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蓝姓居民的汉化进程与科举
在汀州及大埔地区，蓝姓居民主要分布在长汀、上杭、武平和大埔。
长汀、上杭、永定、武平三县的蓝姓，据族谱记载，其开基祖是古甫公，他于宋宝庆元年（1235）从建康迁居福建福清五福乡。其长子常新移居福清崇善坊。常新的长子万一郎在宋淳祐六年（1246）移居宁化石壁。万一郎的三子熙三郎有三个儿子，次子和二郎在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移居长汀城下里坪岭水口。和二郎之子大一郎有七个儿子，长子念一郎留水口，其余六个儿子分别迁居武平县的大邑图、上堡、大禾、林坊和上杭县的官庄和庐丰。大一郎在明洪武元年（1368）走访了各个儿子，最后在武平大禾的念五郎家住下，洪武十九年（1386）在那里去世。乾隆年间，散居于武平、上杭、长汀的蓝姓居民都自称是大一郎的后裔，在武平大禾修建了大一郎的墓和蓝氏祠堂，此后，定期相聚，祭祀大一郎。现在，这三县的蓝姓居民把武平大禾的大一郎之墓称为祖墓，把那里的蓝氏祠堂称为“祖祠”。
民国时期，大埔县的蓝姓居民共分15个族，其中一族称祖先来自宁化，一族称祖先来自上杭，其余十三族所称祖先的居住地皆在大埔县境内。〔65〕
从产生第一个科举及第者的时间来说，蓝姓较雷姓和钟姓都落后，但那与其说是蓝姓自身的问题，不如理解为是前述该地区宋代科举“北优南劣”这种南北格差的一种反映。蓝姓居民大多居住于南部的汀江流域地区，而那里的科举是在进入明代以后才真正发展起来的。
长汀蓝姓，最早在明永乐年间初期有人考中进士。
再看上杭蓝姓。上杭官庄乡树人村《蓝氏族谱》中有“共图十排年户名”，蓝载茂、蓝茂琳、蓝崇圣都曾为“排年里长”。该族谱还记载说，“三世祖仲贵公于明洪武年间开基，曾住顶平二图二甲里长，户名为蓝载茂”。据此推测，蓝载茂、蓝茂琳、蓝崇圣担任“排年里长”的年代，大约在明代初期。何谓“排年里长”？洪武十四年（1381）实行里甲制度，其主要内容如下：以具有赋役义务的110户为基准编成里，以其中丁粮较多的十户为里长，余下一百户分为十甲。十名里长每年轮流当职，十年轮换一遍，当职的称为“见年”，其余称为“排年”。当职的里长要承担赋役的征收赋课，制作作为赋役依据的黄册以及维持治安。
在110户中，官庄蓝氏有三户为里长，这表明明代初期官庄蓝姓的经济实力和汉化程度。另外，同治《上杭县志》和民国《上杭县志》分别有记载说，“西峰寺，为官庄六乡蓝玉龙建”；〔66〕“蓝马尺桥，为明代中叶经里人蓝翠峰倡议而建，他捐赠五十余坪禾税和鹅公岭山场的树木，以作为桥的日后的维修资金”。〔67〕蓝玉龙和蓝翠峰为父子，分别是官庄蓝氏宗族的九世祖和十世祖。从父子两人先后修建寺庙和桥梁之事可以推知，到明代中叶，官庄蓝氏宗族在当地不仅经济上富甲一方，而且已获得地方精英的社会地位。再有，民国《上杭县志·选举志》中附有明代官吏名册，其中记有“蓝希廉，历任四川洪射县主簿”。把这一记述与《树人村蓝氏族谱》中关于“十一世祖学廷公曾为射洪县主簿”的记载相对照，可推知蓝希廉即树人村蓝氏宗族的第十一世祖学廷公。这表明，官庄蓝氏在第十一代时，其汉化水平已经达到有族人出任官职的程度。毋庸置言，就任官职的蓝希廉（学廷公）是接受过科举教育的。民国《上杭县志·氏族志》中“蓝氏”条目中记述，“蓝氏，在官庄有五百户，文学兴盛”，这也反映了官庄蓝氏在上杭县是汉化程度相当高的一族。
