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以闽西廖氏宗族为例，分析科举对同姓居民宗族构建的推动。
（一）闽西廖氏宗族构建过程
关于廖氏是何时从何处移居汀江流域的这一问题，有多种说法，且现今谁也无法确认哪种说法正确。据族谱记载，闽西廖氏宗族整合经历如下过程。
宋代中叶，实番公从顺昌来到上杭郭坊。〔18〕实番公膝下有一子三孙，三个孙子长大后都各自移居他乡。
从元末至明初，廖姓居民在闽西各地分别定居下来，子孙繁衍，开基成族。如居住于上杭古田的廖氏一支，在明洪武年间（1368—1398）修建了祖屋，以祭祀先祖，命名为“宗享祠”。〔19〕居住于上杭古田的另一支廖氏，于永乐三年（1405）也为祭祀先祖，修建了祖屋，名之为“荣千祠”。〔20〕
明代中叶以后，散居于闽西各地的廖氏宗族开始了整合过程。万历三十七年（1609），上杭、永定一带的二十余支廖氏宗族共同集资，在郭坊为一世祖和二世祖建墓立碑，此后定期举办祭祀仪式。〔21〕崇祯年间（1628—1644），上杭、永定二县的各支廖氏宗族分别在上杭县城和永定县城修建上杭廖氏宗族祠堂“一本堂”和永定廖氏宗族祠堂“永思堂”。〔22〕同年，散居于武平各地的廖姓居民，也集资在武平县城修建武平廖氏宗族祠堂“敦本堂”。〔23〕
至清代中叶，在上述各县廖氏宗族分别整合的基础上，汀州八县廖姓居民共同集资在汀州城修建汀州廖氏宗族祠堂“八邑廖氏家祠”。之后，又与龙岩州的廖姓居民联合起来，在福州修建了闽西廖氏宗族祠堂“玉森堂”。〔24〕
对于上述廖氏祠堂，有几点需加以特别留意，因为这在汀江流域乃至闽西地区并不只局限于廖氏，而具有普遍性。
第一，所谓祠堂，并不只是建筑物，而是一个宗族组织。几乎所有的祠堂都有固定的成员，拥有由成员捐赠的共有财产，定期举行全体成员参加的祭祀祖先的仪式，其中，很多祠堂还有族谱和成文的族规。
第二，参加县以上层次的祠堂，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参加者自主选择、决定的结果。
第三，县以上层次的祠堂，其成员之间不一定都具有血缘关系。据民国《武平县志·氏族志》中的“廖氏”条目记载，“永平寨（廖氏）始祖三七郎，先世实番，宋中叶由顺昌县合阳重阳迁上杭觉坊，五传至三十七郎，南宋末由觉坊肇基永平”。据杨彦杰考证，这里所说的“实番公来自顺昌县‘合阳重阳’，三七郎迁自上杭县的‘觉坊’，这些地名均与我们上面提到的调查资料不同，是否一地两名，或者另有缘故，尚难判断”。〔25〕而笔者根据田野调查结果推测，这个“觉坊”，可能就是“郭坊”。即也许是“郭坊实番公”的传说在当地民间口口相传的过程中，“郭”被传成了“觉”。而若“觉坊”真为“郭坊”之误传，其本身就是对武平永平廖氏是否真的是上杭郭坊实番公的后裔的质疑。(www.xing528.com)
上述祠堂（宗族组织）所具有的特征，表明闽西廖氏宗族是由曾经散居于闽西各乡村的廖姓居民整合而成的。其实，像这种并无血缘关系，仅因姓氏相同而结成宗族的事例，在汀江流域地区既非只有廖氏宗族，也非只是少数宗族才会发生。邓晓华在长期研究中发现：汀江流域的客家和闽南人一样，非常重视祭祀祖先，但是与闽南人重视祭祀血缘关系清楚明确的祖先不同，客家更重视祭祀同姓人共通的“祖先”。〔26〕汀江流域的客家之所以“更重视”祭祀同姓人共通的“祖先”，也许正是因为汀江流域的客家宗族往往不具有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吧？而这又可能与他们相对较晚才形成定居型生活方式相关。
（二）科举对闽西廖氏宗族整合的推进
首先，以武平永平田背廖氏宗族为例，分析科举在宗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闽西地区第一位廖姓举人，出自武平永平廖家。永平乡位于武平县北部，距永平乡役所约五公里处有一盆地，盆地内有四背、杭背和岗背三个村庄。廖姓为当地居民中的大姓，主要居住在田背和杭背。田背廖氏一族的开基祖三七郎，也是永平廖氏的开基祖，据传三七郎是在南宋末时来田背定居、开基的。杭背廖氏一族的开基祖是永平廖氏八世祖之一的永昌，永昌是从田背迁居杭背的。在永平廖氏宗族的形成史中，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
