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汀江流域地区这片曾经的“化外之地”，以科举及第人士为核心的宗族构建、以援助同乡子弟读书及获取科举功名为目的的居民共同体的形成，不仅意味着地域社会的统合，而且反映了当地居民对王朝文化统治秩序的认可，这是一种对中原的向心意识。对中原的向心意识本身并非汉族认同意识，但却是汉族认同形成的不可或缺的社会心理基础。下面，尝试从解析客家族群的祖先同乡传说——“宁化（石壁）传说”的形成背景着手，进一步分析汀江流域地区居民对中原的向心意识如何在科举的影响下得以升华，并为进一步发展为汉族认同做好了准备。
（一）客家人的宁化（石壁）传说
在客家人的家谱或族谱中，几乎都有关于祖先来自宁化石壁或祖先在宁化石壁（或宁化）入闽的记载。如1911年以前居住在武平的89个姓氏的居民，有近40个姓氏持有祖传家谱或族谱，其中有33个姓氏的家谱或族谱中有祖先来自宁化、或来自宁化石壁的记载。〔40〕又如1995年，宁化县政府出资在石壁村建造客家公祠，规定持有明确写有先祖曾居住于宁化石壁（或宁化）的家谱或族谱的姓氏都可在此祭祀祖先，而在公祠落成之初就已有130多个姓氏的祖先牌位入祠供奉。在汀江流域，不仅民族成份为汉族的客家，而且那些民族成份已由汉族改为畲族的居民，同样有着祖先传承的“宁化（石壁）传说”。以下文字摘自上杭的雷氏和蓝氏的族谱。
开基祖梓福公元初由山西平阳府入闽，初至宁化，后移往上杭。
——摘自《上杭雷氏梓福公家谱》
昌奇公为蓝氏一世祖，曾居汝南郡。……宋理宋宝庆元年，一百二十二世祖古公遭全人入侵之难，故入闽，定居于福清县五福乡。宋淳祐六年，一百二十三世祖常新公移居建宁宗善坊。宋度宗元年，一百二十四世祖万一郎移居汀州宁化石壁乡。元泰定三年，一百二十六世祖二郎公父子移居长汀城里坪水口。元至正二十三年，一百二十七世祖大一郎移居武平大彩。
——摘自《上杭官庄念四郎公系蓝氏族谱》
姑且不论那些谱牒所述内容的可信度，但它确实表明，在汀江流域地区，不问姓氏，不论民族，绝大多数居民都把宁化石壁（或宁化）作为自己的祖先曾经居住过的地方。那么，为什么汀江流域的客家居民中会有这种祖先传承呢？或者说，这种祖先传承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呢？在考证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对宁化石壁的地理位置和范围加以认识。
康熙年间，宁化人李世熙著《宁化县志》，其中《山川志》云，“站岭隘，即为与石城之界，岭下有村，曰‘石壁’。……狮子峰势止于石壁诸村。”另外，据该《宁化县志》中的《疆界志》记载，“由县往西四十里地，为龙上下里，有墟两处，一曰‘禾口墟’，每月四日和七日为墟日；另一曰‘石壁墟’，每年二月二十九日为墟日。有村二十七，曰‘禾口’，曰‘石壁’，曰‘石壁坑’……从南田（村）可至石城”。而从乾隆《汀州府志》附录的宁化地图来看，宁化县西部与江西省的交界处有一隘路，被标明为“石壁隘”。暂不讨论“站岭隘”和“石壁隘”是否一地两名，先对以下事项予以确认。
第一，历史上，与“石壁”这一地名相关的场所不止一处，有“石壁隘”、“石壁村”、“石壁坑村”、“石壁诸村”等。
第二，在地理位置上，石壁隘和石壁村都位于宁化县与江西省的交界处，其中，石壁村位于宁化县邻接江西石城县的隘路之下。
第三，“石壁诸村”指“石壁”、“石壁坑”、“禾口”、“南田”等二十七个村落，其位于宁化城往西四十里处，清时属龙上下里。
第四，石壁诸村一带在地势上，处于武夷山麓的盆地，面积不过200平方公里左右，但这在当地已属较大的盆地，也就是说，它还是受惠于大自然的，在当地曾经是比较富裕的地区。
