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汀州话与梅州话
如上所述，粤东北梅江流域各地的客家方言，在汉语方言分类上，多属于客家方言“粤台片”，也被泛称为“梅州话”。其中，梅县一带的梅县话，是梅州话的代表，或者说是“标准梅州话”，亦被称为“梅州话”。这种狭义的“梅州话”（也即“梅县话”），作为我国客家话广播的指定用语，客观上已经获得“标准客家话”或“客家话的标准”的地位。
已有汉语方言研究表明，在各地林林总总的客家话中，“标准汀州话”（上杭话）与“标准梅州话”（梅县话）之间的近似度最高。〔39〕嘉靖《程乡县志》风俗篇中就有记载说，“郡人土音近漳泉，程人土音近汀赣”。这里的“郡人”指潮州城一带的居民、“程人”则指程乡县民，而古时程乡县辖境主要包括梅江流域地区。[4]可见，汀江流域和梅江流域两地的方言古来就十分近似。
近二十余年来，随着汉语方言研究的发展，汀州话和梅州话之间的异同与关系越来越为研究者们所关注。关于两者在音韵音调方面的差异，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的“客家方言”条目〔40〕、黄顺炘编著的《客家风情》〔41〕、李如龙和张双庆的《客家方言本字考》〔42〕等论著中都有详细论述。而罗美珍的观点尤其值得关注，她曾明确指出，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反映的是客家话自身的历史演变，汀州话是“早期客家话的代表”，而梅州话是“成熟期客家话的代表”。〔43〕
那么，汀州话和梅州话的实际差异到底有多大？上杭县出身的客家研究者林嘉书曾经以自己的切身感受说明这个问题。他说，“我经常听客家话广播（其广播用语是梅州话），说实话，真的不太听得懂。我只会讲上杭客家话（即标准的汀州话），而不会讲标准的客家话（即标准梅州话）”。〔44〕由此可见，汀州话与梅州话之间的实际差异还是不小的。因此，或许可以说，汀州话和梅州话之间的差异，既是客家话自身历史演变的反映，也是客家族群内部地域差异的反映吧。
（二）汀、梅两江流域居民共有客家认同
闽粤赣边区是客家的“大本营”，这在客家研究界几乎是无有异议的共识。但是，上述考察结果显示，这种共识似有存疑之处，至少有必要对以下两点予以特别留意。首先，在闽粤赣边区，在民间，历史上只有汀江流域和梅江流域两地的客家话被认可为“客家话”（或“客家音”、“客话”）。如在赣南地区，自明末清初至20世纪80年代我国大陆兴起“客家热”之前，明末清初时迁徙至当地的外来移民及其后裔中，只有祖籍为汀江流域或梅江流域的居民被称为“客家”，他们的母语被称为“客家话”；而祖籍为河源的居民，尽管在行政区域划分上河源与梅江流域同属广东，也尽管在语言特征上河源话与客家话的差异并不是很大，但是他们则被与祖籍为汀江流域和梅江流域的居民区别对待，被称为“河源人”或“河源音”，而不是“客家”。其次，在20世纪80年代的“客家热”之前，只有汀江流域和梅江流域两地以汀州话或梅州话为母语的居民具有明确的客家认同，并把自己与周围的非客家居民相区别。以上述明末清初时迁徙到赣南的汀江流域或梅江流域的移民及其后裔为例，他们自称“客家”，不仅作为外来者与赣州的“本地人”相对立，也与同为外来者的“河源人”相区别。汀江流域和梅江流域两地之间这种方言的近似性和客家认同上的一致性，清晰地表明两地居民属于同一社会共同体，同时也明确地显示这一社会共同体正是“客家”。(www.xing528.com)
那么，汀江流域和梅江流域两地的客家话何以高度近似，两地居民的族群认同何以一致，两地居民何以能构成一个社会共同体？这恐与历史上两地相似或共有的自然的、社会的环境不无关系。
首先，汀江流域和梅江流域虽说在行政上一直隶属于不同的省份，但两地接壤，又都属于韩江上游流域，它们实际是连成一体的一块区域。
其次，汀江流域和梅江流域在自然环境方面存在诸多共性，且历史上就属于同一个经济圈。汀江和梅江皆为韩江的上游，在大埔县三河堤合流而成韩江，韩江在三河堤以南的广东省海阳县出山区进入平原，又南流经潮州至汕头入海。如此，汀江流域和梅江流域都能兼得山海之利。再者，两地的自然条件都不利于粮食生产，但又都有丰富的矿藏和山林资源，唐宋时期都是重要的官营矿山，明清时期又都是烟、纸和木材的重要输出地。另外，潮州、汕头自古就是重要的贸易港，北通上海、天津，南达东南亚，明清时期潮汕经济圈的东端和北端分别延伸到汀江流域和梅江流域，两地的农副产品都经潮汕中转运往海内外各地。在我国大陆地区，历史上很少有像汀江流域和梅江流域这样能够直通海港、融入海洋经济的山区。
再次，汀江流域和梅江流域早在远古时代已属于同一个文化圈。如第五章所述，李伯谦把我国南方各地考古发现的几何印纹陶器区分为七类，据此判明古越文化内部的区域性。按照李氏的这一古越文化分类法，汀江流域和梅江流域的文化属于同一类。〔45〕而明代以后，两地社会都随着在经济方面融入海洋经济而接受海洋文化，从而逐渐形成我国大陆地区鲜有的兼容山地文化和海洋文化两者特性的“山海文化”。
最后，汀江流域和梅江流域具有颇为相同的社会发展历史。两地分别是福建和广东境内较晚设置州县的地区：汀州建置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而梅州地方一级的行政建置始于五代十国南汉乾和三年（945），初为程乡，后升格为敬州，宋开宝四年（971），因避宋太祖的祖父赵敬之讳，改名为梅州。汀江流域和梅江流域的开化更晚，其中，永定、大埔分别于明成化十四年（1478）和明嘉靖五年（1526）方才置县。由于由“化外”向“化内”的转化进程起步较迟，纳入中华文化统治秩序较晚，因此两地居民历史上曾长期遭受周围地区居民歧视。而另一方面，明代以后，凭借特殊的地理条件，两地都更多地受惠于海洋贸易，使地方经济和科举文化都有长足进步，在此背景下，两地居民的族群认同在抵御“客家非汉种”的种族歧视中得到强化，并形成鲜明的客家认同与强烈的中原正统认同、汉族认同并存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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