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客家:多元群体融合与客家认同

（一）多族群的一体化

第二章已述，在汀江流域地区，除了“武平军家人”和永定孔夫话共同体之外，其他居民都以被当地民间认可为客家话的方言为母语、并具有客家认同、他称和自称均为“客家”。他们在人口数量上占有压倒性的绝对优势，是汀江流域地区地域文化的最主要承担者。关于客家的起源，在客家研究领域也是意见不一，主要观点可分为以下三类。

其一，认为客家是在人数上占优势的“客家先民”（即历史上移居闽粤赣边区的汉族人）与当地先住民（即畲族人）通婚，在把那些畲族人汉化的同时，也多少受到畲族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汉族民系。把“汉族移民”等同于“客家先民”，是这类观点的一个特点。这类观点在客家研究领域始终据主流地位。根据对“汉族移民”来源的不同解释，它又可区分为以罗香林为代表的“客家中原起源说”和以王东为代表的“客家先民来源多元多线论”。^〔37〕

其二，主张客家是历史上从中原地区移居闽粤赣边区的汉族人与闽粤赣边区的畲族人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汉族民系。在中国学者中，蒋炳钊是这一观点的最早的代表性学者。他在题为《试论客家的形成及其与畲族的关系》一文中，^〔38〕从两个层面论证了客家的形成与畲族之间的关系。他首先指出，在人口数量上，历史上移居闽粤赣边区的汉族人未必比当地的畲族人更占优势，至少不能肯定汉族移民在人口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他继而强调在客家形成的过程中，汉族移民与当地畲族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应该是没有主次之分的，是一种“双向交流”和“相互作用”。也就是说，在蒋氏看来，“客家先民”中既包含“汉族移民”，也包含“当地畲族人”，这样，蒋氏就把自己的观点与上述将“汉族移民”等同于“客家先民”的观点清楚地区别开来。但是，蒋氏论文中还是出现“客家先民本是中原汉族”，“所谓客家，他们保存了中原文化的特征，又吸收了当地民族文化的精华，从而形成一个既不同于汉族、又不同于当地民族、具有独特文化特征的民系”等诸如此类的论述，从而又回归了以罗香林为代表的把“中原汉族移民”等同于“客家先民”的观点。

其三，主张客家是古代越人的一支和少数移居闽粤赣边区的“中原流人”相混合而形成的共同体，在这混合的过程中，在人数上为少数的“中原流人”以中原汉族文化教化了在数量上为多数的古代越人，使之同化于汉族，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汉族民系。房学嘉最早提出并论证了这一观点。^〔39〕

上述三类观点在以下两点是相通的。第一，认为客家的人种学来源包括两个民族，其中一个是汉族，一个是非汉族（畲族或古越族的一支）；第二，把外来移民等同于汉人。然在笔者看来，首先，客家是由复数的、各自有不同文化的族群，在漫长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融合而成的；其次，构成客家人种学来源的人们，即使有“外来移民”与“（闽粤赣边区）土著或先住民”之区别，也不能把这两者对应于二个民族，尤其是不能简单地对应于汉族与非汉族，也就是说，外来移民未必都是汉人，而当地土著或先住民也并非都属于一个族群。这里姑且把“汀州设置”这个时间结点作为客家生成过程的起点（当然，现实中是不可能有确定的起点的），但是由于史料的限制，现在尚无法确定在那个时间节点上，在汀江流域地区乃至整个闽粤赣边区究竟生活着多少个族群以及是哪些族群。但是，基于以下几点，可以推定那时在汀州这片土地上生活着许许多多的族群，而且他们无法被简单地归类为汉族抑或其他某个民族。

（1）汀州设置之时，当地的土著或先住民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地域文化集团。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曾经只有通过面对面的直接交往这样一种方式，而在那个时代，因山脉等自然条件被“隔离”开来的人们，通常各自具有自己的文化，形成不同的族群。根据20世纪50年代初的民族识别的结果，华南地区居住着包括汉族在内的多个民族；而这一地区的汉族，按照罗香林的汉族民系说，也分为文化相异的三个民系。而无论民族还是民族内的民系，都是由更小单位的人们共同体逐渐融合而成的。这就提示我们，历史上华南各地都曾经居住过许多族群。而由此也可推知，位于华南的汀江流域地区，历史上居住着不止一个族群。《临汀汇考》中有记载说，汀州设置当初，为建汀州衙门，砍伐了千余棵古树，而仅那一块地方，就居住着“人都”、“鸟都”、“闽都”三个语言互不相通的人群共同体。再有，在汀江流域地区，既有祭祀狗的庙，也有祭祀蛇的庙，按照民俗志的观点，狗图腾信仰和蛇图腾信仰是两个不同文化系统的图腾崇拜。

