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拟以白砂福纲和太拔儒溪山庄为例，分析科举曾经如何推进了汀江流域地区异姓居民共同体的整合。
（一）上杭白砂地区的“福纲”与科举
1．上杭白砂地区的“福纲”
白砂位于上杭县东部，现今在行政上为白砂镇。白砂镇面积195平方公里，有五座海拔1 000米以上的山，山林面积是耕地面积的十倍左右。在这样一块山林地带，散居着袁、刘、僚、严、丘、李、林、温、吴、赵、陈、赖、郑、张等六十五个姓氏的居民。以现在的白砂镇政府所在地为中心，周围五十余个自然村近四十个姓氏的居民，1949年之前，几乎都归属于“福纲”或“潮纲”。“福纲”和“潮纲”分别是往福州或潮州经商的纸商同业组织，即“福纲”为“旅福纸纲”，“潮纲”为“旅潮纸纲”。〔34〕无论“福纲”，还是“潮纲”，都持有名为“纲尝”的资产。“纲尝”源于成员的捐资，但作为“纲”的财产，它不属于任何个人，而为全纲成员所共有。就这样，姓氏不同的居民，因归属于同一个“纲”，而结成一个共同体。
白砂一带，在新中国成立之前，60%以上的居民世代以造纸为生业，其余也大多从事与纸业相关的营生，如纸的买卖或运输。总之，几乎所有的白砂人都靠纸维生。因此，毋庸置言，这种产业状况就成为促进白砂一带异姓居民结成业缘共同体的重要因素。但是，“福纲”所具有的不同于“潮纲”的作用和较“潮纲”更大的影响力，也反映出科举在异姓居民共同体形成中的作用。
参加“福纲”还是“潮纲”，这并非只能二者选一，所有人都可以既参加“福纲”，也参加“潮纲”，因此成员及“纲尝”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在当地的影响力。杨彦杰曾根据每年正月“赛猪会”上分到猪肉的人数对“福纲”和“潮纲”的成员数量进行推算，他的结论是：参加“福纲”的居民可能更多，他们捐赠给“福纲”的财产或资金的数额也可能更大。〔35〕可是，在白砂，跑潮汕渠道的商人商贩数量更多，其总体实力也更强。从白砂到上杭城，陆路30公里，挑夫一般只需一天就能走到；从上杭城到潮汕，如第三章所述，可经由“汀江·韩江航道”。基于这种交通的便捷以及潮汕贸易市场的需求，历史上白砂生产的纸大多销往潮汕方面，销往福州方面的要少得多，两者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可以推知，参加“福纲”的白砂人，并非都与福州方面纸市场有关。那么，那些与福州方面纸市场无缘的白砂人为什么要参加“福纲”？比较“福纲”和“潮纲”的“纲尝”的不同用途，或可找到答案。此中不同，举其大者有三：
第一，至晚从明代末期开始，白砂地区形成一个重要年俗活动——“赛猪会”，即在农历正月初三和初六祭祀太保公王。正月初三的活动由“福纲”主办，所有费用由“福纲”承担；正月初六的活动由“潮纲”主办，所有费用由“潮纲”承担。值得注意的是，正月初三和正月初六的“赛猪会”的主题是不一样的，“福纲”主办的正月初三“赛猪会”，旨在求太保公王保佑赴福州参加乡试的考生考试合格、科举及第；“潮纲”主办的正月初六“赛猪会”，旨在求太保公王保佑新的一年纸业繁荣、商品运输路途平安。
第二，“潮纲”在白砂地区的一个交通要塞——水西渡口为居民提供免费摆渡，为此需承担渡船的购置和维修以及船夫的雇用和管理。
第三，“福纲”积极支持成员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为学子提供资金援助：省试合格者，每人可得奖励金50银元；乡试落第者，每人也可得鼓励金10银元。
