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的发展及特点-秦汉文化

赋是战国后期产生的一种文体。班固称：“赋者，古诗之流。”（《两都赋序》）刘勰说：“赋自诗出。”（《文心雕龙·诠赋》）最早以赋名篇的是荀况和宋玉。荀子有《礼》、《知》、《云》、《蚕》、《箴》5赋，宋玉有《风》、《高唐》、《神女》诸赋。荀赋以谜语的形式写出，带有浓厚的民间文学色彩，韵语多四言，与《诗经》句法相类。宋玉赋颇杂骚体句式，与楚辞接近。赋是由诗中独立出来的文体，其与诗不同之处在于，诗以抒情为主，音节和谐，宜于咏唱。赋自初独立时起即“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也就是说，它把诗体形式拓展用客主问答的方式引起下文，借以说理叙事，而于说理叙事中，常以夸张的方式作绘声绘色的描写。这种文体虽讲求押韵，但多杂有散文句法，故不宜咏唱。刘向说：“不歌而颂谓之赋。”（《汉书·艺文志》引）不歌而颂，是赋的基本特点。所以从文体性质来看，赋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

“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文心雕龙·诠赋》），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赋已不同于诗（包括楚辞），但楚辞之名较赋晚出，且汉人多视辞、赋为一类，即刘熙载所谓“辞亦为赋，赋亦为辞”（《艺概》），故屈原的作品常被称为屈赋，而汉人仿楚辞体制写出的作品也常自名曰赋。赋学研究，通常并不排除这类著作，故就传统习惯来看，汉赋实有诗体（骚体和四言诗体）赋和散体赋两类。

赋是两汉极盛的文体，它的发展，按时间先后，大致可分四个时期，即汉初（高祖至武帝初年）骚体赋时期；西汉中后期，汉大赋全盛时期；东汉前期（以和帝末为界），抒情小赋初起时期；东汉后期，抒情小赋成熟时期。

骚体赋是以骚体句式写成的赋。汉初赋体尚未大盛，文人多依傍楚辞体制写作。这一时期的作家有陆贾、贾谊、枚乘、严忌、淮南王刘安及门客。但前期作家赋作今存者不多，对后世影响较大的首数贾谊和枚乘。

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洛阳人，年少才高，学通百家。20多岁时即为文帝召为博士，在朝提出许多改革政治的合理建议，但为旧臣排挤，不久便出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作《吊屈原赋》，吊屈原，实则感伤自己。故托古讽今，情辞愤惋。《鵩鸟赋》作于在长沙三年时。有鵩鸟飞入室中，自以为不祥，遂作赋以自宽慰。《鵩鸟赋》以四言为主，与荀赋风格接近，但内容趋于消极。贾谊赋作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朱熹称：“自原之后，作者继起，独贾生以命世英杰之才俯就骚律，所出之篇，非一时诸人所及。”（《楚辞辩证》）

枚乘（？—公元前140年），字叔，淮阴人，曾为吴王、梁孝王门客，以善辞赋著称。武帝为太子时即闻乘名，及即位，乘年已老，以安车蒲轮征，死道中。《七发》是赋中的名篇，是汉大赋由骚体赋演化形成的第一个里程碑。这篇赋写楚太子有疾，吴客前往探问，通过七件事启发太子改变生活方式，遂使太子“涊然汗出，霍然病已”。叙事多以夸张手法作渲染，铺陈排比，生动逼真。此赋以文采取胜，后世仿作者极多，故赋史上有所谓“七体”。

西汉中后期是汉赋的全盛时期，又称汉大赋时期。汉经数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发达，国力充实。武帝好大喜功，对外拓展疆土，开通商路，对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物质享受之余，尚需文学侍从之臣为之歌功颂德，点缀升平。赋最能适应这一要求，故得统治者提倡。汉有献赋考赋制度，优者可以得官受赐，故文学侍从之臣朝夕论思，日月献纳，公卿大吏亦时时间作。《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辞赋约千篇，十之八九是中后期的作品，而武帝时期就占半数以上。这一时期著名的赋作家有数十人，其中成就尤为突出的是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王褒、扬雄等。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前118年），蜀郡成都人，少好读书击剑，为人口吃而善属文。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后辞官游梁，著《子虚赋》。梁孝王死，归蜀。武帝即位，读《子虚赋》称赏不已。得狗监杨得意荐，被召入京，遂献《上林赋》，赋天子游猎之事，体制宏伟，辞采华艳，渲染夸张，博极见闻。卒章归之于节俭，用示讽谏之意。《子虚》《上林》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对大赋形体的固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夸而失实，字多冷僻，形式板重，又乏真实感情，虽把汉大赋推上极致，但也引上了绝路。因为这种形体只能为统治者点缀升平，充当宫廷奢侈品。

东方朔（公元前154—前93年），字曼倩，平原厌次（山东惠民）人。武帝初官至太中大夫，给事中，滑稽多智，“上颇俳优畜之”。求大用不得，遂著《答客难》以发泄怀才不遇的牢骚。《答客难》文字平易流畅，虽赋体而以说理为目的，体制短小，内容充实，对后世影响较大。