（2）其时，从其他地区来到汀江流域地区的移民及其后代也应该包括复数的族群。

首先，如第三章所述，汀江流域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有许多交通路线，由此可知，外来移民完全可能来自不同地方。易言之，即使同属“外来移民”，原本也不都同属一个地域文化群体。

其次，再来分析一下外来移民是否都属于汉族。如第四章所述，汀江流域地区一带在南宋末期还广泛残留着刀耕火种农耕方式。根据大泽正昭的研究，唐宋时期，即便在中原地区，也还分布着不少依然采用刀耕火种农耕方式的地区，其中包括河南光州这个在许多客家族谱中都被记载为祖先在中原的故乡的地方，其主要居民是“蛮人”。^〔40〕既然唐宋时期中原地区的居民并非都是汉族，那么，来自中原地区的移民自然未必都是汉人。更何况，从刀耕火种这种农耕方式的移动性特征来看，从中原地区迁移到闽粤赣边区的移民，如果是务农之人，那么，其中尚处在刀耕火种阶段的非汉族“游农”可能会多于已经进入定居式农耕阶段的人们。基于此，可以推定唐宋时期汀江流域地区的外来移民群体中，当有相当大比例并非汉人群体。

再就“客家先民”中包括畲族一说稍加论及。根据已知文献，汀江流域地区居民被称为“畬人”或“畬民”等，起始于南宋时期。也就是说，在汀州设置之初，当地尚不存在（或者说，尚未形成）畲族。汀江流域地区居民为什么从南宋时期开始被称作“畬人”或“畬民”？其背景已在第四章进行过分析。^[2]

其实，古代中原人在汀江流域地区居民中所占比例不高，这在一些现代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中也能找到依据。在中国遗传学研究领域，20世纪90年代初有研究报告指出，在人种上，中华民族以北纬30°为界，分为南北两大群体，南方群体中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间的差异、北方群体中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间的差异，都小于南北两大群体之间的差异；作为汉族一部分的客家人属于南方群体，他们与南方群体中的少数民族以及其他汉族民系相比较，并没有明显的区别。^〔41〕较这一研究更早些，在20世纪70年代时，以东京大学医科研究所的川村明义为首的鼻咽癌发病机制研究小组，曾经发布过一个与人种学相关的研究成果，其中指出，南方中国人的鼻咽癌发病率高于北方中国人；而在南方中国人中，广东人的发病率最高、客家人次之、福建人最低。^〔42〕这一医学研究成果也暗示，客家在人种上属于南方中国人群体。

综上所述，至少在汀州建州之时，汀江流域地区的土著或先住民以及外来移民依然都包含许多群体，之后在时而联合时而竞争乃至斗争的互动过程中不断地趋于一体化，最终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族群。这个族群为何被称为“客家”、又因何认可“客家”这个称谓？这个问题关乎客家认同的形成。

（二）“客家”称谓由来考

1．客家称谓由来诸说

《辞海》对“客家”的注解是：有“‘客而家焉’或‘客户’之意”。^〔43〕若干年前，王东曾将先行研究的主要观点归纳四类：其一，“客家这一称谓，渊源于东晋南北朝时期的‘给客制度’和唐宋时期的‘客户’”；其二，“客家是相对于‘主’（土著）而言的一种对称，客家的‘客’，即是外来人的意思”；其三，“客家是由“夏家”或“河洛”对音而来的一种称谓”；其四，“‘客家’之称谓由来，皆因为客家先民大多数曾为‘佃农’、‘佣夫’之故”。^〔44〕王氏对上述观点逐一加以评析，认为都难以成立。

