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客家地区的分布及形成原因

（一）闽粤赣湘境内的客家方言区

在汉语方言分类上，闽粤赣边区及粤赣湘边区是范围最广的客家方言区。

如第二章所述，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交通圈，而汀州、郴州、韶州、梅州、赣州是这一交通网络中的纽结。郴州、韶州、梅州、赣州和汀州一样，在唐宋时期，是著名的矿产地。

○郴州

在《汉书·地理志》中，有关于郴州“有铁官”的记载。而据《旧唐书·食货志》的记载，在郴州的平阳和高亭两县邻接之地，发现平阳冶等280余处古铜坑，为此，唐朝廷在郴州设置了两处冶炼所，采铜铸钱。五代后晋天福四年（939），还在该地设置桂阳监。根据《太平寰记古逸本》卷117中的记述，桂阳监所在的地方，历代都是朝廷直接管理的矿业机构“监”或“（银）务”的所在地；太平兴国年间（976—984），那里有一个银场和七处银坑，而从桂阳监往西北或西数十里地，还有好几处银场和铅场。《宋会要辑稿·食货》33中也有记载说，当地在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以前设置的五处银坑和景祐年间（1034—1038）以前设置的六处银坑，都隶属于桂阳监。

据《元和郡县志》记载说，郴州的银质量特别好，被称为“锅子银”，其他地方产的银都不能与锅子银相提并论。^〔40〕

○韶州

宋代韶州设有永通监，许多矿业及其相关人员，舍弃农田，手持兵器，从四面八方来到韶州，其人数达到10万以上。^〔41〕

在韶州境内的翁源县，宋代时，除有著名的岑水场之外，还有皇祐年间（1049—1054）设置并一直持续到南宋末期的大富银场、大湖银场和开阳里铁场等。^〔42〕

在韶州境内的英德县，宋代是有一著名官营铁冶，为宋代十二个重要官营铁冶之一，那里还产银，并以质量上乘而闻名。^〔43〕

○梅州

梅州，宋代时设有铁务，除龙坑铁场外，还有乐口铁场、石坑铅场和乌门铅场等。^〔44〕

○赣州

唐代，赣州的南康县有锡场，大庾县有锡场和铅场，安远县有铁场和锡场，瑞金县有瑞金监，于都县象湖镇有淘金场。南唐保大十一年（953），瑞金监升格为瑞金县。^〔45〕

宋代，在赣州的瑞金县有九龙银场、铅场、铜场；赣县有银场、铅场以及云都铜场、宝积铅场等。^〔46〕

（二）陕西客家地区

陕西省的渭南、商南、商城、山阳一带，居住着不少客家人，因而那些地方也被认为是客家地区。

《山海经》上有记载说，渭南的英山、竹山、南山、符禺山自古以来就是铁、铜、金的产地。陕西南部的商南、商城、山阳一带，是古商州之地。唐代，商州有红崖冶和洛源钱监，前者铜产量益增；后者有十处铸造钱币的冶炼所；^〔47〕另外，商州洛南也曾盛产“金、铜、铁”，宋代时，商州是最著名的金产地，而且当地还有银矿和锡矿。^〔48〕元代，商州是著名的银产地。据《元史·食货志》记载，“银产于陕西”，而若论名产地，当举商州。而至有明代，陕西南部是铁冶中心，凤县一带有许多民营铁矿和冶铁所，其中有不少规模达二三千人。^〔49〕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时，商州和虢州（灵宝）一带和华南客家地区在矿业生产方面，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当时，在商州一带发现了不少矿脉，但是当地人采掘和冶炼的技术水平都不高，所以矿业生产长期得不到发展。为此，绍圣元年（1094），蔡京向朝廷建议，到华南地区招募在铜的采掘、冶炼方面具有较高水平的工匠，将他们派遣到陕西，勘查矿源，选定采矿场，振兴矿冶业。而宋哲宗曾下诏招募精于铜的采掘和冶炼技术的“南方工匠”，命他们赴陕西，勘查商州、虢州和铜矿；而一旦发现铜矿，就当地安置他们，使其从事铜的冶炼，尔后根据情况，设置炉冶。^〔50〕河上光一根据这二段史料分析，“这个诏令，当是对蔡京提出的建议的肯定和答复。而蔡京之所以会在那时提出这个建议，应该是迫于岑水铜场的铜产量已持续减产的状况”；河上氏还推测指出，“所谓‘工匠’，不言而喻，是指具有专门知识的技术人员；而这里所说的‘南方’，估计就是指岑水铜场。——因为是作为官营矿场的岑水铜场的技术人员，所以可以派遣他们到北方的商州和虢州工作”。^〔51〕在当时华南地区，要论采矿、冶炼技术最先进的矿场，首先当举岑水场、潭州永兴场、信州铅山场和饶州兴利场四处，所以可以推知被派往北方的南方工匠主要应该是这四个矿场的技术人员。而由此可以推测，无论河南的“类客家方言区”还是陕西的客家地区，它们的形成也许与历史上华南矿业技术人员的北上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如前所述，历史上华南地区的矿业几乎都与客家相关。

