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方言使用主体的关系

语言社会学认为，语言间的差异根源于不同语言使用主体之间的隔离或交往不足。上述赣南客家方言各“方言片”之间的差异，也正是历史上不同方言使用主体相互关系的反映。

（一）历史上赣南的交通状况与东西居民交往

上述汉语方言学界关于赣南客家话分类的三种观点，其共同点在于皆肯定了赣南客家方言的东西差异：第一种观点直截了当地采用东西二分法；第二种观点虽未直接采用东西区分的说法，但实际是在东西区分基础上进行的更为细致的二分法；而第三种观点对沿赣南边界的北部、西部和南部的周边区域以外地区的方言，也是进行东西划分。由此可以推知，赣南客家方言的东西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

而赣南客家方言之所以形成东西差异，当与历史上赣南的交通状况密切相关。清末之前的中国交通具有“北马南舟”的特点，也就是说，长江以南地区多以水路构成交通干线网络。赣南地处赣江上游流域，贡江和章江在赣州城北合流为赣江，赣南的东部和西部分别为贡江流域和章江流域，从而分别形成两个交通圈——贡江水系交通圈和章江水系交通圈。这样，东部和西部的居民彼此间的交往也就相对较少，而长此以往，就造成两地方言各自内部较多同一性而彼此较多差异性，从而使赣南客家方言呈现东西差异的特征。

（二）赣南居民族群认同上的“本客”对立(www.xing528.com)

赣南客家话中超越东西差异的“环形小片”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在探讨这一问题时，以下两点不可忽视。

首先是明末清初时期客家移民及其后裔在赣南地区的分布。据乾隆《赣州府志》记载，明末清初，“闽粤之能种山者携眷而来，自食其力，百工技艺角村自竞利”。而从赣南各县的县志和客家移民族谱的记述来看，大批来自汀江流域和梅江流域的客家移民及其后裔大多最终定居于龙南、全南、定南、寻乌、上犹、崇义、大余、南康等地。^〔51〕也就是说，客家移民及其后裔主要定居点的分布与上述“环形小片”基本一致。罗香林在20世纪30年代时曾指出，江西有10个“纯客县”，即寻乌、安远、定南、龙南、全南、信丰、南康、大余、崇义和上犹。^〔52〕“环形小片”的范围与这些“纯客县”也基本重合。据此可以推测，“环形小片”的形成是以汀江流域和梅江流域两地为主的客家移民及其后裔在那些地区定居、繁衍的结果。

其次是明末清初以来赣南地区客家移民及其后裔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上述赣南“本地话”的使用主体和“客家话”的使用主体有着完全不同的族群认同，以赣南“本地话”为母语的居民，无论自称还是他称，都是“本地人”；以“客家话”为母语的居民，无论自称还是他称，都是“客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在赣南地区，“本地人”与客家之间曾经有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尖锐对立。明末清初，随着闽粤客家移民及其后代的数量增加和实力增强，“本地人”和客家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结果形成两大族群隔离的居住状态：大量“本地人”或移迁城镇，或筑堡而居；而大量的客家人则定居下来，形成许多连成一片的客家村。如上犹县营前镇的蔡家城，就是“本地人”蔡氏一族为防御客家人的攻击而修建的。^〔53〕从那时到20世纪50年代初的数百年间，“本客械斗”（“本地人”与客家之间动用武器的大规模争斗）始终此起彼伏，绵延不绝。新中国成立之后，“本客械斗”趋于消失，但“本客有别”的族群意识则一直根深蒂固。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利益的驱动、地方政府力量的推动以及“江西客家研究潮”的影响下，客家认同开始在赣南民间渗透和蔓延。2004年11月，世界客属第十九届恳亲大会和“赣州与客家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赣州召开，政府投入了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资金，会议期间赣州城区到处张灯结彩，成千上万的居民被组织起来上街载歌载舞，由此掀起的“赣南客家热”更推进了客家认同在赣南居民中的普及。但是，如果深入实地考察，就不难发现赣南的“客家热”完全不同于汀江流域和梅江流域的那种基于“普通民众自觉的族群意识和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客家情潮”^〔54〕，甚至还能够发现“本客有别”的族群意识并未从民间销声匿迹。如上所述，“环形小片”与明末清初闽粤客家移民及其后代集中居住的区域基本重合。因此，似乎可以推断，数百年间长期存在的“本客对立”的族群关系和“本客有别”的族群意识，正是赣南客家方言中超越东西差异的“环形小片”的形成和存在的依据。

19世纪时，在广东西部发生的广东“本地人”与客家的对立和冲突，曾经惊动了清朝廷，也受到国际瞩目。只是，广东“本地人”被认为是“广东人”、他们讲的广东“本地话”被汉语方言学界认定为“广东话”；与此不同，赣南“本地话”被汉语方言学界认定为客家话，赣南“本地人”也因此被认为是“客家”。但事实上，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赣南的“本客区别”和“本客对立”与广东的“本客区别”和“本客对立”在性质上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