上杭庐丰蓝氏的汉化似略晚于官庄蓝氏，四世祖时还被周围居民称为“畬民”。为加速汉化进程，四世祖决意“搬出畬里”，五世祖遵从其父旨意，带领兄弟迁离“畬里”，自此以后，族内子弟读书风气日盛。〔68〕据其族谱记载，明代时，庐丰蓝氏已经有九人去外乡任官职；到清代，以雍正二年（1724）考中进士的蓝正春为首，族内子弟有很多人科举及第。民国《上杭县志·氏族志》“蓝氏条目”称庐丰蓝氏“人材辈出”。据庐丰蓝氏宗族第三十代的一位男性成员介绍，“在科举年代，庐丰蓝氏宗族中有很多读书人，也有不少人科举及第，仅就自己直系一支而言，由自己往上数六代之前的事不清楚，但近六代的男子都是读过书的”。建于乾隆年间的庐丰蓝氏祠堂至今尚在，正门有“恩荣”字碑，正厅正中挂有“种玉堂”的匾额，两侧墙上分别书写有“忠孝”和“信悌”。上述那位庐丰蓝氏第三十代的男子充满自豪地说，“看这祠堂，也能知道至迟到乾隆年间，我们庐丰蓝氏的汉文化水平已经不输给任何其他族姓，即使与汉族姓氏中知识层次高的宗族相比也毫不逊色吧”。
下面再看一下武平蓝氏的汉化进程。永平帽村方氏是武平的名门望族，据说刚迁居到帽村时就“买下刘家山岗的树林和竹山、炭山等”，〔69〕也就是说，方氏到帽村时就不是贫穷流民。到明代末期，永平帽村方氏已是第十代，而自此开始成为当地的富户，并在科举方面也崭入头角。在第十代时，开始有了生员；到第十五代，十五世祖方连涧在乾隆四年（1739）考中进士。截至第二十二代，永平帽村方氏先后共有1人考中进士、3人考中举人，另有贡生10人，生员54人，监生105人。〔70〕可以说，永平帽村方氏从第十代开始真正成为地方社会的精英。而方氏一族也正是从第十代开始与当地的蓝氏宗族缔结姻亲，第二十一代的媳妇中以蓝氏女儿为最多，达到52人；而截至第二十二代，所有来自他姓的媳妇，蓝姓位居第二。〔71〕从这一情况可以推知，武平蓝氏至晚在明代末期，无论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应该已经成为当地较有名望的一族，否则，就无法解释方氏宗族在进入上升期之后一直把蓝氏宗族作为主要的联姻对象。
大埔一带蓝姓的汉化，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程度上，在当地都属佼佼者。这里，仅举三个事例。首先，宋代，大埔邻近的程乡县只有7人考中进士，其中，蔡姓3人、古姓3人、另1人就出自蓝姓。〔72〕其次，大埔湖寮蓝姓有两位女子被誉为贞节伦理的典范。明清之交，贡生吴瀛聘和贡生蓝澄结为儿女亲家，但该蓝姓女儿满十五岁时，“未嫁而夫殒。欲往吴守志，亲难之，辄痛苦不欲生。值夫大祥，泣告父母往视除服。至则抚棺悲号，一恸几绝。遂不复归母家，仍服丧三年。宗族重之，为立嗣事。”〔73〕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大埔籍进士吴与言感动于这一蓝姓女子的贞节行为，特意作《蓝氏贞节歌》，以促进贞节伦理观在当地社会的确立和传扬。〔74〕另有庠生蓝振峰之女于康熙五十三年（1694）嫁入杨家，五年后夫病亡，14岁的蓝姓女子立志守节，至临终前，请求“从夫地下”，“生不相识，死愿同穴”。在她死后，其丈夫的兄长作《蓝贞女传》，为之歌功颂德；其后又有翰林杨缨绪作《为本族节妇贞纯蓝氏征诗小引》、进士杨之徐作《挽贞女蓝氏》、举人杨储英作《挽蓝节妇》等。〔75〕再次，今日已成为大埔名胜古迹之一的古民宅“泰安楼”，即为当地蓝氏族人蓝少恒在乾隆二十八年（1764）所建。泰安楼气势恢宏，主楼及附属建筑占地面积达6 684平方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主楼的两侧各有一座专供子弟读书的书斋，其占地面积甚至超过主楼，达到2 764平方米。大埔蓝氏对后人求学读书、追求科举功名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而这也反映了其汉化的程度。