第五，在石壁诸村一带，清代时有“禾口墟”和“石壁墟”两个集市，其中的石壁墟在胡太初的《临汀志》中已有记载，〔41〕这表明石壁墟至迟在南宋时已经存在。而由此也可推知两点：一是石壁村在更早时已成为石壁诸村一带的中心；二是石壁诸村一带至晚在南宋时已有一定的发展。而且从石壁墟在每年二月二十九日有集市这一情况来看，其规模应该比较大，除附近居民外，更远地方的商人也会来这里进行商品交易。石壁诸村一带，相当于现在的石壁镇。20世纪九十年代，福建省政府把石壁镇定为“边贸重镇”，建造了总面积超过11 000平方米的两个农贸市场，现今该镇是闽赣两省四县十乡的农副产品重要集散地。抚今追昔，今天的“边贸重镇”应该是历史的延续吧。
第六，在石壁诸村一带，有诸如“李家屋”、“巫家屋”、“傅家屋”、“杨家屋”、“洪家屋”、“管家屋”、“张家屋”、“江家岭”和“陈坊”等显而易见最初曾是同姓聚落的地名，也有诸如“千家围”这种可以推知从一开始就是多姓氏聚落的地名，而且这一带现有居民的姓氏超过40个。〔42〕从这些情况来看，这一带历史上应该有不少外来移民。
（二）关于宁化（石壁）传说形成要因的先行研究
对于“宁化（石壁）传说”这一客家族群的祖先传承，自罗香林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就有不少解释或假说。
20世纪40年代，罗香林在《宁化石壁考》一文中，对“宁化石壁传说”的真实性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客家源自中原士族，客家祖先是因唐末的黄巢之乱而由中原南下进入福建的，而根据对黄巢进军路线的考证，可以推断“当时宁化邻接战乱之地，但又是战火烧不到的世外桃源”，因此，“宁化石壁传说”“绝不是无根据的事实，不应该对它漠视”。〔43〕在此，可以看到罗香林明确肯定“宁化（石壁）传说”乃史实的立场。继其之后，国内不少客家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都重复罗氏的观点，坚守他的立场，并不容对这一传说的真实性的有任何怀疑。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更有学者明确主张，应该把祖先是否经宁化石壁进入福建，作为区别客家与闽粤地区其他族群的标志。〔44〕
另一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客家研究领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如谢重光指出，宁化不是从江西进入福建的唯一通道，更不是从外省进入福建的必经之途，因此，尽管在大多数客家人的族谱中都能看到有关先祖曾居住于宁化（石壁）、或先祖来自宁化（石壁）的记载，但这仅仅是传说，“是后人编造出来的故事”，它“未必可信”。〔45〕谢氏这一基于历史上入闽交通路线的分析，在否定“宁化（石壁）传说”的可信度方面确实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但是，这一传说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确确实实地存在着，所以更重要的，是要弄清楚它之所以能够形成并一直流传下来的背景。
日本学者关于“宁化（石壁）传说”的研究中，中川学、牧野巽、濑川昌久的研究也颇有启示意义。
中川学根据客家人的族谱大多有先祖在唐末为避黄巢之乱移居宁化（石壁）的记载与乔治·康贝尔（George Campbell）关于粤东客家“十人中有九人自述先祖来自福建省汀州府宁化县的石壁村”，“大概是在唐朝末期，从河南迁徙到宁化定居下来”这两者内容的一致，推断说：“可以把‘宁化（石壁）传说’看作是一种事实吧”。〔46〕以此为前提，中川学还认为，“客家开基祖们终于找到居有定所的根据地，这最初当是福建省汀州府宁化县石壁村，然后是广东省嘉应川（梅县）一带”。〔47〕但是，另一方面，中川学关于客家先祖迁徙背景的考察，并没有局限于黄巢之乱，而把唐代客户制度研究引进客家研究。他认为，唐代中叶的“括户政策”、“主户客户制度”以及作为其结果的“世代居住于原籍的主户和在移入地或寄住地建立了新户籍的客户都被注册为良民这一事实”，是研究客家先祖迁徙问题时不可忽略的社会经济史背景；并指出：客家先祖在“唐朝统治开始衰退的八世纪中叶以后，渐次移居华南山区地带，从流浪转为定居的过程中，明显可见，最初是在汀州一带开始出现定居倾向”。