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业直接推动汀州话形成》

以上从宋代时矿业曾如何促进了汀江流域地域社会整合的角度，分析矿业对于汀州话形成的间接助推作用；下面将从宋代汀州矿业的特征着手，论证在汀州话形成过程中它所给予的直接推动。

（一）大规模矿业生产的人口凝聚力

宋代汀州矿业的特征之一，在于以官营和半官营为主，生产规模较大的矿场较多，而这有力地促进了汀州人口的增加和定居。

汀州登记在册的人口，唐贞元年间（785—805）为533户15 995人，宋元丰三年（1080）增至81 454人，宝祐年间（1253—1258）更增至223 432户534 890人。^〔32〕而如前所述，从当时汀州的产业结构来看，正是矿业自身的发展及其对流通业发展的需求，成为集聚人口的巨大引力，并为庞大人口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二）矿业生产的集团性和组织性

不同于小农生产，矿业生产是通过组织性较高的集团来进行的。关于宋代汀州矿业的集团性和组织性特征，首先当从矿场作业来看。如上所述，宋代时汀州矿产业生产部门多是有一定规模的官营和半官营的矿场，那就意味着大量出身地不同、所属族群不一、母语不通的人聚集于同一作业场所共事。而关于宋代官营和半官营的矿场的作业情况，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志》中的描述，矿场的官吏每天都要对进入作业场所的人员的名字和数量进行登记，并且必须每天把矿石采掘量、冶炼中的矿石量、冶炼成矿产品的数量等一一记录在册。这一史料表明，当时矿场作业已经实行分工合作制度。这样的作业方式，无疑需要共事者彼此配合、密切合作，而其前提自然是要有共通的语言进行沟通。同时，即使在现代，矿场作业也是危险程度较高的工种，而古代矿场作业的危险性更高，随时可能发生伤亡事故，这一方面有助于把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结成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也更需要彼此间有相通的语言，能够及时、准确地互相传递信息。

其次，宋代汀州矿业的集团性还表现在矿业劳动者几乎都居住在采掘现场附近，过着集体生活。钟寮场的“寮”这个字，在唐宋时代是指共同劳动的人们共同居住的场所，历史上在华南地区用得较多，如在《清史稿·食货志》中就有“广东总督奏称，撤毁雷廉交界海面之涠洲及迤东之斜阳地方寮房，递回原籍，免与洋盗串通滋事，并毁校椅湾等三十二处寮房共百六十二户，另行抚恤安插”这样的记载。在汀州话中，“寮”就是指在山上工作的人们用竹子或木板、草搭建的共同居住的简陋小屋。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讲到，一个铁炉附近大约住有三百户人家。这样的共同劳动和共同生活，不仅使语言相通成为必要，而且为共通语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再次，宋代汀州矿业的这种具有一定程度的组织性、并伴有命运共同体性质的集团性，还表现在矿产品的流通方面。宋时实行对金银类矿产品收两成税，对铁产品收一成税，但对作为铸钱的主要原料的铜采取国家统一收购、禁止自由买卖的制度。从宋时汀州有许多矿场，而且其中不少是铜场，特别是还有拥有化铁为铜的湿式炼铜技术的矿场这一情况，可以推知当时该地区的矿产品贸易比较发达。和日常消费品的买卖不同，由于矿产品体积大、分量重、价值贵，特别是当买卖具有走私性质时，其背后必然有跨地域乃至全国性的流通网络。^〔33〕

（三）矿业生产的流动性

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看出宋代时汀江流域地区的矿业生产具有很大的流动性。(www.xing528.com)

首先，宋时该地区同时存在许多矿场，而且宋代矿业劳务制度由劳役制转变为雇佣制，所以无论普通矿工还是工匠、商人或其他相关人员都不可能始终固定于一处地方。而随着他们在各矿场间的流动，各矿场及其附近地区的文化会趋于同质化。