（二）雷姓居民的汉化进程与科举
在汀州地区，宁化、清流一带的雷姓是较早有人考中进士的一族。皇祐元年（1049），宁化籍人雷宣成为汀州历史上的第十位进士。在他之前，汀州籍进士仅有唐大中十年（859）的伍原、宋太平兴国三年（978）的罗彧、太平兴国八年（983）的郑文宝、端拱二年（989）的吴简言、咸平三年（1000）的梁
、景德二年（1005）的黄迪以及大中祥符元年（1008）的伍佑、陈宗道和林务滋。〔76〕另外，在汀州地区，宁化、清流一带的雷氏也是拥有较多科举及第者的一族，这在宋代显得尤为突出。如前所述，宋代时，宁化是汀州送出进士及特奏名进士最多的一个县，而其中雷姓有八人，仅次于伍姓，位居第二。另外，宁化、清流一带的雷氏中还有不少学术水平较高的儒学家，如宋代时有朝廷教师雷宣、泉州府学教师雷光、兴化军学教师雷协以及太学上舍学习的“因尽忠谏言，而被授予进士”的“特赐出生进士”雷观。〔77〕清代，雍正十一年（1732）以殿士第一名考中进士的雷玄也是宁化籍人。雷宏是清代著名的理学大师，《清史稿》中有评价说，“闽中学者，以安溪的李光弟和宁化的雷宏为最”。(www.xing528.com)
雷姓因科举方面的卓越成就，而成为宁化、清流一带的豪族大姓，在当地地域社会统合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相关地方志中，有关雷姓乡绅的记载很多，这里仅举其中的几例。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广寇攻（宁化）县城”时，雷显祚率领乡亲守城十七天；嘉靖三十五年（1557），“程乡之贼”攻宁化县城时，雷显祚再次率领乡亲，一个月多“昼夜不休”，与敌战斗。〔78〕
宁化籍生员雷电在因灾害而到歉收的“丁酉、丙午、乙卯”等荒年，开仓赈济民众，邑人均受其恩惠。〔79〕
宁化籍贡生雷动化，子孙中有数名生员。顺治二年（1645），“山寇邹华”等人恣意攻略宁化城时，雷动化动员民众慰问守军，以鼓舞士气，最终击退敌寇。顺治六年（1649），郭天财率数千“铁骑军”来攻打宁化城时，守将下令立即关闭城门。而由于雷动化的反对，结果又把城门打开，赶在郭天财的“铁骑军”到来之前，让“难以计数”的男女百姓得以进城避难。第二天，郭天财的“铁骑军”把城外居民住房几乎全部烧毁。之后，城内缺粮，民心不定，雷动化又拿出大量钱财和粮食，救济百姓，招募丁壮，稳定人心。〔80〕
清流籍贡生雷宣，在正德六年（1511）发生“寇乱”时，“召集流民三百人，施以训练，使其固守县城”。〔81〕
嘉靖年间（1522—1566），清流县重修著名的龙津桥，县知事亲自选拔了四名工程监督，其中二名为雷氏族人雷元和雷泰，而雷元为四人中的负责人。之后，雷元和雷洪发还受县府的命令，负责清流县另一著名桥梁凤翔桥的重修。〔82〕明代时，修建渔沧庙内的碑、楼以及修筑龙济桥、陈峰桥、横口桥、嵩溪桥、南门渡等工程，从召集、出资、工程监督，都是由雷氏族人承担主要角色。〔83〕