〔48〕中川氏的上述论述中，比起其对“宁化（石壁）传说”的真实性的肯定，更值得注意的是其对“最初的根据地是福建省汀州府宁化县石壁村”与“最初在汀州一带开始定居”这二句话的区别使用。在这里，可以看到中川氏把宁化（石壁）看作“汀州一带”的一个特别的地点，但同时也留下了一个疑问：为什么不是汀州一带的其他地点，而是“宁化（石壁）”成为客家最早的根据地——这一直接关系到“宁化（石壁）传说”的可信性以及这一传说的形成背景和存在原因的重要问题。
牧野巽与中川氏不同，他直截了当地对“宁化（石壁）传说”的可信性进行质疑，明确指出：“宁化（石壁）传说”“与其说是一种史实，不如说是具有浓厚民间故事色彩的”一种“祖先同乡传说”。〔49〕牧野氏认为，在中国存在着不少像“宁化（石壁）传说”这样的传说，“在共同居住于同一片幅员较为辽阔的地区的居民中，普遍流传着他们的祖先都来自同一个地方”。他把这类传说统称为“祖先同乡传说”，〔50〕并把研究重点放在揭示它们的形成背景和存在理由。牧野氏发现，“祖先同乡传说的分布范围，往往与方言分布范围相一致”，在一个较大范围的方言区域内，人们的姓氏各不相同，因此，彼此没有血缘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各方言区域内的居民，不仅因为现在居住于同一地方，使用同一方言，有着相似习俗，从而具有‘同种人’意识；而且通过构建大家的祖先都是从同一地方移居此地的这种共同的家族历史，从而具有双重同乡观念”。〔51〕易言之，牧野氏把“宁化（石壁）传说”看作是以客家话为母语的人们为了共有一种“同种人”意识而编造的故事情节。可以说，在汀江流域地区，“宁化（石壁）传说”的形成和广泛传播，确实有助于多族群融合为一个客家族群。但是，编造这个传说是否仅仅为了共有“同种人”意识？这尚有讨论之余地。
濑川昌久在《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中特设一章，专门研究“宁化（石壁）传说”的真实性和形成背景。他在认同牧野氏的“祖先同乡传说”的观点的前提下，着力探究客家族群的“祖先同乡传说”“为什么会表现为‘宁化（石壁）传说’这样的具体形态”。在他的这一研究中，对于宁化（石壁）这个地方为何会被选做客家先祖的寄居地之原因的分析，尤其值得留意。无论“宁化（石壁）传说”本身，还是关于它的先行研究，几乎都强调宁化（石壁）这个地方之所以会成为客家先祖的入闽之初的根据地，是因为这个地方在唐末是战火未及的世外桃源，而濑川氏却从另一角度注意到这个地方在当时的特殊位置。他指出，宁化（石壁）当时“尚处于汉族世界的周边地区的最前沿，从相邻的、已经成为‘化内’之地的江西一侧来看，它等于是通往周边地区——福建省的第一步”〔52〕。他认为，强调这个地方为先祖入闽之后的第一个根据地，这对“化外”之地的人们来说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表明“自己来自北方——中华世界的中心，自己才是汉族正统的子孙”，换言之，强调“自己在中华世界中的正统性”，正是“宁化（石壁）传说”的重要蕴意。〔53〕濑川氏试图从中华世界的中心与周边的关系来诠释客家族群强调宁化（石壁）是先祖入闽第一站的理由，这着实富有启示意义。但是，作为福建和江西之间的通道，宁化的石壁隘并不是唯一的，仅汀江流域地区就有好几条交通路线。因此，用宁化（石壁）在唐末黄巢之乱年代是从已成为“化内”的江西进入尚处于“化外”的福建的“第一步”这一点来论证“宁化（石壁）传说”的形成原因，显然还不够充分，尤其是它难以解释也与江西接壤、并与江西之间有许多通道的汀江流域地区的客家居民何以强调宁化（石壁）曾是自己祖先的寄居地。
（三）科举在“宁化（石壁）传说”形成背景中的存在意义
这里尝试把“宁化（石壁）传说”拆分成“祖先经宁化石壁入闽”和“祖先来自宁化（石壁）”这样两个含义不尽相同的祖先同乡传说，并结合本章第一节所述汀州与周围地区的格差以及汀州内部的南北格差，对科举在“宁化（石壁）传说”的形成背景中的存在意义进行分析。(www.xing528.com)