王褒，字子渊，生卒年月不详，蜀资中（四川资阳）人。其赋多歌功颂德之作，较有特色的是《洞箫赋》。《洞箫赋》大体以骚体形式写出，是一篇驱辞力、穷文致的咏物大赋。(www.xing528.com)

扬雄（公元前53—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人。好学深思，口吃善著文。成帝时被召，任为郎，历仕成哀平莽四朝，不获重用。其传世作品，模拟者居多。扬雄才高学博，故虽形体模拟，而于内容上常能表现出自己的特色。有明显的规讽用意，与相如投合人主之需，以炫才歌颂为能事者不同。扬雄较为人称道的赋作是其模仿东方朔《答客难》而作的《解嘲》。《解嘲》学富词赡，文质并茂，笔力酣畅，持论有据。扬雄对于赋的贡献不单在于他的创作，更在于他对赋体的认识。在《法言》中，他以对话的方式谈了有关赋的见解，其著名论断是“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扬雄的赋论有极深刻的现实意义，为后世文学批评，尤其是赋的批评奠定了基础。

东汉是抒情小赋初起并逐渐发展成熟的时期。但抒情小赋的发展进程是缓慢的。东汉建立后的数十年，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生产力得到恢复和发展，汉帝国声威重振，这就使为帝王润色鸿业的汉大赋再度出现成为可能。班固的《两都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两都赋》写在“遂见亲近”的郎官任上，其形式完全模仿《子虚》《上林》而篇幅更长。由于创作动机只在“宣上德而尽忠孝”（《两都赋序》），故虽“明绚雅赡”（《文心雕龙·诠赋》），而无多少社会价值。

与班固时间相先后，杜笃、傅毅、班昭、梁鸿，也均以能赋名。其赋虽多属拟作，体制缺乏创新，但均与鼎盛期的汉大赋风格不同。尤其可贵的是，这些赋作都为抒情小赋的发展，做了持续有益的探索。

东汉中叶，以博通高步赋坛的作家是张衡。张衡（78—139年），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他不仅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也是一位人品高尚的文学家。其《二京赋》“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其时张衡年仅29岁。《二京赋》通过主客问答方式铺叙两京繁华，内容博及商贾、辩士、侠客的活动及杂技百戏的演出，较《两都》犹繁富。作者意在规谏，故议论切直，不似谀颂之赋轻轻点过。但大赋的发展毕竟已至强弩之末，故其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不是他早期的大赋，而是后期仕途坎坷，遭受宦官谗毁时所写的抒情小赋，即《归田赋》、《思玄赋》等。这些作品抒发了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高蹈绝俗的愿望，清真淡雅，一扫大赋浮夸堆砌之弊，把抒情小赋的创作，推进到空前未有的成熟阶段。

东汉末年，君主昏聩，宦官左右朝政，吏制腐败，社会一片黑暗。有识之士屈抑沉沦，故伤时感怀，疾世抒愤之赋渐多。这一时期，著名的赋家有蔡邕、赵壹、祢衡、王粲等。

蔡邕（132—192年），字伯喈，陈留圉（河南杞县）人。少博学，好辞章，精通天文数术，妙操音律，尤善鼓琴。其赋作今知者有10多篇，最著名的是《述行赋》和《释诲》。《述行赋》中历叙从陈留到偃师的途中见闻，结合历史故事，抨击朝政的腐败，抒发对灾困中民众的同情和志士被压抑的愤慨，情辞痛切，是抒情小赋中的名篇。《释诲》是明心厉志之作，作者借胡老答务世公子抒发自己的感慨与处世思想。刘勰称“体奥而文炳”，是“属篇之高者”。

赵壹，字元叔，与蔡邕同时，“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摈”，乃作《解摈》及《穷鸟赋》。《解摈》已佚。《穷鸟赋》以穷鸟自喻，写友人将自己从网罗机阱中救出，比喻生动，情辞凄苦，自然流成，无所雕饰，是一首新颖别致的四言诗式的抒情小赋。赵壹另有《刺世疾邪赋》，是汉末诗赋诸体中罕见的刺世佳作。文中揭露朝廷昏聩，近习秉权，谄佞肆虐，他慨恨被褐怀玉之士报国无门，动辄得咎，决心保持自身高洁。他说：“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坦率犀利，至正至刚。

祢衡（173—198年），字正平，平原般（山东临邑东北）人，尚气高傲，侮慢曹操。其著名的《鹦鹉赋》以鹦鹉被捕远献自况，抒写才智之士受困辱的感慨，名为咏物，实是抒情之作。

祢衡前后，以赋显名的作家尚有为蔡邕所推重的边让。建安中，邯郸淳、杨修、徐干、丁仪、丁廙均能赋，而成就最高的是建安七子中的首要人物王粲。王粲死于魏代汉前三年，是汉赋作家中的殿军。一生作赋可考者20余篇。《登楼赋》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东汉抒情小赋中最杰出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