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如果把汀州和大埔作为一个地区的话,可以看到这个地区科举的发展,从明代开始优势逐渐南移,最终形成“南优北劣”的态势。这实际上是汀江流域地区,尤其是武平、大杭、永定、大埔四县的科举事业以明代为起点突飞猛进的写照。
那么,为什么汀江流域地区的科举教育在进入明代以后会后来居上,超越汀州北部地区?其背景中,以下三点不可忽略。
第一,永定、大埔二县的设置。在永定和大埔的不同时期的县志中,都能看到关于置县之后科举日盛的记载。两县官府都在置县后次年即建立县学,促进官学教育发展,从而有利于提高居民的向学之心。但是,这一点只能作为解释明代汀江流域地区的科举何以显著发展的一个原因,却很难作为说明其科举业绩超越汀州北部地区的理由,因为汀州北部地区在成化年间也析地另置归化县,随之也增加了一所县学。
第二,第四章所述连城四堡印书业的兴起,使汀江流域地区的居民也能容易地获取科举相关书籍及其他读物;同时,私塾、文馆、书院等私学的发展,促进了汀江流域地区科举教育的发展。上述的私塾在明代增加不少,至清代,几乎每个村都设有私塾。这些私塾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大户人家的家塾;二是私塾教师自己开设的;三是以同村或同族子弟为对象而建的村塾或族塾。上杭的文馆和书院多出现于明代,到清代已有文馆21所、书院11所,这些文馆和书院作为官学教育的补充,成为科举教育的重要场所,“在童试中成绩合格的童生可入书院学习”。〔14〕在永定,各村都有私塾,另从崇祯年间(1628—1644)至科举废止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期间先后至少有82所书院。〔15〕(www.xing528.com)
第三,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生活方式的变化,这是较上述两点更为重要的原因。之前在第四章已述,在汀江流域地区,自古以来人们就无法依靠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农业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是非农产业构建起地方社会经济的基础,并随即成为居民经济生活的支柱。这种非农产业,在宋代主要是矿业,而明代以后则主要是与林木、竹纸、烟草相关的种植业、手工业、流通业。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给予科举事业的发展以积极影响。首先,它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变化,即定居式生活方式的普及。与林木、竹纸、烟草相关的种植业、手工业和流通业等产业,与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农业相比,其主体的流动性较高;但与宋代的矿业相比较,其主体的生活方式基本上还是定居型的。如前所述,凡籍贯不明或不能证明三代为原籍者,就不具备参加科举的资格,在这个意义上,定居型生活方式成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前提。其次,就个人而言,要能够参加科举考试,并能够科举及第,就需要长年“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没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就无法坚持这种学习;就环境而言,私学的发展,也需要地方经济基础。明代以后,汀江流域地区因得海洋经济之利,总体上较汀州北部地区富裕一些。
不过,在福建省境内,汀州地区的科举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宋代,福建路八州府军中,汀州的进士最少,比在福建位居第一的福州少了二千七百余人,比第七位的邵武军也少了百数十人;〔16〕到了明代,1371—1644年期间,福建八州共有进士2 116人,其中汀州的进士只有五十三人,仅为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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