1．“祖先经宁化石壁入闽”传说的形成与科举
石壁隘位于宁化与江西石城的交界处，其存在本身就表明，无论在唐末五代时期，还是其前抑或其后的任何时候，都会有人经过石壁（隘路）这条通道由江西进入汀州。这是不容否定的，因为路是人走出来的，路也总是有人走的。另一方面，以下诸点也应该得到肯定：首先，汀州居民的祖先中，并非都是来自汀州以外地区的外来移民；其次，祖先即使是外来移民，也未必都是由江西进入汀州；第三，祖先即使是由江西进入汀州，也未必都是经过石壁（隘路）进入汀州；第四，尤其在汀江流域地区，在那些来自江西的祖先中，更多的人可能是经过汀江流域地区与江西之间的通道直接来到当地。可既然如此，“祖先经宁化石壁入闽”这一传说究竟因何得以形成和传播？
陈支平对福建的族谱研究颇为精深，著有《福建族谱》、《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和《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等专著。他指出，“宋元以来福建各家族纷纷开始修纂族谱”，“大部分家族往往把自己的祖先入闽，附会到西晋永嘉年间、唐初高宗时期、唐末五代以及宋末这四个时期”，这是因为在这几个时期“南迁的北方士民，大多带有政治征服者的身份。”〔54〕而其中以唐末五代为祖先迁居福建之时期、以河南光州固始为祖先之祖籍的最为普遍，这一点早在宋代时已为著名史学家、谱学家郑樵所发现，他为《荥阳郑氏家谱》所作序言中指出：
今闽人称祖者，皆曰光州固始。实由王绪举光、寿二州，以附秦宗权，王潮兄弟以固始众从之。后绪与宗权有隙，遂拔二州之众入闽。王审知因其众以定闽中，以桑梓故，独优固始。故闽人至今言氏族者，皆云固始，其实谬滥云。〔55〕
从上述郑樵所言，可确认三点：第一，福建族谱中普遍存在的关于祖先在唐末五代时来自河南光州固始的记载，其中大多并非事实，纯属向壁虚构；第二，这种关于祖先的叙说之所以在福建的族谱中得以普遍化，其背景在于唐末五代时随王潮兄弟入闽的固始人为王审知所厚待；第三，福建族谱中的这一普遍现象在宋代已经形成。
也就是说，以唐末五代为祖先迁居福建之时期、以河南光州固始为祖先之祖籍这一现象之所以会在福建民间蔚然成风，是与王审知及其一族在福建的政治统治相关的。王审知曾被后梁太祖朱晃册封为闽王，他死后，其子延均正式称帝，改国号为闽。陈支平曾分析道，“由于王氏在福建第一次建立具有完整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割据政权，其子孙亲戚成为皇族贵胄自不待言，就是那些追随入闽的亲兵将士们，也无不以福建的统治者自居，显赫一时。他们的后裔分居各处，自然也成了名门士族。这样一来，福建的其他族姓纷纷仿效，在修纂族谱时把自家的入闽时间，扯到唐末五代；或是把自家的中原居地，与河南光州固始县联系起来。”〔56〕据说甚至连开漳圣王陈政、陈元光的后裔也无法免俗，把祖先的祖籍改为河南光州固始。〔57〕
然而，王氏统治的时间并不那么长久，仅仅用人们的“趋炎附势”，似难以诠释全部的、尤其是更深层的理由。而且，仅有民间的口口流传而无文字化族谱的代代相传，这风气也不会有如此久远的影响力。而族谱的修纂，必然要经过文人之手。牧野巽在《福建人中的河南省固始县传说》中〔58〕，对朱熹、真德秀、刘克庄等著名文人书写的墓志铭一一加以分析，不仅证实了郑樵关于这一传说实为“谬滥”之说的论断，也揭示了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福建文人在这一传说背后的推波助澜。宋代时，随着中央政府对于福建地方统治的确立，福建的科举教育有了长足发展，儒家文化也得到了广泛传播，闽学成为宋代理学的大宗之一。闽籍理学家和士大夫们十分重视家族制度建设的社会作用，他们不仅身体力行地致力于自家家族制度的构建，而且尽己所能地把这种家族制度推广于社会，他们的言论行动，“无疑更直接地推动着福建家族制度的发展和族谱修纂的民间化。”〔59〕