在对上述诸说予以辩证的基础上，王东提出他自己关于“客家”称谓由来的见解。首先，他肯定：“把客家释为与土著相对应的居民共同体的总称，应该是不会牵强的”。^〔45〕其次，他认为，“客家”一开始“应该是一种他律性的称呼，而不应是客家人自律性的自称”，但后来发展为“客家人的自律性称谓”。^〔46〕再次，他指出，“客家”这个“他律性称呼”，“在原始的意义上没有任何贬义”或“恶意”。^〔47〕最后，他把客家称谓的形成，即其从“他律性称呼”发展到“自律性称谓”的历史过程区分为三个主要阶段：最初，它是明代中后期“生活在广东潮汕一带的闽南人对不时由大本营地区迁至广东东南沿海一带的那部分客家人的总称”；其后，“逐步演变为大本营周边其他民系对客家人的一种通称”；再之后，因为“客家”一词不仅原始意义没有贬义，而且其“本身涵盖了客家民系那种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在总体上正反映了客家民系这种时时为客、处处为客的历史际遇和‘客吾所客’、‘以客自谓’的大度和豁达”，所以最终“为客家民系这个居民共同体所接受”，使它成为客家的一个“自律性的称谓”。^〔48〕

王东的归纳和分析着实中肯、独到且细致，尤其是关于“客家”称谓“最初出于潮汕地区的闽南人之口”、“其原始意义没有任何贬义”、“历经三个阶段，最终由‘他称’发展为‘自称’”的观点颇有见地，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启示。不过，如本书第二章所述，《长宁县志》有记载说，早在长宁建县时，长宁一带的方言就已经有“水源音”和“客家音”的区分，福建移民及其后代的母语被称为“客家音”，江西移民及其后代的母语被称为“水源音”。^〔49〕由此至少可以推知以下三点，其一，在长宁建县的明代隆庆三年（1569）之前，“客家”这一称呼就已经存在；其二，“客家音”的使用者之所以被称谓为“客家”，并非因为是“外来者”之故；其三，闽粤赣边区江西一侧的居民历史上被与“客家”相区别。而这些事实的存在，是对王东所坚持的把“客家”解释为“与土著相对应的居民共同体的总称”这一传统观点的质疑和挑战。

而横山广子曾经提出过一个新颖而大胆的假设：“客家”这一名称，最初可能涵盖了被冠以“土”字的非汉族人群；易言之，它或许是由已接受了中原王朝教化的汉人提出来的，是这种汉人对“化外之地”居民的称呼。^〔50〕

下面，将在上述先行研究的延长线上，继续“客家”称谓的由来本义。

2．两个称谓的比较：“畬客”与“山客”

（1）SAN—HAK对两种称谓的态度

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民族识别中被确认为“畲族”的人们，大多自称“SAN—HAK”。“SAN—HAK”的汉字表现，在20世纪50年代多为“山客”，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统一为“山哈”的倾向。^[3]为何要对“SAN—HAK”的汉字表现作这种更改？笔者曾请教过畲族问题专家施联朱先生，他解释说：“‘SAN—HAK’的‘SAN’意为‘山’，‘HAK’意为‘客’，写成汉字即为‘山客’，这确切地反映了‘SAN—HAK’的涵义。而取汉字‘山哈’，则在发音上更接近‘SAN—HAK’。”下面，从SAN—HAK们的视角，对“畬客”与“山客”这两种称谓作一比较。

先看一下浙南的SAN—HAK。1912年时到过这一带的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留下的一份文稿非常清楚地表明，浙南一带的SAN—HAK曾被称为“畬客”或“客家”。

之前曾听说处州有一族群，名为“畬客”。此次去到那里，果然见到了。（略）男子的服装镶嵌有黑色及红色，襟宽，袖大过一尺，恰似僧侣的法衣。然此种服装只在祭祖时穿，日常所穿与周围汉人无异。妇女的脚相当大，其脸型和服饰与周围汉人相比，也颇有异样感。（略）妇女与男子共同耕种。畬客善歌，常放声高歌，当地人称之为“畬客歌”。其男子，被称为“畬客”或“客家”；其女子，被称为“畬客”或“畬婆”。^〔51〕

在写于1953年的《浙江景宁县东衕村畲民情况调查》中，可以看到浙南一带的SAN—HAK与周围汉人之间的彼此称谓：

他们对汉人的称呼是与汉人对他们的称呼相对的，如汉人称他们“客家人”，他们就称汉人“本地人”、“明家人”，这些称呼是好意的。如汉人称他们是“畬客”，他们就称汉人为“下佬”、“下佬牯”、“下老姆”。^〔52〕

