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于甘肃天水放马滩的纸质地图
西汉初期，已经出现用于书写和绘图的纸。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甘肃天水放马滩发掘了14座古墓葬，其中秦墓13座，汉墓1座。这座汉墓的时代在西汉文景时期。在棺内的死者胸部，发现一幅纸质地图，残长5.6厘米，宽2.6厘米。纸质薄而软，因墓内积水受潮，仅存不规则碎片，出土时呈黄色，现褪变为浅灰间黄色，表面沾有污点。纸面光滑平整，用细黑线条绘制山脉、河流、沟溪、关隘、道路、界域等，并标有各处地名。这幅纸质地图是我国目前所知的最早的纸张实物，说明我国早在西汉初期就已发明了可以绘写的纸。
除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最早的汉纸外，现知我国发现汉纸的出土地点还有：新疆罗布淖尔（1933年发现）、陕西西安灞桥（1957年发现），内蒙古居延的金关（20世纪70年代发现）、陕西扶风中颜（20世纪70年代发现）等。
周秦时期，以竹木简牍和缣帛作为书写绘画材料。简重帛贵，不便使用。西汉中后期，宫廷中已使用一种丝质纸，薄而小，叫做赫蹏（xítí戏蹄）。社会上已有用植物纤维制造的纸张。
纸发明以前，我国通常用竹木简或帛做书写工具。在殷商时代，书写材料主要是龟甲和牛骨，需经特殊处理并由专门人员用刀刻写。在铜器和玉石器上也有铸刻文字的。西周时期，文字主要是铸刻在铜器上。到了春秋时代，竹木简牍盛行，并开始使用丝帛书写，《墨子》里就说到“书之竹帛，传遗世子孙”。直到东汉，竹木简牍和丝帛仍然是重要的书写材料。西汉末年，刘向校定皇家图书时，都是先写在竹简上，以便随时改动，待整理完毕，才将定本誊写在帛上。东汉的皇家藏书处东观所藏图书，就是竹简和帛两大类。
竹简是把竹材锯成圆筒，再剖成竹签。书写以前，先要在火上烘干，以防止虫咬和腐烂。简有一定的长度，如2尺4寸的简是用来写经典、法律和国史的，一尺长的简是用来写信的（所以后来把信叫做“尺牍”）。简上的文字，是用笔墨书写的；要删改，就得用刀削掉（所以后世又把删改文章叫做“笔削”）。在没有竹子的地方，则用木材锯成段，再劈成片，刮削使平，成为木简。宽的叫“版”，或叫“方”。
汉代木简(www.xing528.com)
1930年内蒙古西部阿济纳旗居延地区发现了汉代简册。竹木简作为书写材料，比起甲骨、钟鼎、玉等材料，具有取材容易、价格低廉、书写方便等特点。因而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的主要书写材料。但竹木简也有严重的局限性，用来很不方便，远不能适应封建文化发展的需要，所以在春秋战国之交出现了帛书，到了西汉又发明了纸。
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杰出贡献。早在西汉时期，我国就已经发明了造纸术。到了东汉，宦官蔡伦于105年改进了造纸术，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做原料，制成了植物纤维纸。这种纸非常受人欢迎，并很快在全国得到推广，“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在造纸工艺方面，除漂洗、碎切、浸沤、舂捣、打浆外，还可能采用了用石灰碱液进行烹煮的化学处理方法，以使植物纤维更易分解。蔡伦的伟大功绩在于他“造意用树肤、麻头、敝布、渔网为纸”，在造纸原料上和方法上都有革命性的改进，使得纸的大量生产成为可能，为纸的推广和普及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蔡 伦
蔡伦之后，东汉末建安年间，东莱（今山东黄县东南）人左伯，字子邑，“擅名汉末，又甚能作纸”。南齐萧子良在答王僧虔的信中说：“左伯之纸，妍妙辉光。”据说左伯的造纸法到唐代还在沿用，但具体制法已不可考。
造纸术从我国传播出去以前，朝鲜、日本也用简和帛写字，印度用白树皮和棕榈树叶（我国通称贝叶）写字，埃及用纸草的内皮压成“纸草纸”写字，欧洲用羊皮作纸写字。这些书写材料，有的笨重，有的很脆，有的很贵。据说欧洲写一部《圣经》，要用300张羊皮。因此，这些材料也都不适于大量使用。我国造纸术传播出去以后，解决了上述那些困难，大大促进了文化教育的普及，推动了世界科学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正如英国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评价包括造纸术在内的我国四大发明的时候所说的：“它们改变了世界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状态，又从而产生了无数的变化；看来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宗教，没有一个显赫人物，对人类事业曾经比这些机械的发现施展过更大的威力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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