作为福建文人的一部分，汀州文人也不例外。这一点可以从以河南光州固始为祖先的祖籍，把祖先入闽的时期定在唐末五代的传说在当地居民中世代相继、广泛流传中得到确认。在修纂族谱时，一旦肯定了祖先的祖籍在中原，随之而来就有一个必须要选定祖先入闽地点的问题。如前所述，宋代汀州科举事业呈现“北优南劣”、“宁化最优”的特点，宁化籍进士、特奏名进士最多。对这些宁化籍士大夫来说，把位于宁化与江西石城交界处的石壁隘或石壁诸村一带作为祖先入闽地点，可能是最合理且最恰当的选择。综上所述，客家的“祖先经宁化石壁入闽”这一传说，作为福建人的“河南省固始县传说”的衍生物，或许就产生于以宁化籍科举及第者为中心的宋代汀州文人为构建家族制度而修纂族谱的过程之中，他们称“祖先经宁化石壁入闽”，是为强调自己“根在中原”。
2．“祖先来自宁化（石壁）”传说的形成与科举
汀江流域地区的客家几乎都指称“祖先来自宁化（石壁）”；而广东指称“祖先来自宁化（石壁）”的客家又大多称祖先来自汀江流域，即从宁化（石壁）迁徙至粤的过程中，曾经由汀江流域，或曾在汀江流域居住过（参见表7．9）。据此可以推测，“祖先来自宁化（石壁）”的传说最初形成于汀江流域地区。那么，在汀江流域一带，历史上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传说？
表7．9 从宁化经汀江流域入粤的客家
资料来源：赖雨桐：《宁化石壁》，载张恩庭主编：《宁化石壁与客家世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侨出版社1998年版。
毋庸置言，应该肯定历史上确实有人从宁化一带南下移居汀江流域，譬如以下三种人员。
其一，为寻求耕地而从宁化一带来到汀江流域的人们。他们又可分为三类：一是刀耕火种的“游农”。如第四章所述，汀江流域及汀州地区在宋代还普遍存在刀耕火种的农耕方式。汀州史上，被称为“畬人”或“畬客”的人们，“随山插种，去瘠就腴”，〔60〕每隔数年，即离弃贫瘠了的土地，为寻求耕地而迁徙到新的地方。二是拓垦者。宁化一带的开发早于汀江流域，在宁化一带没有耕地或耕地不足的家族中，可能有人迁居尚未开发、或开发程度较低的汀江流域。三是逃亡者。如因不堪租税重压，而离乡背井逃亡到汀江流域。这样的现象，在朱熹等曾在汀州地区逗留过的文人士大夫留下的文章中也有所反映。〔61〕
其二，流通业者。唐宋时期，由于矿业、官盐政策以及交通状况，汀州一带有很多商人小贩以及从事货物运输的挑夫和船夫。可以想象，其中会有一部分人从宁化一带南下、在汀江流域定居下来。另据日野开三郎的研究，闽国时代，联结福建和中原地区的主要交通干道有三条，其中之一“即是溯闽江及沙溪往汀州，由那里沿贡水至虔州，在此地再沿与贡水会流的章水西行可达大庾，经汝城入柳州，沿来水至衡州，因来水和湘水会流，又沿湘水经潭州、岳州、荆州而入中原这样一条线路”，它还曾是吴越往中原朝贡的路线。〔62〕历史上往来于这条交通干道上的人群熙熙攘攘，其中肯定会有不少人从宁化一带南下至汀江流域、或再至广东的吧。
其三，王朝统治反抗者。汀州是福建省内最晚设置的一个州，境内最初设置的是宁化县、沙县和长汀县。宁化一带有人因反抗王朝统治而逃往当时还是“天高皇帝远”、统治者“鞭长莫及”的汀江流域，这也是完全可能的吧。
不过，汀江流域古来就有原住民或先住民居住；而且，在外来移民中，来自宁化（石壁）者肯定只是一部分；再有，历史上有从宁化一带南下迁居到汀江流域的人，也当然应当有从汀江流域北上移居到宁化一带的人，可为什么汀江流域广泛流传“祖先来自宁化（石壁）”的“祖先同乡传说”，而宁化一带却没有“祖先来自汀江流域的某地”的“祖先同乡传说”呢？把这个问题置于本章第一节所述汀州地区的南北格差的背景之下，其答案似乎昭然若揭。
