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园林：张伦之宅园最豪华私家园林的另一面

《西京杂记》有这样一段记载：

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圃之乐，作曜华宫，筑兔园。园中有百灵山，山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又有雁池，池间有鹤洲凫渚。其诸宫观相连，延亘数十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毕备。王日与宫人宾客弋钩其中。

梁孝王为汉文帝次子，汉景帝之弟。《史记》中言其“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兔园当在其中。园中有山石岩岫，雁池鹤洲，宫观建筑，奇果异树，瑰禽怪兽等景观，是一座以射猎钓鱼为目的的园林。

汉代地主经济发达，私人造园已不限于王公贵族。汉武帝时茂陵富人袁广汉所筑的私园规模就很大。“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养白鹦鹉、紫鸳鸯、牦牛、青兕，奇兽怪兽，委积其间。积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潮，其中致江鸥海鹤，孕雏产鷇，延漫林池。奇树异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连属，重阁修廊，行之，移晷不能遍也”。（《西京杂记》）袁广汉后来有罪被诛，园林也被收归官园，“鸟兽草木，皆移植上林苑”。

东汉桓帝时，大将军梁冀在洛阳大起宅第，广开园囿。“采土筑山，十里九坂，以像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训兽，飞走其间。”（《后汉书·梁统列传》梁冀的私园不只一处，规模都很可观。

西晋石崇“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石崇《金谷诗序》）这就是有名的“金谷园”。石崇在《思归引序》中，曾具体叙述了该园的景观和自己的园居生活。“其制宅也，却阻长堤，前临清池，百木几于万株，流水周于舍下，有观阁池沼，多养鱼鸟。家素习枝，颇有秦赵之声。出则以游目弋钓为事，入则有琴书之娱；又好服食咽气，志在不朽，傲然有凌云之操。”石崇之富，当时无人可比。《世说新语·汰侈篇》，曾记载了王恺与石崇斗富之事，“武帝（司马炎）……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励。崇……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正因石崇如此富有，所以其金谷园亦为世人所瞩目。

北魏迁都洛阳后，私人造园开始兴起。杨炫之于《洛阳伽蓝记》中这样写道：“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后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私家园林中以张伦之宅园最为豪侈。“园林山池之美，诸王莫及。伦造景阳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岩垂萝，岭崖相属，深蹊洞壑，逦递连接。高林巨树，足使日月蔽亏；悬葛垂萝，能令风烟出入。崎岖石路，似壅而通；峥嵘涧道，盘行复直。”（《洛阳伽蓝记》）张伦的宅园以叠山为胜，重岩洞壑，石路涧道全为人工所构。高林巨树、悬葛垂萝，点缀其间，宛若自然水山。张伦叠山技法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由上述记载可以看出：皇亲贵戚、世家官僚的园林是以“豪华”、“绮丽”为目标的，虽然不能与皇家园林的壮丽气势相比，但在心理上还是有意无意地比拟皇家园林。这是私家园林中尚大、尚丽的一个方面。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以“简朴”、“淡雅”为特色的文人园林。东晋人孙绰于《遂初赋》中曾表露出文人造园的理想与追求。“余少慕老庄之道，仰其风流久矣。却感于陵贤妻之言，怅然悟之。乃经始东山，建五亩之宅。带长阜，倚茂林，孰与坐华幕、击钟鼓者同年而语其乐哉。”《宋书·刘面力传》记刘面力造园经营园林之事，“面力经始钟岭之南，以为栖息。聚石蓄水，仿佛丘中，朝士爱素者，多往游之。”陶渊明退隐农村所建的宅园则更为简朴。“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私家园林从豪华、绮丽，而变为简朴、雅致，造园的创作方法也从写实而转向写实与写意相结合。这种变化与魏晋时，老庄哲理、佛教精义、魏晋风度、名士风流以及诗文趣味的影响、浸润有关。简朴、淡雅的小型园林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赏。北朝文人庾信曾写了一篇《小园赋》，以赞美的语气肯定了小园的造园风格。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壶之中，壶公有容身之地；况乎管宁藜床，虽穿而可坐，稽康锻灶，既暖而堪眠；岂必连闼洞房，南阳樊重之第，绿墀青琐，西汉王根之宅。余有数亩敝庐，寂莫人外，聊以拟伏腊，聊以避风霜……。犹得欹侧八九丈，纵横数十步，榆柳三两行，梨桃百余树。……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云气荫于丛蓍，金精养于秋菊。枣酸梨酢，桃榹李薁。落叶半床，狂花满屋。名为野人之家，是谓愚公之谷。

庾信的这段话，表明了文人园林的性格特征。所谓“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文人园林追求的正是这种超然、淡泊的意境。