由此清晰可见，“畬客”与“SAN—HAK（山客）”或“客家人”都首先是汉人对SAN—HAK们的他称，而因为“SAN—HAK（山客）”和“客家人”是好意的，所以也成为了SAN—HAK们的自称；而“畬客”这一称呼则带有侮辱性，为SAN—HAK们所排斥。有一份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调查报告，其中记录了这一带的畲族人曾经强烈要求更改民族名称的状况，他们陈述的理由是：“过去汉族人曾经一直称我们是‘客’或‘客家人’，那并不是侮辱性的称呼，因此作为我们民族的名称，‘客’比‘畲’更好”。^〔53〕SAN—HAK们对“畬客”这一称谓的反感和厌恶跃然纸上。

再看闽东一带的SAN—HAK对“畬客”和“SAN—HAK（山客）”这两个称谓的态度。据写于1958年的关于福安县甘棠乡山岭联社畲族的调查报告记载：

这里的畲族自称“山客”，意即“住在山上的人”或“山上下来的人”。（略）过去在大汉族主义统治下，反动统治者在民族之间挑拨离间，称畲族为“臭畬客”、“臭畬姆”，畲族则称汉族为“华老死”、“华老佬”等，这些称呼都含有侮辱性，反映了旧社会中的民族关系。^〔54〕

显而易见，闽东一带的SAN—HAK们对待“畬客”和“SAN—HAK（山客）”这两个称谓的态度，与浙南一带的SAN—HAK们是一致的。而且，闽东的畲族人与浙南的畲族人一样，也曾强烈要求把民族名称改为“客族”。^〔55〕宁德一带的畲族人甚至非常直白地表示：“要说谁是‘客家’？我们才是真正的‘客家’！”。

（2）凤凰山地区的客对两种称谓的态度

居住于广东凤凰山地区的畲族人，数量很少，1953年只有188户910人。^〔56〕20世纪50年代初，他们与周围其他居民一样，申报自己是汉族，直到1955年被政府定为“畲族”后，才知道自己与周围人是不一样的，不是汉族。^〔57〕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畲族社会历史调查》中^〔58〕，有三篇关于凤凰山地区畲族的调查报告，都说他们没有自称，但说他们把自己的母语称为“畲（或“”）客话”，据此可以把“畲（或”）客”理解他们的自称。三篇调查报告分别写于20世纪的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50年代和80年代的调查报告中都为“畲”，唯60年代的调查报告中为”。“畲”与“”发音相同，然含义是否有相异？而若有异，历史上作为凤凰山地区畲族的自称的，究竟是“畬客”还是客”？

“畲”字，源于意为“刀耕火种”的畬字；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确定畲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之后，专用于畲族之名称。由此推测，历史上似不可能有“畬客”、“畬客话”这种词汇。而从上述浙南、闽东的畲族民众对“畬客”这一称谓的排斥以及曾长期要求将族名由“畲族”改为“客族”这些情况来看，“畬客”、“畬客话”这种称谓的存在是可能的，但它们不可能是凤凰山区畲族的自称。而“”字，据许宝华和宫田一郎共同主编的《汉语方言大词典》的解释，在潮阳、饶平、丰顺一带的潮汕方言和客家话中都是指“山地”，如在潮州，“山歌”被称为“歌”。^〔59〕也就是说，“畬”与”含义不尽一致；而“客”之意，即是“山客”；所以，“客话”可能是历史上凤凰山地区畲族人对自己母语的称呼。

（3）“畬客”何以成侮称

从上述SAN—HAK和客对待“畬客”和“山客”这两个称谓的不同态度中，可以看到历史上“畬客”是一个对他们的侮辱性称谓，但令他们反感的是“畬”，而不是“客”。因此，要了解“畬客”这个称谓为何成为一个侮称，关键在于弄清楚“畬”作为称谓为何会带有侮辱性。笔者以为，以下三点从不同意义上使其粘上了侮辱性。

首先，“畬客”称谓的侮辱性，可能来源于“畬（she）”所指称的刀耕火种方式的落后性以及游农的生活方式与朝廷的社会控制目标之间的对抗性。

“畬”字，有两个读音：“yu”和“she”。“畬（yu）”的含义，根据《康熙字典》所引“诗诂”的注解，即“一岁为葘，始反草也。二岁为畬，渐和柔也。三岁为新田，谓已成田而尚新也。四岁则曰田”，它是指采用刀耕火种方式耕作的第二年的地。“畬（she）”的含义，则特指刀耕火种方式及采用这种方式耕作的地。显而易见，创造和使用“畬（yu）”这个字之目的，在于指称和强调刀耕火种过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二岁为畬，渐和柔也”，它的比较对象是刀耕火种过程中的其他阶段；而创造和使用“畬（she）”这个字之用途，在于指称或强调刀耕火种这种农耕方式的特殊性，它的比较对象是其他农耕方式。(www.xing528.com)