首先，来自宁化的移民及其后代，应该都会始终强调“我们来自宁化”。如上所述，宁化县的设置早于汀州，那一带是汀州境内文明开化最早的地方，而汀江流域各县的设置都晚于宁化县相当长的时间；唐宋时期，宁化是汀州境内科举成就最优秀的县，汀江流域各县大多相当落后；南宋时期，宋王室有五名宗子曾寄居汀州，其中有三人寄居宁化，这也给宁化人增添一份自豪。也就是说，在文明开化和科举成就方面，宁化一带确实远远优于汀江流域地区。这种客观存在的地域格差，再加上周代以后在中国逐渐深入人心的“以地望明贵贱”的观念的影响，从宁化一带移居汀江流域的居民及其后代理所当然地会对自己宁化出身的家系抱有自豪，代代相传地加以强调。
其次，不具有宁化出身的家系的居民，也可能自称“祖先来自宁化（石壁）”。除大埔县外，汀江流域地区在都隶属于汀州，而宁化是唐宋时期汀州境内文明水平最高的地方。牧野氏曾就广东人的“祖先曾居住于南雄”这一“祖先同乡传说”的形成缘由指出，因为“南雄，在宋代是当地文化最先进的地方，并因此而出名”〔63〕，所以那些不知道或说不清自己祖先的祖籍的“游民”们，一旦需要说明祖先的祖籍，能够想到的，首先就是“南雄”。这种解释应该也适用于汀江流域的客家何以都指称“祖先来自宁化（石壁）”吧。
再次，“祖先来自宁化（石壁）”这一传说的形成，也与汀江流域地区的社会经济及科举事业的发展过程相关。如上所述，唐宋时期，汀江流域地区还有很多刀耕火种的游农、矿工、行脚商等生活方式流动性很强的人。而对于世世代代延续流动生活的人们来说，面对“祖先来自何方”这样一个问题，显然是难以回答的。进入明代以后，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定居型生活方式在汀江流域地区逐渐普及，随之而来的还有科举教育的发展、宗族的形成。在这种背景下，确定祖先的故乡就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因为首先，确定原籍是参加科举考试的前提，即不能证明前三代祖先，就不能获得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其次，作为宗族制度建设重要环节之一的修纂族谱，无疑先在科举及第者及其宗族得以普及，而以科举及第者为中心的汀江流域地区的文人们在修纂族谱时，自然会把同姓的宁化籍文人所修纂的家系移植于自己的族谱，这样推而广之，汀江流域的客家在接受“祖先来自宁化（石壁）”这一“家系”的同时，也接受了“祖先经宁化（石壁）入闽”这一“家系”。于是，客家的“宁化（石壁）传说”也就形成了。而“祖先经宁化（石壁）入闽”之说是祖先来自“河南光山固始”传说的衍生物，所以可以说，“宁化（石壁）传说”已蕴含“客家根在中原”之意。
（四）“根在中原”意识与汉族认同
“宁化（石壁）传说”本质上是一种“祖先同乡传说”，它的形成，一方面是汀江流域地区居民客家认同深化的一个标志——我们不仅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有着共同的语言和习俗，而且我们的祖先也来自同一个地方，因此，我们不仅是同乡，而且是“同种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汀江流域地区客家对中原的向心意识的升华——不仅接受和认可中原王朝文化统治秩序，而且认中原为自己的“根”之所在。
在“化外之地”居民的对中原的向心意识结构中，认同自己“根在中原”与认可中原王朝文化统治秩序，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对汉族认同形成来说，认同自己“根在中原”与汉族认同的连接更为直接，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直接发展为汉族认同。清代中叶以后，在客家族群遭受严重歧视的背景下，客家文人纷纷著书立说，从论证“客家乃中原士族之后”到强调“客家祖先是古代中原汉人”，直至罗香林的“汉族客家民系说”，无不强调客家“根在中原”，而且几乎都以基于“宁化（石壁）传说”的客家族谱所记述的迁徙史为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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