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客家：基因与环境相融，传承文化

　　任何族群及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受置身于其中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乃至制约，可以说是这一族群与特定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上一章所做“客家识别”的结果显示，以在汉语方言学界和闽粤赣边区民间都被认可为“客家话”的方言为母语的、并具有明确的客家认同的这样一个人们共同体，明显地带有汀江流域和梅江流域的地域性印记。那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历史地理环境孕育了客家族群？

论及汀江流域地区历史上的地理环境与客家及其文化的关系，首先不能不提以罗香林为代表的主流观点。罗氏在其名作《客家研究导论》中就闽粤赣边区客家大本营的地理环境特征指出，该地“山脉绵延”，其结果导致“两种极其明显的特性：其一为耕地的缺乏，粮食的不足；其二为交通的艰阻不便，外力的难以久侵”。^〔1〕罗氏进而对地理环境的这两种特征与客家及其文化的形成和特质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

罗氏认为，正是“耕地缺乏”和“粮食不足”这一特征“驱迫客家不断地向外发展”，由此衍生出客家男女两性各自的优良品性：就男性而言，因“山岭太多，出产太少，要想维持一家生存和温饱，只好努力地向外发展以求改善经济地位”，因此“客家一般精壮的男子多数都外出经营工商各业，或从事军政学各界的活动与服务，向外扩展的精神为国内任何民系所不及”；^〔2〕就女性而言，由于男子外出，留守当地的妇女为维持一家日常生计，“只好举耕织烹饪都一身任之”，久而久之，“成为习性，社会舆论遂以为妇女们是应该耕田作地的，不会耕作的女人是可耻的；客家妇女除少数新式女学生不计外，其余难得几个不兼事耕种，就是拥资十万以上的人家，其妇女大体都还不能放弃农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特别的优点”。^〔3〕罗氏总结道，要而言之，“客家居地的山多田少是支配客家一部分活动的势力，这是很明显的”。^〔4〕罗氏的这一观点为之后的海内外客家研究者所承继，而客观地说，它也与实际基本相符。

至于“交通艰阻不便”而致使“外力难以久侵”这一地理环境特征，在罗氏的客家论中，成为客家族群形成的决定性要素。罗氏分析指出，由于“交通艰阻不便”，所以“外人极不易向其地发展各种业务，即使能发展也不愿久居其地，因此外系的势力或潮流，昔时也不能向其地作长期连续不断的鼓荡或进攻”，^〔5〕而正是在这样的地理环境，历代北方汉族移民及其后裔不仅能够在人种上“与外族比较少点混化”，^〔6〕而且“比较能够保存他们固有的语言和习惯”。^〔7〕但是，用地理环境的闭塞性或许可以解释数量不多的移民及其后裔何以能保持“固有的语言和习惯”，却无法说明历史上为何有大量移民集结于此地，更无法解释诸如在因“山岭繁多”而“依照天然形势”形成的“无数聚族而居的村落”里，“各依其固有风俗，度其生活”^〔8〕的人们何以能形成共同的客家认同和强烈的汉族认同以及客家文化何以蕴含海洋文化要素等问题。(www.xing528.com)

关于如何理解中国历史上地域社会的地理空间，施坚雅曾提出一个与行政区划系统完全不同的空间等级结构，即经济中心与其腹地之间的层次结构。他认为，“在多数情况下，社会和经济情况的形成，一个地方在其所属区域经济结构中的地位，比起政府的行政划分来得更为重要”。^〔9〕如果依循施氏的区域系统理论来看客家大本营地区历史地理环境特征，视野就不可局限于这一地区本身，而应该放眼它曾实际归属的那个经济区域，弄清楚客家地区之所以归属于这一区域的缘由以及它与区域内其他地区之间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关系。

实证地研究历史上汀江流域地区的经济区域归属以及在区域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其历史上的交通状况是一个重要线索。在交通史的时间把握问题上，宫崎市定的太平天国研究提供了极富价值的启示。宫崎氏依据大量史料，对太平天国运动中具有关键意义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其中指出，“基于南京条约的上海开埠，引起了那之前以广东为起点的进出口商品运输路线的变革。要而言之，以广东为中心的对外贸易转变为以上海为中心的对外贸易，这导致中国大陆的主要交通路线也发生相应的大变革，即旧交通路线的废弃和新交通路线的兴起。”^〔10〕宫崎氏从“时间”着眼，揭示了我国在南京条约后发生的“交通路线大变革”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关联；而他所述“地点”正与客家地区直接相关。这对我们研究汀江流域地区地理环境而言，提供了一种“暗示”：必须关注这一“交通路线大变革”之前的状况。

本章关于汀江流域历史上地理环境的认识，也得益于笔者在汀江流域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时的体验和感悟。1997年冬春之交初访汀江流域地区时，笔者乘车由龙岩出发，先往长汀、宁化，又到连城、上杭、永定。每日途中，始终映入眼帘的是闽西山区的景色，而脑海里时时呈现却是生活过七年的滇西南山区的风光，并陷于苦思而不得其解——为什么同样是山区，在滇西南形成多个语言、风俗各异的少数民族^[1]，而在这里却形成一个统一的、且具有强烈汉族认同的客家族群？一日，忽然注意到车窗外时不时地出现一条大河，“那是我们客家的母亲河，汀江！”，同行的闽西客家学研究会的Z先生告诉笔者。那一瞬间，笔者想起施坚雅的区域系统论而“顿悟”：因为有这条汀江，顺江而下，可从山区通向沿海平原，而那里有海洋贸易港口。也许正是这一点，使汀江流域的地理环境不同于其他山区、使这里的客家不同于其他山区的居民？！当笔者把这一想法与当地客家研究者G先生交流时，得到他的认同：“确有必要从与海洋经济的关系，重新研究客家文化的特性”。^〔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