“畬”字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多音字，唐代之前只有前者（yu），后者（she）的出现最早也是入唐以后。其背景在于出现了一种不再用火烧山、不再迁徙无定的农耕方式，并且这种农耕方式已经普及，成为一般的农耕方式，刀耕火种因此不仅不再是唯一的农耕方式，而且成为一种特殊的农耕方式，于是，就需要有一个能够指称刀耕火种这种耕作方式的词汇以便将它与一般的农耕方式区别开来，“畬（she）”于是应运而生。^[4]

与已成主流的一般农耕方式相比较，刀耕火种这种粗放的耕作方式所与生俱来的落后性就暴露无遗。而且，与刀耕火种相伴随的游农的集群流动的生活方式与朝廷的社会控制目标之间，存在着无可回避的矛盾和冲突。所以，“畬客”、“畬民”之类的称谓，即使只是对一种事象的客观陈述——“以刀耕火种方式耕作的人”，也内含一种价值判断——“这些人的生产方式是落后的，这些人的生活方式是叛逆的”。而在特殊情境中，这种暗含之意就会成为一种蔑视的表达；对被称呼者而言，也就成为一种侮辱。

据李剑农研究，“直到唐朝后期南方山地犹循当耕火种之畬田，宋代特殊山地仍有畬田”。^〔60〕也许正是在此背景下，宋代时，对这些“特殊山地”之民的称谓，往往被冠以“畬”字，诸如“畬民”、“畬客”、“畬军”、“畬贼”等等。汀、梅两江流域地区，就是一片这样的“特殊山地”：那里，是山地；再者，与周围地区相比，那里州县设置更晚，由“化外”向“化内”的转型也就起步更晚；而且，唐宋时期，那里经济开发的重点是矿业而非农业，农业的落后毋庸置疑。所以，到了宋末元初，对那一带居民的称呼，就从唐宋时期的“苗民”、“峒民”、“山寇”、“蛮獠”、“峒獠”等，转变为“畬人”、“畬民”、“畬贼”、“畬军”等。^[5]

其次，“畬客”称谓的侮辱性，可能也与畬地耕作者社会地位的低下相关。

据说在汀、梅两江流域一带，“畬（地）”是各种耕地中最差的一种。如大埔一带的耕地通常被分为三类六种。

一类名为“阳田”，以种植水稻为主。含两种：“第一种村面广阔，可收早、晚两造者，可谓之上田；第二种附近河岸者，随土地肥沃，但上季常遭水患，早稻失收，仅晚稻得收成一造，可谓之中田。”^〔61〕

一类名为“山田”，也以种植水稻为主。分两种：“第一种两山之夹，平沟为田，广仅数长或数尺，山影阴沉，泉流冷浸者，或谓山塘，或称湖阳。第二种掘山成级，引水为田，土质粗劣者。此二种仅可收早稻一造，可谓之下田。”^〔62〕

一类名为“旱地”，“在平旷之地，因不得水利，不可以为田者曰埔坝；依山垦殖者曰畬，”^〔63〕“不可田者烧治为畬”。^〔64〕

在全部三类六种耕地中，畬地土质最为贫瘠，最不适宜于粮食生产；畬地的耕作者自然不能仅靠此为生，他们的生业形态必然更富流动性。可以想见，在汀、梅两江流域地区之内，耕种畬地的人们往往处于社会的下层乃至底层。

再次，“畬（she）”的发音在闽粤方言中多与“蛇”、“邪”相近，所以历史上，当地居民常用冠以“畬（she）”的称谓来指称文明开化程度较低的人们，在欲表达对人的蔑视时也常使用这样的称谓。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诸如“畬客”这种冠以“畬”的称谓，就具有了侮辱性。

综上可见，“畬客”称谓的侮辱性源于“畬”，而非“客”。

3．“客家”称谓之本义

（1）作为一种“职业”的“客（人）”

在我国古代，“客”好像是一种与“商”相近的职业。汉字的“客”，本就有指称“客商”的涵义。^〔65〕隋唐时有“蕃客”一词，“蕃”意指“外国”，“蕃客”即指来自外国的商人，此处之“客”，同“商”。