在汀江流域诸县，雷姓虽少有进士、举人等高层次科举及第者，但据《上杭雷氏梓福公家谱》记载，其第二代即有人进入上杭县学读书，四世祖复生在天顺年间（1457—1464）成为汀州府学的贡生，其后，每代都有生员；另外，元代时，二世祖均亮曾任“湖广王府治中”，之后代代都有人为官。〔84〕再看《上杭雷氏梓福公家谱》收录的以前族谱的序文、祝寿文章，其作者多是名人。如同治元年（1862），荣宗公之妻吴夫人80岁生日时，当时的上杭县知事王冕南进士和上杭县县学教谕董炳章都著文贺寿。〔85〕又如1912年上杭雷姓重新修纂《上杭雷氏族谱》，时任上杭县知事的徐秉衡为族谱作序，评价上杭雷氏“乃汀州名门望族”；〔86〕当时的海军都督陈其美也撰文庆贺，文中竭尽赞美之辞。这些人的身份以及他们对上杭雷氏的赞誉，足以表明上杭雷氏在当地社会享有很高的声望。
而早在明弘治八年（1495）修纂的《上杭雷氏族谱》中，就有一品官丘弘进士和云南道监察御史郭资进士专为该族谱写的文章。〔87〕丘弘在天顺三年（1459）中举，继而又在天顺八年（1464）考中进士，曾先后担任授户科给事中和都给事中；郭资于成化七年（1471）中举之后，再接再厉，在成化十一年（1474）又考中进士，曾先后担任户部主事、浙江嘉兴县知事和云南道监察御史，还曾受朝廷之命，整顿江西军务。假如上杭雷氏当时在当地社会没有一定的地位或声望，丘弘和郭资这样的官僚士大夫即使与其有亲戚或同乡关系，也未必会为其族谱专门撰文吧。由此可以推测，当时上杭雷氏的汉化程度至少不低于当地其他任何姓氏。
（三）钟姓居民的汉化进程与科举
该地区的钟姓，早在宋代就已有四人入选特奏名进士，明清时期科举及第者更多，所以在当地古来就是享有很高声望的大姓。而下述武平“九乡半”的故事，正反映了钟氏一族在当地文人社会中的地位。
武平县东流乡的封侯、小溪、新中、黄坊、大明、新联、新福、大阳、南坊、张坑一带，历史上称为“九乡半”，这一带居住着邱、王、钟、杨、李、王、刘、朱、黄、雷、谢、张、吴、罗、陈、何、赖等姓氏的居民。“九乡半”，并非仅是地理概念，还是对该区域范围内的跨姓氏、跨宗族、跨村落居民共同体的指称。“九乡半”这个居民共同体的主要公产，包括一座朱子庙和每年约可生产500担谷子的公田，后者的收入主要用于朱子庙的祭祀活动。公田由13份构成：封侯2份；小溪、大明、南坊、新福和张坑各1份；余下6份，来自新中、黄坊、新联和大阳。而把这些不同姓氏、不同宗族、不同村落的居民们联结为一个共同体的基础，是一种儒家崇拜，特别是对朱子的敬仰和祭祀。
坐落于封侯的朱子庙，由“九乡半”居民共同出资修建。每年8月13日，“九乡半”的文人士绅都要汇集于朱子庙，举行祭祀朱子的仪式。祭祀仪式中，击鼓鸣乐，供奉猪羊，非常热闹，会吸引很多村民前来参加。这种一年一度的朱子庙祭祀，据说从明代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为管理公田等公有财产以及筹备和组织实施朱子庙祭祀，朱子庙常设一正一副总理职位。而历代总理中，多有钟姓，最后一任的正总理也是钟姓的钟荣福。在从明代到清末民初这如此漫长的年代里，在“九乡半”那么多姓氏中，钟姓的人常被当地的文人士绅推举为朱子庙的总理，这一情况足以表明：至少在“九乡半”这一带，钟氏一族不仅没有被其他姓氏的人看作“畲民”，而且还拥有相当高的声望。钟姓的汉化程度也就毋庸置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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