唐代私家园林比魏晋南北朝更兴盛，西京长安“唐京省入伏，假三日一开印。公卿近郭皆有园池，以至樊杜数十里间。泉石占胜，布满川陆，至今基地尚在。寺省皆有山池，曲江各置船舫，以拟岁时游赏”（《画墁录》）。东京洛阳“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洛阳名园记》）。造园风格仍沿着豪华绮丽、清新雅致两个方向发展。后者因为社会上所称道而居于主要地位。在造园技法与特色上有以下几种形式：

1.置石为峰“庭除有砥石厉之材，础石质之璞，立而象之衡巫；堂下有畚锸之坳，圩屾之凹，陂而象之江湖。……一夫蹑轮而三江逼户，十指攒石而群山倚蹊。……其间有书堂琴轩，置酒娱宾，卑痹而敞，若云天寻丈，而豁如江汉。以小观大，则天下之理尽矣。”（李华《贺遂员外药园小山池记》）此园特色在于以小观大，景物不求多，唯求其意深，象征写意构思设计尤为精巧。

2.引水成滩　丞相牛僧儒洛阳归仁里宅园引流水而创为“滩景”。“平生见流水，见此转流连；况此朱门内，君家新引泉。伊流决一带，洛石砌千拳；与君三伏月，满耳作潺溪。”（白居易《题牛相公归仁里新宅成小滩》）。园林中引水多是为了摹仿江南水乡的风景。“洛下园林好自知，江南景物闇相随；净陶红粒窨香饭，薄切紫鳞烹水葵。雨滴篷声青雀舫，浪摇花影白莲池；停杯一问苏州客，何似吴松江上时。”（白居易《池上小宴问程秀才》江南园林以水见长，水的虚涵、静谧可使园林景观显得清新雅致，这是造园者喜欢用水景的一个主要原因。(www.xing528.com)

3.水石竹木　唐代私家园林尤为重视水石竹木。白居易洛阳履道里的宅园为白居易的“退老之地”，约建于太和三年（829）白居易以刑部侍郎告病归洛阳之后。家园具水竹之胜，充分体现了当时文人以水石竹树养心，借诗酒琴书怡性的园林观。“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堂有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灵鹤怪石，紫菱白莲；皆吾所好，尽在吾前。时饮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鸡犬闲闲。优哉游哉，吾将终老于其间。”（白居易《池上篇》）白居易宦途不甚得意，而诗名甚著，他的这座宅园，也因《池上篇》而为世人所称诵。

李德裕的平泉山庄在洛阳城外三十里的平泉庄，园景纯以水石竹木为胜。李德裕在《平原山居草木记》中对此作了详细地介绍。“木之奇者有：天台之金松、琪树、稽山之海棠、榧、桧、剡溪之红桂、厚朴、海峤之香柽、木兰、天目之青神、风集、钟山之月桂、青飕、杨梅……”。还有“宜春之笔树、楠木、椎子、金荆、红笔、蜜蒙、勾粟、木堆”。花草树木种类之多让人眼花缭乱，奇异名贵让人惊叹不已。山居中还有“台岭、茅山、八公山之怪石，巫峡、严湍、琅岈台之水石”，“仙人迹、马迹、鹿迹水石”，世传还有“以水沃之，有林木自然之状”的“醒酒石”（《河南志》）。平泉山居建成后李德裕亲自作记，并在《平泉山居戒子孙记》中告戒子孙：“鬻吾平泉者，非吾子孙；以平泉一草一木与人者，非佳士。”对平泉山居的眷恋，对奇木名石的爱好皆述之于笔端。由此可以见出唐代人的园林审美观。

草堂别业　唐代文人在城郊或山岳名胜之地修建山居、别业，较为普遍。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这种情形更加突出明显。诗人杜甫为避安史之乱，流离成都。于上元元年（760年）择地城西之浣花溪畔建置草堂。“诛茅初一亩，广地方连延”，“亭台随高下，敞豁当清川”（杜甫《寄题江外草堂》）“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杜甫《客至》）。园内的主体建筑仅为一座茅草葺顶的草堂，但因园内载植了果树、桤木、绵竹等花木，故呈现出花繁叶茂、浓郁蔽日的景色。加上浣花溪的绿水和翔泳其上的群鸥，共同构成了一幅田园野趣浓郁的天然图画。草堂建成后，杜甫曾这样写道：“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木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杨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堂成》）

白居易于唐宪宗元和十年（815）被贬，任江洲（今九江）司马时，在庐山修建“草堂”，并自撰《草堂记》，故而得以知名于世。草堂“三间两柱，二室四墉”，“木斫而已，不加丹；墙，圬而已，不加白”，面峰腑寺，“有松数株，有竹千余竿”，而园景则东南西北四向，春夏秋冬四季，景观变化万千，令人应接不暇。人工经营与自然环境的完美和谐，心灵与景物的呼应、交流是庐山草堂的特色。“何以洗我耳，屋头飞落泉；何以净我眼，砌下生白莲。左手携一壶，右手挈五弦；傲然意自足，箕踞于其间。兴酣仰天歌，歌中聊寄言；言我本野夫，误为世网牵。时来昔捧日，老去今归山；倦鸟得茂树，涸鱼还清源；舍此欲焉住，人间多险艰。”（白居易《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诗中表露出一个历经宦海沉浮，人世沧桑的文人对退居林下，独善其身作泉石之乐的向往之情。这种崇尚简朴、自然的造园思想在他晚年退隐之后所建的洛阳宅园里也表现了出来。