其次，由于矿脉枯竭等原因，宋时该地区的矿场此闭彼兴的现象屡有发生。而随着新矿场的出现，族群间的文化融合及同一化的范围会不断扩大。

再次，南宋时期，该地区的矿业由极盛而一落千丈，并终至“名存实亡”之境^〔34〕，这就导致了一种新的流动趋向。随着矿业的衰败，成千上万的人会失去工作。《元一统志》和《上杭记云》中都有记载说，南宋末至元代期间，在曾经矿场最为集中的上杭、武平一带，被称为“畬民”的无业游民成百上千地集群行动，在深山奥地形成所谓“长甲”、“寨”、“畬峒”等许多聚落，这之中当有不少人是因矿业衰败而失去工作的。而随着这些失去工作的人们为寻求生路而迁至深山奥地，在矿区形成的共通语言和共同文化也会扩散开来，在此基础形成新一轮更大范围的族群融合。

如前所述，汀州地区，特别是汀江流域地区的宗族几乎都是在南宋末至明初期间开基。把矿业衰败与宗族开基这两个情况综合起来考虑，不难想象那些渐次定居下来、并迎来宗族开基的人们中，肯定会有大量当年曾从事与矿业相关的工作，尔后失业的人或其后代。而随着他们在各地的定居和开基，当年因矿业而融合、同一化的语言和文化就会在汀江流域地区进一步漫延。总之，正是具有多样化流动性的宋代汀江流域地区矿业的兴衰，把在矿业及其相关产业的直接作用下形成的局部性族群及其文化的融合和同一化，逐步推及到整个汀江流域地区，最终促成该地区诸多族群及其文化融合为一，而汀州话的形成就是这一融合的结果和标志。

（四）矿业生产的“双向性”

宋代汀江流域地区的矿业多为官营或半官营的性质，这就决定了它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管；而它所具有的较大生产规模、较高冶炼技术以及当时矿物流通的特殊性质等各种因素，又决定它需要吸纳汉人等具有较高文化水准的外来移民，矿场管理和矿物流通经营等方面也往往由这些外来移民占据主导地位。

而另一方面，不仅诸如采掘、搬运等技术含量较低、劳动力需求很大的劳动会有大量当地以及周围地区的土著或先住民的参与，而且因为中国古代冶炼采用木炭^〔35〕，这样就必然使很多远在深山奥地的土著或先住民通过向矿场提供木材、木炭而参加到多族群及其文化融合之中。《太平寰宇记》中的“汀州”条目称，汀州有“山都木客”，他们用木材、木炭或木柴与平地居民交换食盐等物品。那么，何谓“山都木客”？《临汀汇考·建置篇》中有记载说，汀州设置之初，为建州衙，砍了千余株古树，而所有树木上都巢居着“山都”这种土人；而“木客”一词，在当地是对本土木材商人的称呼。宋代以后，汀州的“山都”似乎消失了。也许就是因为宋时当地大规模的矿业需要大量木材和木炭，使得汀州本土的“山都木客”们在长年累月向矿场提供木材和木炭的过程中逐渐融合于其他族群了。

具有上述“双向性”特征的矿业生产活动，促进了汀江流域地区多族群的一体化以及作为这种一体化完成标志的汀州话的形成。而客家话之所以会具有兼备“北方话的音韵和苗瑶语壮侗语的基本词汇”这一特色^〔36〕，就是其孕育和形成过程所留下的“烙印”吧。易言之，宋代时，矿业成为汀江流域诸多族群一体化及汉化的“大熔炉”。有学者在研究唐代江西地区开发史时指出，“矿冶业在唐代江西地区的普遍发展，是形成人口会聚，促进当地开发的一个因素”；^〔37〕还有学者认为，清代云南的矿业开发促进了当地的“民族大融汇”，促成了各少数民族的融合和汉化。^〔38〕而由上可见，在这种促进民族融合功能方面，宋代汀州矿业与唐代江西矿业和清代云南矿业完全可以相提并论。而由这三个时空不同却异曲同工的个案，似可进而推论：矿业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华民族形成史中具有特殊意义。

要而言之，宋代，在汀江流域及汀州地区，矿业把诸多文化相异的族群汇集于同一场所，具有较高的组织性和集团性的矿业活动在需要共通语言的同时，又为这种语言的形成提供了条件；矿业生产的“流动性”和“双向性”，使产生于因矿业而结缘的人们中的语言能够成为地方通用方言，并使这种地方通用方言融合了北方汉语和南方民族语言的多种要素。汀州话的形成，也就意味着汀江流域地区的诸多族群终于融合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