汀州话形成的社会基础与矿业对汀州话的影响

汀州话，顾名思义，本该指汀州方言，然汀州地区的方言存在明显的南北差异，实际上真正被称为“客家话”的汀州话，是汀州南部地区、即汀江流域地区的方言，上杭话被认为是“标准汀州话”。汀州话的形成，既是当地诸多族群融合为一个族群的过程，也是当地地域社会的整合过程。这一整合，需要经济基础和政治保障。

（一）宋代汀州地方经济基础与矿业

首先，从现今该地域的方言状况来推测唐宋时期汀州的方言状况。如第二章所述，在当地，各县、乡乃至村等更小的地理范围，方言都不尽相同，其中有的差异非常大，甚至不能相互通话。因此，当地的方言实际具有二重结构，即除了人们各自真正意义上的母语之外，还存在一种地域共通语，即所谓汀州话。在实地调查中，根据与当地出身的客家问题研究者、县、乡、村等各级干部以及普通村民交谈的结果，了解到在一些几乎不与外村人接触的人，只会讲母语；而经常和外村、外县的人打交道的人，和同村老乡讲话用母语，和外县人讲话则用汀州话。由此可推知，宋代汀州这个地方，有很多彼此不通的方言，而汀州话是作为超越同族、同村这种框架的地域文化共同体中人们的通用方言而产生的。那么，当时在当地，必然存在一种生产组织超越同族、同村的产业部门，为这种通用方言的产生提供必要性和可能性。

宋代汀州的主要产业部门有农业、矿业和流通业，这里对当时各产业部门的特征以及相互关系作一讨论。

1．农业

如第四章所述，南宋末元代初期，汀州被称为“畬人”居住之地。由此可见，刀耕火种的农耕方式依然广泛存在，是宋代汀州农业的主要特征之一。大泽正昭关于刀耕火种的研究表明，“刀耕火种这种农耕方式，作为与其他生产活动并行存在的产业活动方式，是有效的”，“可以充分看到刀耕火种在农业与其他生产活动相互结合的状况”。^〔16〕而南宋人胡太初在《临汀志》中言及汀州风俗形势时说：“农罕以耕稼自力，未免有旷土游民”。也就是说，当时汀州地区的农民很少仅靠在家种植庄稼维持生计，而常有离乡背井的“游民”。那么，“游民”们主要从事什么生产活动呢？

2．流通业

在斯波义信的《宋代商业史研究》中，汀州城被作为城市发展的典型案例之一。汀州城在宋代的发展之显著，由此可见一斑。另外，宋代时，汀州的坊市人口也显著增加，至南宋末期的开庆元年（1259），达到73 139户，150 484人。^〔17〕坊市人口的增加，表明当地有相当多的人要依靠市场为生，这也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流通业在当地产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而问题在于，当时究竟是什么产业促进市场和运输业的发展？

3．矿业

仅从笔者已搜索到的文献来看，宋代时汀州仅被“记入史册”的矿务、矿场和矿坑就达五十余处之多。^[1]在宋代，“场”一般采掘规模较大，并附设有冶炼所，是官营或半官营的矿业生产单位。当时的矿业，本来就是劳动密集性产业；而规模较大的矿山，所需劳动力就更多。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在信州铅山场，经常有十数万坑夫。^〔18〕再据道光《广东通志》记载，宋代时在韶州永通监，有十几万来自各地的劳动者从事铜的采掘。^〔19〕这些记载，虽只是个大致数据，而且所述对象也非汀州，但从它们所反映的宋代矿场的一般状况，可以推知当时汀州矿工的数量一定非常庞大。(www.xing528.com)

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对矿业劳务有比较具体的记述，据说，大凡一个矿场的周围约居住有三百户，司炉者200余人，采矿者300余人，烧炭工200余人。而除这些直接从事矿业生产劳动的人员之外，至少还需要有大量的搬运工人，把矿石从采矿场搬运到冶炼所，把商品运往外地。虽然屈大均所述是明代矿业生产的状况，但对于理解同在华南山区的宋代汀州的矿业生产，当可资参考。也就是说，据此不难推定，宋代时的汀州地区，因拥有许多规模较大的矿山而吸引、聚集了数量庞大的人口，其中不乏刀耕火种的“旷土游民”。

而矿业至少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促进市场繁荣和流通业发展。首先是矿产品的流通。宋代时，矿产品本为政府统收，而在熙宁年间（1068—1077）末元丰年间（1078—1085）初，朝廷出台“熙丰法”，规定除铜依然禁止自由贩卖外，其他矿种“十分为率，官收二分，余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20〕。从汀州地区元丰元年（1078）各矿种的收额来看，当地在“熙丰法”实施之后有相当数量的矿产品可以合法地自由买卖。^[2]其次是与矿业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关的商品流通。宋代的矿场有官营、半官营和民营等形式，即使是官营矿场，劳务政策上也已有从劳役制向雇佣制的转变^〔21〕，而随着雇佣制成为主流，必然有大量人口的日常生活要依赖市场。矿产品的流通和人们日常生活的需求，自然会促进市场繁荣和流通业发展，并带来坊市人口的增加，城市规模也会随之扩大。

