之内。然而，却也养成了一个不好的习惯，即“好读书不求甚解”和“观其大略”的毛病，各种书籍涉猎虽广，却都像看小说那样，浅尝辄止而没有下苦功深入钻研。不过，当购得张之洞《书目答问》后，遂使我能按图索骥，依照该书提供的线索购求书籍，扬州辕门桥的两家书铺“文枢堂”和“文富堂”都是经常光顾之处（文枢堂主人姓汤，文富堂主人姓邱）。由此，我开始了较系统地买书和藏书的生涯。

1909年母亲在扬州去世，我所患肺病亦渐趋好转。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后，随全家自扬州迁往上海，时祖父亦到上海。1912年随祖父至青岛完婚，娶妻萧氏。1913年初得子一良，但萧氏旋即病故。这时，清末遗老以作为德国租借地的青岛为世外桃源，为逃避革命而麇集于此。我到青岛后，即从德国传教士卫礼贤习德文，每天要记20多个单词，其间约10个月。一良亦托于卫家，以得照拂。卫在中国长期居住，精于汉学，曾把不少中国古典，如《论语》、《孟子》、《韩非子》等译为德语。卫对我说，德国的康德像中国的孔子一样，是德国的孔子，如果能译成中文，比德文还好懂，于是同我商量先试译康德著作。我们选择了一篇康德致友人书，由卫礼贤口译，我笔录，并请劳乃宣润饰译文，名为《人心能力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二本书已选定翻译《康德传》。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军进攻青岛，我便举家迁来天津居住，至今已近70年。

初来天津时，先住四叔周学熙家，后单独居住，并续娶许氏，生活来源仍依靠盐店的盈利及启新、滦矿的股息（不久之后，即把盐店股本卖出），因这时家庭人口尚少，故相当富裕，主要的兴趣和嗜好有三：

购买善本书籍。因为宣统元年在扬州买到一部《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书的知识比过去多了，善本书这个名词在脑子里也有了。

照相洗印。买了一些新式的照相机，兴趣也高了，因为在技术方面想提高，所以订阅和购买了一部分照相杂志和书籍。

购买其他书籍。有时也买些英文文学书和哲学书，也可以说是在好买书这方面的表现，而英文也因之有所进步。(www.xing528.com)

前者贯通于我的一生，使我能以微力对人民有所贡献（自述中随后还有一句话，老人在审阅时将其删除，这句是“后两者则使我的头脑不甚顽固，比较易于接受新鲜事物，及至后来接受唯物辩证法等革命理论，都不无有益的影响。”——记录者）。

1919年四叔在青岛创办华新纱厂，命我任专务董事，一切经营管理另有经理，我处于监督地位。现在想来，是因他要培养自己的子弟，而我在其子侄中似还能做些事，所以我初出书房门，即担任了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青岛华新纱厂从签订合同购买机器，到验收安装投产，我都亲历其事，参加了建厂的全过程，是通过美商海京洋行购买怀汀厂的机器。经理是杨锡仁，负责安装机器的工程师是邓余森（南通学校出身）。安装电机的是美国人，装机器的是爱尔兰人，此前为英国机器，有2.5万～3万纱锭。

四叔为了训练技术管理人员，特聘请日本技师在天津开办为期6个月的技术训练班，名为棉业传习所，训练纺织和植棉人员，我参加了纺织训练班。当时中国没有关于纺织的书籍，是勉强阅读英文书。我的英文及纺织技术都很粗浅，学起来非常吃力，后来亲自参加工厂建设的全程，使我从实践中逐渐得到经验，为管理工厂打下了一定基础。1922年因肺病复发和咯血而离青返津休养，除阅读英语照相书报外，继续搜求善本。

这时，新建不久的唐山华新纱厂，因经理李子贞和董事长杨味云之间矛盾十分尖锐，无法调和。李勉之之父李希明（启新唐山厂总管，李子贞学德文的同学）建议由我继任经理。原任经理李子贞，本是祖父在山东巡抚任内的德语翻译，我曾在随祖父赴两江任内的兵船上拜其学过英文。李为人十分正直，且用人得当。李对我说，有你来接替，我就把厂子交给你。我到唐山华新是人请我去排难解纷的，我这个经理不是谋来的，被聘为唐山华新纱厂经理，直至1936年。

在企业的管理上，我坚持“劳于求贤，逸于用人”八个字。例如，作为经理，要与社会各方应酬联系，我则全靠副经理劳笃文一手办理，以致我在唐山工作的十年间，竟然没有见过当地的公安局长。此外，在工务上则依靠袁敬庄，后来建立布场，则有李勉之主持其事。总之，成绩主要是别人做出，而我的“功劳”只在于用人而已。

1928至1936年间，又被聘兼任天津华新纱厂经理，这里也有一段经过，也是人请我整顿去的，不是我谋来的。天津华新纱厂建立之初，正值欧战之后棉贱纱贵，纱厂不管经营好坏都有高额盈利，但当时用包工法，弊端很多，利润大减。九叔周学辉是该厂大股东，欲谋整顿，并希望我去。我不得已应允兼任天津华新纱厂经理。我明知这件事要有效果，非大力清理不可，一定得罪不少人。到津厂先着手整顿组织，更换不相宜之人。于是掀起轩然大波。社会局也来了解，报上当新闻登载。总之我无私心，去的人说不出什么具体理由，风潮也就自然平息下去了。

华北地区沦陷后，天津的六个民族资本的纱厂已有四家被迫卖给日本人。中国民族资本先天不足，自银行贷款利息甚高，因此成本也随之提高。与此相反，日本工厂则成本低而技术水平高，故产品能在中国市场倾销。面临这种局面，天津华新纱厂也处于赔钱状况。为维持生产，必须向银行借款，但此时银行拒绝出借，只得向股东（多为周氏族人）求援。在此困境中，日本资本又趁火打劫，以威胁利诱之手段，强行收购工厂。围绕卖与不卖，令人煞费苦心。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为了对抗外资，我虽欲“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但公司主体是股东会，我一个人不能做主，于是开股东会来定方针，是否出售。当时决定出售，以免赔光，推出我与许季裳为代表与日人洽谈。日本人有两家争购，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将我俩找去，强逼立刻答应究竟卖给哪一家日本工厂，否则即将人强行扣留。这时，工厂赔钱，难以为继，股东们亦群起向工厂索还存款，在此内外两难的情况下，我们被迫答应将工厂出售，至今内疚于心。同是1936年，处在殷汝耕的伪冀东政府治下的唐山华新纱厂，也遭日本强迫加股合办。

在1936至1945年间的沦陷时期，我被迫离开这两家纱厂，并失去了经济来源，只得靠出售图书、字画维持生活。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我被推为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沦陷期间，袁世凯之子袁心武和陈范有分任启新正副经理，工厂几乎等于日本的军用工厂。日本投降后，袁等以汉奸嫌疑心虚害怕，难以继续任职。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翁文灏也派出接收大员，准备担任总经理一职。我在战前曾任启新的监察人，在安徽人中尚有一定声望，遂要我做副总经理。拟委任为总经理的姒南笙，与我外甥孙鼎是连襟，姒坚辞不就总经理职，而推我担任。启新总事务所设在天津，而工厂在唐山。我在就任之初，仍然抓了人事的裁汰和补充。例如，袁心武的弟弟等都被我裁掉了，在裁人问题上同样引起轩然大波。此外，还在报纸上公开招聘大学毕业生，经考试合格后录用，计录用12人。由于不是安插私人，故效果尚好。1954年启新实现公私合营后，我即改任董事长。

（周启乾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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