（三）滇鄂境内的客家地区(www.xing528.com)

中川学提出的“客家地区一览表”中，有云南的“腾冲、陇州一带”和湖北的“黄岗、黄梅、黄安、黄陂、老河口、襄阳、旧黄州一带”。按照传统的客家移民史论，很难解释这些地区为何会成为客家地区。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如果从历史上那些地区的矿业情况看，则可以发现它们与客家之间似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腾冲、陇州一带

据《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哀牢夷出铜、铁、铅、锡、金、银等”。这个“哀牢”，乃是地名，相当于现今保山地区一带，而腾冲县即隶属于保山地区。

又据《元史·食货志》记载，“金齿产金、银、铁”。此“金齿”之地，也在现今保山地区一带。

《明史·地理志》中有记载说，“腾越州有铜、银”。这个“腾越州”，在地理位置上，即相当于现今的腾冲县。

按照明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所论，明代银矿主要分布在浙江、福建、江西、湖广、贵州、河南、四川、甘肃和云南，而云南之外八地银产量的总量不及云南银产量的一半。^〔52〕而当时云南境内银产量最高的有三处，保山一带是其中的一处。^〔53〕铜矿方面，腾越（腾冲）产的“腾越阁”在当时云南产的铜中，属质量最好。^〔54〕

另外，中川学把“腾冲、陇州一带”作为客家地区列举之后，还附加了一说明：“缅甸北部的民族中，有一自称‘客’或‘喀’的族群”。^〔55〕而李长傅的《南洋华侨史》中的一段论述，似可帮助我们了解这个自称为“客”或“喀”的族群的来历。据李长傅说，有一自称为“桂家”的族群，明末清初时从中国移居缅甸，其后裔在上缅甸波龙矿山（位于缅甸北部的汤平）采掘银矿。^〔56〕根据地图出版社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世界地图册》，位于缅甸邦北部的汤彭山脉一带，有铅、亚铅、铜、银等金属矿藏量十分丰富的包德温矿区。这个矿区，是不是李氏所说的“桂家”采掘银矿的地方？而中川氏所说的“缅甸北部”是不是在这一带？再有，“桂家”的“桂”和“喀”是不是“客家”的“客”的拟音字？所有这些都无从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但是有四点值得注意：

第一，自称“桂家”和自称“客”或“喀”的族群所居住和活动范围都在缅甸北部；

第二，“桂家”是以矿业为主要生业的族群；

第三，“桂家”是明末清初时从中国迁徙过去的；

第四，缅甸北部的矿区与明代的重要矿产地——“腾冲、陇州一带”在地理位置上很近。

以下，再借助古代交通史，尝试对两地关系做点分析。

汉武帝时，开通了后来被称为“西南丝绸之路”的“博南道”，沿着作为“博南道”的一部分的“永昌道”，可以从腾冲到缅甸。^〔57〕唐宋时期，从中原通往云南的交通干道已有十几条，其中“南路”、“北路”、“沐川源路”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而“北路”即是上述汉代已经开通的“永昌道”。换言之，历史上，腾冲曾经是中国通往缅甸的交通要冲。是否可以让思维“漫游”一下：在缅甸北部矿区从事矿业的“桂家”或自称为“客”（“喀”）的族群与在“腾冲、陇州一带”从事矿业生产的客家，曾经通过这条交通要道往来于两地的矿区之间。

○黄岗、黄梅、黄安、黄陂、老河口、襄阳、旧黄州一带

黄州，宋代时设有官营的铁冶。^〔58〕域内的黄梅，至明代，依然是我国重要的铁产地之一；^〔59〕而域内的黄岗和黄安，历史上也曾是有名的金产地^〔60〕，在黄岗的一座山上曾发现34处古代采矿口的遗址。

另外，与黄州邻近的兴国军和鄂州，也是古代著名的矿产地。兴国军北部一带（相当于现今阳新县）曾盛产铜、铁、银，元代被称为“天下第一的银产地”；至明代，那一带依然是重要的铁产地，曾分布有十三处铁矿场。^〔61〕兴国军境内有大冶县，其西南一带，晋宋梁陈时就一直以产铜而闻名；宋代，那里设有富民钱监、铜场、磁湖铁务；清末，在当地发现蕴藏量丰富的铁矿，于是，在那里开设了汉阳铁厂。

在鄂州，有不少汉代、三国、六朝时期的铜镜出土，由此可推知，那时当地就有较高水平的采铜、冶炼和铜器制作，不仅有官营的铜镜工坊，还有不少民间的铜镜制造工匠。^〔62〕当地，晋代时，设有“铁官”；^〔63〕隋唐时，盛行采铜和铸钱；^〔64〕宋元时期，还有产量颇丰的官营矿场。^〔65〕

襄阳，元代时被称为“天下金产地”；^〔66〕明代时，域内枣阳县一带仍有几处银矿。^〔67〕另外，襄阳是古代中国南北交通干道的重要纽结：往北，可往老河口，到达宋代著名的铁产地——河南虢州；往南，可通往古来就是重要矿产地的郴州和韶州。^〔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