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物的重要价值之一，在于它能够在人们眼前再现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文化现象。
1937年4月，在汀江流域的武平县发现一处新石器时期遗址，这是在华南地区首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石器84件，陶器4件，印纹陶碎片949枚。〔1〕20世纪80年代，福建省博物馆和汀江流域闽西地区各县相关部门联合实施文物调查，发现多处遗址。其中，在长汀县，发现新石器时期遗址13处、商周时期遗址119处、秦汉时代遗址7处；〔2〕在连城县，发现新石器时期遗址4处、商周时期遗址34处；〔3〕在武平县，发现新石器时期遗址54处，商周时期遗址114处，秦汉时期遗址6处；〔4〕在上杭县，发现新石器时期遗址6处，商周时期遗址81处，春秋战国时期遗址9处；〔5〕在永定县，发现新石器时期遗址3处、新石器及青铜器时期遗址12处、青铜器时期遗址57处。〔6〕而在大埔县，20世纪70年代也曾发掘出数处商周时期的墓。其中，一号墓墓坑长2．2米，宽1．25米；二号墓墓坑长2．7米，宽1．2米。专家认为，这二座墓可能是男女合葬墓。随葬品中有很多陶器和石器。〔7〕
上述新石器时期遗址的出土文物中，有相当多的几何印纹陶器或其碎片，这在考古学中被命名为“几何印纹陶文化”。考古学界普遍认为，几何印纹陶文化诞生于新石器时期，在商周时期获得长足发展，至秦汉时期开始逐步衰退，其主体为古代越人。〔8〕考古研究还发现，历史上印纹陶烧制技术曾传至黄河流域，“丰富和改进甚至发展”了“华夏族的治陶业”，但是在“黄河流域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更不可能改变华夏族原有的陶器制作传统，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印陶文是南方古越族的一种物质文化”。〔9〕李伯谦进一步把中国南部各地出土的几何印纹陶器区分为七种，并以此为据，客观地辨析古越文化内部的差异，而粤东和闽西南部一带的几何印纹陶文化被认定为属于同一种。〔10〕
在汀江流域及其周围地区，人们还发现不少原始图像文字的遗迹。距归化县40来公里处，有座当地称之为“黄杨岩”或“灵峰”、“万寿岩”的山，有三个山洞，其中一个山洞的入口处立有一座石碑，上面刻有“文字”，而那些“文字”的含义至今尚未有人能够解读。〔11〕在永定县大埠坑有块被称为“玉溪石”的岩石，上面有类似篆书的文字，纵横交错，至今无人能够辨识。〔12〕在永定县附近的漳州华安县汰内乡也有刻着无人认识的“文字”的岩石，〔13〕该地古时被称为“桃源峒”，“为蓝、雷氏所居住”。〔14〕闽粤一带不少古代地方志都有这类记载。至今，人们看不懂那些“文字”或符号的含义，也尚不能判断留下这些“文字”和符号的人是谁，但那些“文字”或符号，肯定是遥远年代（遥远到谁也说不清是哪个年代）的古人留下来的。对于福建省境内发现的那些“文字”，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鉴定为是一种“原始图像文字”。〔15〕其实，考古学家在研究南方出土的几何印纹陶器时，曾“发现有刻划的文字和符号约计三百多个，其中有数十个与中原出土的一样或相似，相当部分则不见中原”，他们分析认为，这“说明中国古代的南方，有着与中原不完全相同的文字系统，这些文字极有可能就是广泛分布在南方地区的古越族人民的文字”，但考虑到“几何印纹陶器分布范围如此之广，古代文化面貌又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异”，所以那些刻划在几何印纹陶器上的文字和符号不一定是一个族的。〔16〕
上述出土文物和原始图像文字遗迹，透露出几个与本研究相关的信息。(www.xing528.com)
首先，从新石器时期甚或更早以来，汀江流域各地就都一直有人类群体生活。
其次，汀江流域地区土著或先住民文化属于古越文化，具有不同于古代中原华夏文化的特质。
再次，汀江流域地区土著或先住民文化已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平，有较高水准的制陶和冶炼技术，还可能已有自己的文字系统。
最后，汀、梅两江流域的土著或先住民文化古来自成一体，不仅与中原华夏文化相异，也与其他地区古越文化有别，构成古越文化中的一支。第二章的“客家识别”发现：古来只有汀、梅两江流域地区以客家话为母语的人们具有明确的客家认同；在闽粤赣边区民间古来只有汀江流域地区的汀州话和梅江流域的梅州话被认可为“客家话”。第三章已述，汀、梅两江流域地区尽管在行政区划上分属于福建和广东，但两地邻接、地理环境相同，且这种地理环境在中国大陆境内不说独一无二，至少也是十分鲜有。把来自考古学发现的信息与上述第二章、第三章的研究发现综合起来，客家及其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更加鲜明，它所提示的客家族群性研究的路径也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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