第一，在第六代出现了第一个科举及第者。六世祖之一的均玉曾是武平县学的生员，然未有资料显示他成为县学生员的时间。不过，据乾隆《汀州府志》记载，均玉的孙子、八世祖之一的永隆在宣德四年（1424）通过贡生选拔考试，又在正统六年（1441）考中举人，〔27〕这是闽西廖氏的第一位举人，也是永平廖氏唯一的举人。根据永隆的年岁来推测，均玉在武平县学当生员的时间可能是洪武年间（1368—1398）左右。换言之，永平廖氏大约在明代初期就出现了第一个科举及第者。这件事似乎对田背廖氏宗族的形成发生过很大影响：田背廖氏宗族是三七郎在南宋末开基的，但现在的族人几乎都是均玉的后裔。也就是说，均玉成为县学生员之事，成为田背廖氏宗族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第二，在第八代，次子永隆留在田背，而长子永昌则移居杭背。永昌为何迁居杭背？按照当地人的说法，是因为他和杭背何氏的女儿结了婚。但是，这个理由很难让人信服。如前所述，田背廖氏一族在第六代出了均玉这个县学生员。尽管生员、尤其是县学生员在科举及第者中处于最低位，但这在当时——明代初期，在当地——整个宋代只有二人入选特奏名进士的武平县，无疑属于地方精英。在这样的家族，按常理，应该遵循“长子长孙继承家业”之礼俗。均玉膝下只有蕃一个儿子，蕃有子永昌和永隆，即永昌为均玉的长子长孙。作为长子长孙的永昌，不但未能继承家业，反而迁居外村，若无特殊原因，当是不可能的。现在居住在田背的廖氏族人几乎都是均玉的后裔，更确切地说，几乎都是永隆的后代。迁居杭背的永隆有五子，子辉、子澜、子荣、子瀚和子源，其中子辉和子澜早年夭折。现今杭背廖氏族人中，约有子荣之后一百余人、子瀚之后三百余人，子源之后五百余人，分别被称为“长房”、“二房”和“三房”，“长房”居住在永隆曾经居住过的“官楼”一带。由此可见，永平廖氏宗族——无论田背廖氏一族，还是杭背廖氏一族，除永平和永昌一代之外，世世代代都依循着长房长孙继承家业的原则。从永昌和永隆各自的经历，可以大致猜测出永昌离开田背的原因。在位于田背的永平廖氏宗族总祠中，有一块立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的“书香”牌匾，上面写有永平廖氏宗族自明初至立匾之时所有“功成名就”的族人的名字，共有120人。那上面，没有“永昌”，而“永隆”则紧挨“环”（均玉）之后。这120人中，除10名为民国之人外，还有明清时期的举人1人、贡生10人、生员12人、太学生71人、从九品11人、州司马等职5人。永平廖氏的科举成就最高者，为“举人”；那唯一的举人，就是永隆。显而易见，对永平廖氏宗族来说，永隆是最了不起的人物，是一族的骄傲。位于田背的廖氏宗族总祠堂的大门外，至今还残留着一段桅杆，上面镌刻着的“明宣德四年己酉科中式拔贡正统辛酉科第十一名举人廖时中”之文也仍然依稀可见。这桅杆是为纪念永隆考中举人而立的，由此也可看出永隆在永平廖氏宗族中的地位。在与科举无缘的永昌和举人永隆之间选择一家乃至一族的继承者，其天平倾向于永隆是完全可能的。而为了让作为次子的永隆能名正言顺地成为家族的继承者，身为长子的永昌迁离田背就成为一种必然了吧。总之，也许正是永隆的科举及第致使永昌离开田背，从而使永隆后裔成为之后的田背廖氏宗族的主体。
其次，科举也推动了闽西各地廖姓居民的整合。
闽西廖氏宗族的构建开始于明代，以汀江流域的武平、上杭、永定三县的廖姓居民为主体，而在时间上正与汀江流域地区科举教育的发展以及廖姓居民开始在科举上获得成功的时期相一致。宋代时，汀江流域及汀州地区出身的进士、特奏名进士没有一个姓廖的。〔28〕进入明代以后，以均玉为起点，廖氏开始获得科举成就；又从永隆开始，廖氏宗族中出现了进士、举人这样的高层次科举及第者。到清代，仅永定一县，在乾隆十七年（1752）前，廖氏宗族中就有3人考中进士。〔29〕
而实际上，廖氏宗族跨县跨州整合的起因和目的，主要都在于帮助更多的族人获取科举功名。如无论是在汀州城建“八邑廖氏家祠”，还是在福州建“玉森堂”，其直接目都是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廖氏宗族子弟提供住宿及其他援助。清末，“八邑廖氏家祠”在向汀州各县的廖氏宗族募捐扩建祠堂时，曾明确宣称：扩建祠堂是为了给来汀州城参加科举考试的族人提供住宿。“玉森堂”曾在嘉庆十七年（1812）花三千零六十两银子在福州置房产、设试馆，以供来福州参加科举考试的族内子弟住宿之用。〔30〕
散居各地的同姓居民因科举的关系而整合为一个宗族这种情况，在汀江流域及汀州地区并不仅限于廖氏宗族。长期从事福建宗族组织研究的郑振满指出，汀州地区的“世家大族一般都是散居宗族”，〔31〕而散居宗族“一般都是合同式宗族”，其“基本特征在于族人的权利和义务取决于既定的合同关系”，是一种“以利益关系为基础的宗族组织”，〔32〕“此类宗族组织的发展，一般是由一县之内扩大及于数县、数府乃至数省，县级以上的散居宗族大多与士绅阶层的科举事业及政治活动有关”。〔33〕易言之，上述散居的同姓人的整合及宗族形成与科举事业发展相关这一现象，在当地具有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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