在唐宋时期，“客”常被与“商”区别使用。汀州人雷衡在写于淳熙十六年（1189）的《经界钞盐利害》中，对“客人”与“富商”予以对比描述：“客人先次纳钱请钞，后赴仓支盐……。富商尽得停榻，乘见汀之盐阙，番改星夜并程搬来”。^〔66〕这里被称为“客”的，不同于“富商”，似是指资金不多且非“坐商”，兼运输和销售为一体的流动商贩，也即所谓“行脚商”。有些方言至今仍把流动小商贩称为“客（人）”，如“豆腐客”指挑着担子卖豆腐的，“书客”指挑着担子卖书的。^〔67〕

历史上作为运输劳工的挑夫、作为流动商贩的行脚商、以及挑夫兼行脚商或行脚商兼挑夫，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外在特征：肩挑背扛地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贩运到另一地方。所以，“客（人）”作为一种“职业”名称，在实际使用中很难只限于行脚商，而更容易扩及至整个肩挑背扛地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贩运到另一地方这样一种“职业”。

（2）源于“SAN—HAK”的“HAK—KA”称谓

在上述“SAN—HAK”这个称谓中，“SAN”意为“山”，“HAK”意为“客”，“SAN—HAK”即为“山客”；“客家”，在客家话念作“HAK—KA”，也即“客家”之“客”与“山客”之“客”皆为“HAK”，而“家”这个汉字，加在表示某个群体的特征的名词之后，具有特指那个群体的功能，如“农家”、“商家”，又如第二章论及的武平“军家”。而从“‘HAK—KA’（客家）”和‘SAN—HAK’（山客）”两个称谓的实际使用状况来说，如上所述，“客家（人）”这个称谓，历史上就既是周围人对SAN—HAK（山客）的好意的称呼，也是SAN—HAK（山客）的自称。所以，我们有理由假设“客家（HAK—KA）”与“山客（SA—HAK）”这两个称谓之间有渊源关系，前者源于后者。只是，要证实这一假说，至少要弄清楚三个问题：客家人与山人、山人何以被称为“山客”、山客何以被称为“客家”。下面，就对这三个问题逐一加以讨论。

①客家人与山人

假如“HAK—KA（客家）”这一称谓源于“SAN—HAK（山客）”这个称谓，那么，客家人首先应该是山人。

确实，以汀江流域和梅江流域为中心的“客家大本营”是山区，从这里走出去的客家人的“迁徙的基本策略”也是以区域内主要贸易中心周边的山地为目的地，以致历史上客家地区的居民在其他地区居民的眼里自然而然是“住在山里的人”或“山上下来的人”。

那么，在客家地区内部，“客家”称谓是否也是指称“山人”？濑川昌久曾经在广东惠州和河源两地做田野调查。按照罗香林的说法，河源是“纯客住县”，惠州一带也多“非纯客住县”。^〔68〕但是，濑川氏在那里遇到的人或不承认自己是客家，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客家。他如此描述在那里得到的客家印象：“惠州城区和河源城区的居民告诉我说，‘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客家’。于是，我问他们：‘那么，客家究竟在哪里呢？’他们回答说：‘在周围的山里’。于是，我去了城外的山村。与县城居民相比，村民们的方言及生活习惯确实给人更富有‘客家特性’的印象。但是，他们的客家意识也不明确，他们说：‘我们自己也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客家’。就是这样，即使在客家地区，‘客家’也犹如一种‘海市蜃楼’，‘客家’的真实存在被不断地向外面（的山村）推移。”^[6]〔69〕笔者在汀江流域地区做田野调查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和困惑。后来，一位二十多岁的乡镇干部给我解了惑：“其实在‘客家热’兴起之前，外面的人称我们为‘客家’，我们对外面人也承认自己是‘客家’，但我们内心并不真的认为自己是‘客家’。究竟谁是‘客家’呢？住在平地的人认为住在周围山区的人是‘客家’；住在离平地较近的山村的人认为住在更偏远的山区的人是‘客家’；而到了偏远山区，住在较下面的人又认为住在更高的山上的人是‘客家’。总之，‘客家人’就是山里的人。可是，平地和山地是相对的，山外还有山。”