由上可知，“福纲”之与“潮纲”不同，主要在于它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纸商同业组织[6]，其职能不只局限于维护成员的商业利益，还延伸到援助成员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因为在福建，作为科举考试重要一环的乡试是在福州举行的，所以那些打算让家族子弟参加乡试，期盼家族中有人科举及第的白砂人，即使与福州纸市场没有任何关联，也会加入“福纲”，而且会将更多的财产或资金捐赠给“福纲”。“福纲”的成员以及“纲尝”多于“潮纲”这一情况，不仅反映了“福纲”在促进白砂一带异姓居民整合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反映了科举是推进这种整合的重要动力。(www.xing528.com)
2．科举对上杭白砂地区“福纲”发展的推进
下面，再从白砂一带的科举事业和“福纲”发展之间的关联性，进一步确认科举在推进异姓居民共同体形成中的积极作用。
白砂“福纲”是在何时设立的？至今尚未发现相关文献记载，但当地有居民说是白砂袁氏宗族八世祖时设立的。按此推算，当在明末之前。对此，杨彦杰表示怀疑，其理由在于：在明末以前，作为当地大姓的袁、傅两姓都还没有科举及第者出现，所以“怎么可能参与成立专为送学子赴省城参加乡试的福纲呢？”〔36〕而笔者认为，姑且不论白砂“福纲”何时成立，但若说自白砂袁氏宗族八世祖的时候开始（或者说就是由于白砂袁氏宗族八世祖的倡导），支持成员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成为“福纲”的一个重要职能，为学子提供资金援助也成为“福纲”的“纲尝”的一项例行支出，这还是有很大可能性的。此说的主要依据，在于以下两件分别发生在白砂地区袁、傅两大宗族中的事情。
同治《上杭县志·建置志》中有记载说，白砂有一文昌阁，原名永丰宫，是童生读书习作之处，由当地人袁庆程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出资建造。袁姓，白砂一带的“大姓”；袁庆程，白砂袁氏宗族的六世祖。袁庆程建永丰宫，为族中子弟提供读书之处；并供奉文昌帝，祈其保佑袁氏宗族子弟科举成功。这表明白砂袁氏宗族在万历二十六年之前已经重视对族中子弟的科举教育。另据《白砂傅氏族谱》记述，十世祖东崖公捐地设置“儒资田”，专门用以援助本族子弟读书和参加科举考试；之后，因十一世祖尚忠公和十三世祖与参公的捐赠，“儒资田”的面积扩大许多；且自第十三代起，每代都会赠地或捐资以扩充儒资田，至清末，在白砂地区诸姓氏宗族中，傅氏宗族“儒资田”的规模最大。“儒资田”是专门用于援助族中子弟读书及参加科举考试的族产，它的设置，表明该宗族对科举教育的重视。1990年代时，白砂傅氏宗族已至第28代，而白砂袁氏宗族为第24代，由此可推知傅氏十世祖东崖公与袁氏六世祖袁庆程为同时代人。而由上可见，在袁氏六世祖袁庆程的时候，白砂的两大姓氏都已经把培养后人读书、争取科举功名作为宗族的大事，那么相隔两代，到袁氏八世祖的时候，以袁、傅两姓为主要成员的白砂“福纲”开始把支持成员子弟到福州参加科举考试纳入自己的职责范围，并用“纲尝”援助和奖励到福州参加科举考试的成员子弟，这应该是水到渠成之举吧。[7]
虽说白砂的傅氏宗族和袁氏宗族在明末之前都未曾出现贡生及其以上级别的科举及第者，但这并不等于两个宗族中无人读书、无人参加科举考试，也并不意味着两个宗族中缺乏饱读四书五经的文人名士。事实上，白砂袁氏在明代就以“多才子”而闻名上杭一带，尤有袁去病兄弟四人皆为“知名”人士。〔37〕而正是由于有明一代的积累，进入清代以后，这两个宗族都频频传出族中子弟获取科举功名的喜讯。康熙四十七年（1708），袁氏宗族出现2名贡生；康熙五十二年（1713），傅天爵考中武举人；雍正七年（1729），袁昂霄考中举人；雍正十年（1732），袁竣、傅周、傅昆阳考中武举人；雍正十三年（1735），傅鹰再考中举人。进入乾隆年间（1736—1795）以后，两个宗族的科举成就更加辉煌，至清末，共出现进士1人、武进士3人、举人13人、武举人8人、武解元2人以及贡生（含恩、岁、附、拔）21人。〔38〕
