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的族群认同和民族认同：闽西客家方言的南北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闽西居民在族群认同上存在着与上述闽西客家方言南北差异对应的南北差别。在各乡村方言都“不是典型的客家话”、而“具有闽语的特征”的闽西北部地区，在“客家热”尚未形成的20世纪80年代以前，当地居民几乎都完全不认同自己是客家，也不认可自己的母语属于客家话，而指称闽西南部汀江流域地区的居民是“客家”，把上述闽西客家方言“南片”的方言称作“客家话”。在“客家热”如火如荼的20世纪90年代末，笔者在宁化一带做田野调查时发现，尽管当时各级干部都宣传和强调宁化是客家的“祖地”，但普通老百姓中依然很少有人认同自己属于客家族群。所到之处，如果随意找个居民询问：“听说过客家吗？您是客家吗？”得到的答复十之八九是：“哦，客家应该是武平、上杭、永定那一带的人吧”（大意）；而那些极少数回答说自己“是客家”的，十之八九都会补充上一句“说明”：“我们本来不知道自己是客家，是干部们告诉我们，武平、上杭、永定那边的客家都是从我们这边过去的，所以我们也是客家”（大意）。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闽西南部汀江流域的居民（除上述武平军家人和永定孔夫话共同体之外）几乎都具有明确的客家族群认同；^[3]还有些人即使不清楚自己究竟是不是客家，但也知道自己在外人眼里是客家，如果问他们：“您是否是客家？”他们都会回答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客家，不过，外边的人都叫我们‘客家’”（大意）。

闽西居民这种族群认同上的南北差异似乎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千百年来闽西南北两地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的产物。关于两地交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历史状况，在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分别予以详细论述，这里姑且先概略论及三点。

第一，闽西南北两地分属于不同的交通圈。南部位于汀江流域，汀江属于韩江水系；北部位于九龙溪流域，九龙溪属于闽江水系。古时，闽江流域的经济中心是福州，而韩江流域的经济中心在潮州。据宋人胡太初在《临汀志》里的记载，早在唐宋时期，闽西地区已经形成两条主要水路交通线，一条从长汀经上杭至潮州入海；另一条从宁化经清流、沙县、南剑州或经同安至福州入海。^〔24〕乾隆《汀州府志》中也有记述表明，宁化、清流、归化、连城以及长汀东北部一带的居民主要利用通往福州的交通路线，而长汀西南部、武平、上杭和永定一带的居民主要利用沿汀江、韩江去潮州、汕头的水路。^〔25〕而从日本外务省通商局在1917年留下的一份关于福建省货物集散状况的资料来看，这种南北隔离的交通状况至少延续到民国初期，当时宁化、清流、归化三县运往外地的物资主要经同安到福州中转，而长汀、武平、上杭、永定四县运往外地的物资几乎都是到汕头中转。^〔26〕也就是说，在长达千百年的时间里，闽西南北两地虽在行政上同为汀州属地，但一直分属于不同的交通圈，因而限制了两地居民的交往。这种基于自然条件的交通状况及其所影响的居民交往关系，就如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所指出，“高度小区域化是东南沿海地区的特征。在那里，各主要河流流经的区域，山脉把彼此相邻的居民隔离开来。并且，该区域的巨大都市福州位于距该区域中心稍稍偏北之地，而区域城市潮州则获得了其在南部地区的中心地位”。^〔27〕

第二，历史上闽西南北两地的地理环境和产业结构也有明显不同。首先，两地虽都位于崇山峻岭之中，但北部地区去往福州的交通相当不便且距离遥远，而南部地区如第三章所述，因得“汀江—韩江航道”之便，可由水路直通潮州和汕头，是中国大陆中少有的“山海连接之地”。其次，两地耕地资源虽都匮乏，但相对而言，北部地区山谷面积较大，适合于粮食种植的耕地较多，而南部地区低山和丘陵更多，山谷更少且很少有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其土质又多适宜于种植烟草等经济作物。再次，基于上述地理环境，历史上，北部地区居民主要从事粮食生产，而南部地区居民则以经济作物种植、手工业、运输、打零工等为主要谋生方式。有资料表明，南部地区居民的口粮从宋代开始就靠从外地运入，而对北部居民来说，粮食则是他们与外界交换日常生活用品的一项主要物资。^〔28〕(www.xing528.com)

第三，交通圈的分离和产业结构的差别，孕育出闽西南北两地不同的地域文化。明清时期，天后宫在南部地区已经遍布乡村，但在北部地区却甚为稀少，明末清初的宁化文人李世熊曾在其所编纂的《宁化县志》中追究此中缘由，指出是由于宁化一带的居民与海上交通无缘，“不知海舶为何物”，故“无祭祀天后之理由”。历史上闽西南北两地在经济、文化上的不同特质，也能在现今的侨乡分布状况中找到明证。闽西地区华侨及其眷属的分布从南至北渐次减少，南端的永定是“重点侨乡”，而北端的宁化、明溪一带则鲜有与海外沾亲带故的居民。如果把文化区分为“海洋文化”和“山地文化”，那么可以说，闽西北部地区因历史上与海洋经济无甚缘分，其地域文化属于普通的山地文化，而闽西南部地区由于在近代之前就已融入海洋经济，从而形成一种兼具“山地文化”和“海洋文化”两种文化特性的地域文化。

总之，可以说行不同路、习不同俗的闽西南北两地居民形成两个方言不同、族群认同相异的社会共同体乃天地造化、自然而为，是千百年来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结果。姑且不论把客观上作为母语的方言与客家话相异，主观上本不具有客家族群意识、并不认同自己是客家的闽西北部地区居民囊括进客家族群的范畴这一做法是否恰当，但至少在客家研究中，必须重视闽西客家话及其使用主体族群认同的上述南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