对客家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客家人有爱吃狗肉的饮食习俗，有人以此作为客家人不是华南山区土著的依据。对此，中川学一次在课堂上曾做如下分析：“对客家人爱吃狗肉这一饮食习俗的根源，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客家先民为掩饰自己曾经有‘狗图腾崇拜’而吃狗肉；或者，客家先民为从心理上击败对手、或为证明自己的胜利，吃掉对手的图腾崇拜物。”他指出，“如前者是事实，就可由它推论客家的祖先是华南山区的土著（或先住民）；若后者是事实，则可由此推论客家的祖先是来自平原的移民。”中川的这一观点尽管极富启示意义，但至少现在还没有办法证明究竟哪个是事实。^[7]不过，在汀江流域地区，“狗图腾崇拜”的遗迹至今还有多处存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遗迹还反映出曾几何时“狗图腾崇拜”在当地并无姓氏局限。^[8]也就是说，历史上在汀江流域地区，“狗图腾崇拜”绝非罕有，也并非只为所谓畲族姓氏的蓝、雷、钟三姓居民所特有。而有人类学家曾经指出，“在旧石器时代，狩猎是山区经济活动的最重要部分”，而“狗是狩猎者的伴侣”，所以，“狗图腾崇拜”是“山人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70〕

还有资料表明，历史上海南岛的居民很早就把闽南话称为“海话”，把客家话称为“山话”。^〔71〕

以上种种，或许能集合成一幅客家人的山人图像。

②山人何以被称为“山客”

唐朝诗人柳宗元（773—819）的《柳州峒氓》中有诗句：“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在华南山区，“峒”与“嶂”、“峰”、“岗”等字同义，都是指山。^〔72〕因此，诗句中的“峒氓”，即是山人；“峒客”，即是“山客”。柳宗元的诗句把拿着山货到集市去换食盐的“峒氓”称为“峒客”。如上所述，汉字的“客”，本就有指称“客商”的涵义，而且被称为“客”的，一般是并无多少资金的流动商贩。

大林太良和竹村卓二的研究，开拓了理解山人为何被称为山客的思路。大林在分析山人的生业状态及其特征的基础上指出，历史上早期的异地贸易大多是山人把山货拿到平原去与平原居民交换自己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这种山人与平原居民之间的贸易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共生关系：谁也离不开谁，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所以，他们彼此之间少有欺诈和欺负。^〔73〕竹村对这种共生关系加以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在这种共生关系中，双方的行动模式并非完全相同：就山人方面而言，必然自觉不自觉地依循一种“客民适应性原则”，即下山到平原去与平原居民交易的山人，作为客方，必须适应“客地”之主人——平原居民的规矩、习俗、语言等；而另一方面，正因为这种贸易关系是一种共生关系，平原居民也要把山里来的人当作宾客，以礼相待。^〔74〕由此可知，“山客”这个称谓，就其本义而言，并不是简单地指“住在山里的人”或“从山里来的人”，而是指下山来到平原，并与平原居民发生贸易关系的山人。易言之，山人之所以被称为“山客”，是由于他们把山货拿下山来与平原居民进行交易。③山客何以被称为“客家”

在唐代甚或更早的时候，伴随山区居民与平原居民之间贸易频度的增加，需要用一个称谓来称呼或指称那些拿着山货下山来与平原居民进行贸易的山人，于是就有了“山客”这个称谓。依照上述大林太良的观点来理解，在本质为共生关系的山人与平原居民之间的贸易关系中，“山客”这个称谓不仅全无恶意、也全无贬义，相反是一种好意的表达。所以，它能为那些山人所接受，并将之用以自称。而汉字的“家”，很早就具有缀加于表示某个群体特征的名词之后，以特指那个群体的功能。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山区不止汀、梅两江流域，也不止闽粤赣边区，为何只有这个区域中的山客被称为“客家”？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弄清楚客家称谓由来及本义的一个关键。“家”这个汉字只有缀加于表示某个群体特征的名词之后，才能够用以特指某个群体，从“家”字的这一功能要求来分析，山客要能被称为“客家”，至少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首先，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从事商品贩运的“客”要成为一种“职业”，“客（人）”要成为一种“职业群体”，即要有足够多的数量，并且与其他地区居民之间形成恒常的、有规模的贸易活动。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使其他地区的居民产生用“家”字后缀于“客”字这样一个称谓来称呼或指称他们的需要。

其次，在这个地域范围内，诸多族群必须统合为一个族群，形成共同的母语。因为只有具备了这个条件，这里的“客（人）”们才可能具备共同的外在识别标志，从而使其他地区的居民有可能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来称呼。