综上所述，从明代开始，以袁、傅两个宗族为代表的白砂地区居民越来越重视科举教育。万历二十六年前后开始，袁、傅氏这样的“大姓”首先在本宗族内部开始重视培养后人读书和参加科举考试；其后，“才子辈出”的袁氏一族作为“地方精英”，向同业者中的其他姓氏居民呼吁，共同设置“福纲”的“纲尝”，用于支持和援助同乡子弟去福州参加乡试、追求科举功名；进入清代以后，由于“福纲”的支持和援助，白砂地区科举事业有了长足发展，出现了许多科举及第者，而“福纲”也因此吸引更多居民的参加，其范围扩展到五十多个村庄，成员包含近四十个姓氏的数百户居民。就这样，在科举的推动下，白砂一带形成了以“福纲”为核心的多姓氏居民共同体。
（二）上杭太拔地区的“儒溪山庄”与科举
在汀江流域地区，还有一些纯粹因科举结缘的异姓居民共同体，上杭太拔地区的“儒溪山庄”就是其中一例。黄潭河为汀江第二大支流，儒溪是黄潭河的支流之一，长约25公里。儒溪两岸，分布着黄、王、丘、卢、黎、陈、郭、李、钟、曾等十几个姓氏的村落。这些村落都不大，20世纪40年代末，十几个村落总共才1 000来户人家。那里是山区，各村落在地理上互不相邻，自成聚落。但是，那一带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一直存在一个“儒溪山庄”，这是由儒溪流域地区的十几个姓氏为援助同乡子弟读书而结成的一个居民共同体。“儒溪山庄”的公有财产，除“儒溪山庄”这一建筑物和“儒资田”之外，在福州还有一处供在福州读书的儒溪子弟居住的宿舍楼。那栋宿舍楼，最早是由钟斗恒倡议，儒溪诸姓居民集资兴建的“试馆”，专供去福州参加乡试的儒溪子弟住宿。“儒溪山庄”的“儒资田”，也是十几个姓氏的居民各自拿出部分族田聚合而成的。如儒溪钟氏宗族的族田就分为二部分：一部分作为儒溪钟氏祠堂的财产，其收获用于祭祀先祖和祠堂的管理和维修等宗族内部事务；另一部分是捐赠给“儒溪山庄”的“儒溪田”，其收益用于资助儒溪流域地区的子弟读书和赴考。清代，这个异姓居民共同体共送出进士1名、拔贡2名、秀才16名。〔39〕各个时期“儒溪山庄”的负责人，都是作为“儒溪山庄”成员的各个姓氏的居民推选出来的，也都是当地享有盛誉的文人，如最后一届董事长，就是汀江流域一带的著名文人钟勷侯。
那么，为什么在汀江流域地区这种异姓居民共同体会比较普遍？其理由可能主要有以下两个。首先，要培养出一个科举及第者，尤其是像进士、举人这样高层次科举及第者，需要很长时间，经济上的支出也是非常大的，而汀江流域地区不同于平原地带，拥有足够应付这一支出的族田的宗族很少，超越姓氏的区别，集各氏族之力培育当地子弟的这种必要性就由此而生。其次，当地居民多从事手工业、运输业等非农产业，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相比，人们之间互相依赖、互相帮助的连带感更强，而且大多有同业组织、行会组织，这也给多姓氏居民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可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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