王维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和画家，晚年隐居辋川，“辋川别业”因王维曾著文赋诗赞咏园景，而成为历史上的一座名园。辋川是水名“在县南二十里，辋谷水出南山辋谷，北流入灞水。”（《长安志》）基址原为诗人宋之问的庄园，后为王维所得。依山就水，略加处理而成。其胜景有二十处：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鹿柴、木兰柴、茱萸氵片、宫槐陌、临湖亭、南坨、欹湖、柳浪、栾家濑、金屑泉、白石滩、北坨、竹里馆、辛夷坞、漆园、椒园。《辋川集》记载了王维与裴迪为每处风景所作的题咏。王维信佛理，耽禅趣，又精通诗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平淡空灵是王维诗画的风格。在建造辋川别业时，王维也把这种诗情画意、佛理禅趣融入到园林景观之中。“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白石滩》）“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自然景物，园林景观都与观赏者内心的幽思逸情联系在一起了。园林借鉴诗画，诗画融入园林，使得魏晋时出现的“文人园林”有了新的发展。“文人园林”既是指文人建造的以赏心悦目，陶冶性情为目的的园林，也特指那些受到文人情趣浸润而“文人化”的园林。唐代“文人园林”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园林艺术文学化、写意化的进程，为宋元明清文人园林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奠定了基础。

宋代文人园林已成为私家造园活动中的主流，并影响和波及到皇家园林和寺庙园林的建造。文人园林与文人画有相似之处，文人所写的“画论”，可以作为指导园林创作的“园论”，园林中的诗情正是文人诗词风骨的复现，园林的意境与文人画的意境异曲同工。诗词、绘画以园林作为描写对象的屡见不鲜，而以诗句、画意入园景的也逐渐增多。注重细节忠实，追求诗意的绘画风格，也促使园林艺术在日益狭小的空间中纳入更多的内涵，开拓出更高、更深远的意境。

宋代私家园林尤为重视花木的观觉与造景功能。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中所记的十九座园林，几乎园园种花、植竹。天王院花园子“盖无他池亭，独有牡丹数十万本。……至花时，张暮帷，列市肆，管弦其中。城中士女，绝烟火游之。”归仁园“有牡丹、芍药千株，中有竹千亩，南有桃李弥望”；李氏仁丰园“桃、李、梅、杏、莲、菊，各数十种，牡丹、芍药，至百余种”，张氏园“绕水而富竹木”。宋代园艺发达，洛阳牡丹名冠天下，欧阳修《洛阳牡丹品序》中说，洛阳牡丹有九十余种，南宋陆游《天彭牡丹花品序》中记天彭牡丹花品已近百种。不光是牡丹，其它花木的载植、培育技术也很发达，“今洛阳良工巧匠，批红判白，接以它木，与造化争妙，故岁岁益奇且广。”这是指嫁接技术。“远方奇卉，如紫兰、茉莉、琼花、山茶之俦，号为难植，独植之洛阳，辄与其土产无异。”这是言引种驯化之能。正因如此“故洛中园圃，花木有至千种者”，这道出了洛阳园林中多花木之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大概也与宋代花鸟画兴盛有关，故园林中多花木竹石奇卉，世人则以观花赏花为乐。《洛阳名园记》中记环溪“园中树松、桧，花木千株，皆品别种列。除其中为岛坞，使可张幄次，各待其盛而赏之。”指的就是赏花一事。

江南园林仍以水石为胜，南宋人周密于《吴兴园林记》中记述了他亲自游历过的三十六处园林，其中以南宋尚书沈德和的南园和北园为胜。

南园　在吴兴城南，占地百余亩，园内“果树甚多，林檎尤盛”。主要建筑物“聚芝堂”前临大池，池中有岛名“篷莱”。池南岸竖立着三块太湖石，“各高数丈，秀润奇峭，有名于时”，足见此园是以这三块湖石的“特置”而出名的。沈家败落后，这三块太湖石被权相贾似道购去，置于他在临安的私园中。

北园　在城北奉胜门外，号“北村”，占地三十余亩。“园中凿五池、三面背水，极有野意”建筑有灵寿书院、怡老堂、溪山亭、对湖台。对湖台“高不逾丈”却可“尽见太湖诸山”。

宋代私家园林见诸于文字记载的还有：苏舜钦的沧浪亭、司马光的独乐园、朱长文的乐圃、沈括的梦溪、洪适的盘洲、韩簑胄的南园、岳珂的研山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