放眼中国大陆，虽然山区很多，但能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汀、梅两江流域以外似不多见。就汀江流域地区而言，如本书第六章所述，唐宋时期、伴随官营及半官营矿业的兴衰，多族群的一体化席卷整个地区，促成了当地通用方言——汀州话的形成；另一方面，官营及半官营矿业的兴盛和官盐制度不仅产生了对“客（人）”的大量需求，而且需要“客（人）”们成群结队地、有组织地往返于汀江流域与其他地区之间。宋代矿盐运输，官府组织之外，还有大量民间走私，“汀人每至冬春间，千百为群兴贩”。^〔75〕

肩挑背负、长距离贩运的“客（人）”，自古以来就是汀江流域地区居民的主要生计，^〔76〕这也是历史上汀江流域的地理环境的产物。一方面，耕地资源的贫乏逼迫人们必须到农耕以外寻求生计；另一方面，汀江流域地区在古代交通线路上所处的位置为人们提供了靠贩运货物维持生计的机会。如本书第二章所述，从连接汀江流域与其他地区的交通路线来看，闽粤赣边区和粤湘赣边区在历史上构成一个重要的交通圈，而这个交通圈内的大多数方言在汉语方言分类上被归为客家方言。这一交通圈和方言圈的重合，似乎也暗示着“客家”称谓中的“客”之本义很可能就是从事货物贩运的“客（人）”。

4．“客家”称谓从他称成为自称

王东关于“客家称谓最初出于潮汕地区的闽南人之口”的观点，也能从历史上汀、梅两江流域与潮汕地区之间的关系中得到解释。汀江和梅江是韩江的上游，“汀江—韩江航道”、“梅江—韩江航道”是汀、梅两江流域山区通往沿海平原及出海的主要交通要道，潮汕沿海平原既需要包括矿产品在内的山货，也有汀、梅两江流域山区所需要的盐等重要生活物资，因此，不难想象，汀、梅两江流域山区与潮汕沿海平原之间自古以来就有互通有无的贸易往来。就汀江流域来说，唐宋时期、尤其是宋代，因大规模的矿业开发，汀江流域的“客（人）”们成群结队地频繁往来于汀江流域与潮汕平原进行贸易活动；到了明代，随着潮汕地区海洋经济的繁荣，汀江流域被组合进这一经济圈，促进了林木业和纸业、烟叶等手工业的商品化生产，汀江流域的“客（人）”群体愈发壮大，他们与潮汕平原之间贸易往来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在这个过程中，在潮汕地区，先是来自汀江流域的“客（人）”们，渐渐地不仅被称为“SAN—HAK（山客）”，而且越来越经常地被称为“HAK—KA（客家）”；他们的母语——汀州话，也因此被称为“客家音”或“客家话”。之后，渐渐地，不限于从事商品贩运的“客（人）”，所有来自汀江流域的居民都因其母语——汀州话这个外在识别标志，而被称为“HAK—KA（客家）”，或“客家音”。由于“HAK—KA（客家）”这个称谓的本义不带有任何蔑视和侮辱之意，它渐渐地为所有以客家话为母语的人们所接受，成为他们的自称。对于生业形态具有高流动性的客家人来说，潮汕地区并非唯一流向，于是，“HAK—KA（客家）”这个称谓也扩散到所有自称“HAK—KA”或“SAN—HAK”的客家人的足迹所到之处。而“客家”称谓成为客家人的自称，也即意味着他们客家认同的形成。

关于“HAK—KA（客家）”称谓形成过程的阶段性，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1）关于“HAK—KA（客家）”称谓最初提出的时间：首先，它应该晚于汀州话的形成，因为汀州话是“客家”最初的外在识别标志；其次，它应该在明代中期以前，因为自称“SAN—HAK”和“客家人”的畲族人是在明代中期前后迁离汀江流域地区的。更具体地说，它应该在明隆庆三年（1569）之前较久，因为那年长宁置县时，当地已把来自汀江流域上杭一带的移民及其后代称为“客家音”。^[9]（2）关于“客家”称谓成为潮汕以外地区的居民对“客家”的通称与它成为“客家”的自称这两个阶段的先后顺序，从逻辑上分析，成为自称似应早于成为通称，因为各地各民系方言不同，若去到各地的客家人不说自己是“HAK—KA”，各地各民系的人们怎能都称他们为“HAK—KA”？

最后，有一个特别“注释”：以上探讨的是“客家”称谓的由来以及此中的“客”之本义，而绝不是说客家人原本都是汀、梅两江流域的山人、山客，或都是从事商品贩运的“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