这种矿业与流通业的关系，从位于上杭县的钟寮场的变迁中也可窥见一斑。宋代时，钟寮场一带先后有十余处铜场和铁场，随着矿业的发展，当地商业繁荣，人口兴旺，“天圣中，钟寮场冶兴盛，商旅辐辏”，上杭县府也迁至此地；而至南宋末期，矿业衰退，商业也随之萧条，最终上杭县府又迁往别地。^〔22〕

由上可见，宋代时，矿业业已构成汀州地区产业结构的核心，成为当地地方经济的基础。

（二）宋代王朝统治在汀江流域地区的强化与矿业

中原王朝在汀江流域的直接统治始于唐代，在宋代不断强化。究其背后的原因，似与矿业有相当大的关联，如上杭和武平二县的设置就可谓这种强化的表现和结果。下面，从上杭行政机构的设置、升格和搬迁的背景，来看矿业对此的影响。

唐大历四年（769），朝廷为“理铁税”而置上杭场。场府最初设在铁产量丰富的湖雷下堡，南唐李景保大十三年（955）迁移到秇梓堡。秇梓堡一带，至今还分布着许多“铁器制造专业村”和“铁器制造专业户”，以“铁乡”闻名四方。据说当地许多姓氏的先祖至迟在南宋末元代初都已在此地定居，铁器制造自那时以来始终是当地居民的主要谋生方式，世代相传。淳化五年（994），上杭场升格为上杭县，县府设到距秇梓堡100公里左右的白砂里。近年，在白砂里发现宋代冶铁炉遗址，该冶铁炉东西内径3．8米，南北内径3米，在冶铁炉周围还发现宋代的鼓风机和当时留下的铁渣。这一遗址发现表明，白砂里一带在宋代时当是规模较大的矿场。咸平二年（999），上杭县府由白砂里搬迁到语口市（即今日旧县全坊村之地），而据记载，那里宋代时是语口矿场。^[3]天圣五年（1027），上杭县府又搬迁到“矿冶兴盛，商旅辐辏”的钟寮场。而至乾道三年（1168），由于钟寮场矿业衰退，商业萧条，上杭县府迁离钟寮场，移至来苏里郭坊。郭坊，也是一处历史上与矿业有密切关系的地方。据当地《郭氏族谱》记载，郭坊的开基祖郭福安出生于山西太原，熙宁年间（1068—1077）率家族成员和冶炼工人共百余人来到钟寮场，在这块山间盆地中择临江之处安营扎寨，定居下来。据说他当时不仅在矿场上工作，闲时还教邻居们冶炼和铁器制造的技术。由上可见，宋代将上杭由场升格为县的原因以及县府多次搬迁的目的，与唐代设置上杭场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更有效地管理当地的矿务，而其中除了对矿业生产和相关税收的直接管理，同时还有对人口和治安的管理。

武平与上杭同时由场升格为县，其背景当也与颇具规模的武平铁场的存在直接相关。

矿业在宋代汀州的产业结构乃至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之地位，从宋朝廷对于汀州知事人选的重视也能得到证明。嘉祐年间（1056—1063）和治平四年（1067），朝廷曾两次专就包括汀州和大埔县所属潮州等十八个州的知事的人选问题发布敕令，强调这十八个州民事极为复杂繁多，所以对这些州知事的任用务必特别慎重。^〔23〕朝廷何以特别重视这十个八州的知事人选？首先就是因为这些州“民事极为繁杂”。那么，当时汀州的治安状况如何？福建安抚使赵汝愚曾指出，闽中诸郡，唯汀州历来多盗贼，十年间已发生三次“兵事”。^〔24〕也就是说，不得不动用政府军镇压的大规模民众暴众，在十年间就多达三次。宋代汀州的治安为何如此不好？从《宋会要辑稿·兵事》的记载来看，宋代时所谓“盗贼”多产生于两种情况，一是“公然买卖私盐”；二是“坑户、冶户横暴”。^〔25〕也就是说，宋代时，凡与盐和矿相关之地，治安大多不好。而汀州不仅分布着多个矿场，而且是“南通交广，北达江右的铜盐之道”，^〔26〕产生所谓“盗贼”的两个要素全都具备了。不过，朝廷对汀州知事人选特别重视的原因，好像还不仅仅在于“盗贼多”，“暴乱频发”这个治安问题。南宋《临汀志》记载说，朝廷命令“本州矿冶，由郡守（州知事）主管，郡倅辅佐”。^〔27〕由此可见，朝廷重视汀州知事人选的最关键原因还在于对当地矿业的管理。这是因为汀州作为宋代中国的主要矿产区之一，不仅矿场多、产量高，而且冶炼技术先进。当时全国只有十一个矿场具备湿式取铜技术，位于上杭县的赤水铜场是其中之一。^〔28〕北宋初期，由于铜产量不足，曾经用铁铸钱币，^〔29〕待有了湿式取铜技术，能够从铁中炼取铜之后，才开始用这种铜铸币。^〔30〕也就是说，在宋代，“铁曾是通货、武器这种维持和强化政治体制的原材料”。^〔31〕汀州是宋代铁和铜的重要产地，朝廷对汀州知事的人选格外重视也是理所当然的了。而这一事例也证明了当时矿业对于汀江流域地域社会的整合是何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