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封建社会之渐趋确立，思想学术也逐渐地庸俗化并僵尸般地教条化起来。统治阶级的有意识的统治政策，更加速这一趋势，以期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秦始皇所说“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确道出了一般统治者的心理。为了永久地统治人民，他们不但要求法律上的固定形式，而且还要求思想学术上有利于自己的统一形式。汉高帝就因这个缘故，才接受了陆贾的“逆取顺守，文武并用”（《史记·陆贾传》）的进说，并采用了叔孙通等御用儒者的礼仪形式。西汉武帝尊崇儒术，罢黜百家，东汉章帝会诸儒于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亲临裁决，都是显著的例证。他们的用意，实际上和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吏为师，并无两样，所不同的，只是方式较温和。学术既然定于一尊，学术的正宗与政权的正统就互相利用，搅在一起了。所以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目，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来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汉书·儒林列传》）经学既是“禄利之路”，遂成竞争之途。它不但在未取得正宗地位之前，与黄老之间曾有过一番激烈的斗争（如黄生与辕固争论汤武是受命抑篡杀的问题，辕固对窦太后谓老子书为“家人言万”，都隐然或公然利用政权的势力去压对方），而且在已经取得正宗地位之后，儒术阵营里仍不断地在闹内争。所谓“今古文经学之争”，就是其集中的具体的表现，甚至它的剧烈程度，亚于正宗对待异端。有些争取正宗而失败的异端，也并不立即消失，只是披上了“经学”的外衣，以求得一插足的余地，如阴阳五行说之于董仲舒的学说，就是这种倾向的表现。因此，中世纪的思想学术，绝不是单纯的经学。注疏之学，不仅表现某派的宗主信仰，而且表现某派所持的哲学。例如：郑康成在《六艺论》中说：“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赂，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所谓“己意”，即是注者自己的见解。
两汉经学都含有许多宗教因素，这是封建时代的一般的特征，不单中国这样。比如西洋中世纪从衰灭的旧世界承继过来的唯一的东西，是基督教。其结果，牧师成为知识教养的独占者，并且，一切教育，本质上也带有神学的性质。在牧师手里，政治和法律，与其他学问一样，不过是神学的体系的一个构成部门罢了，并且也是依照着神学上所得出的原则来处理的。教会的教义，同时是政治上的公理；圣经的文句，在无论哪一个法院，都有着法律的效力。试把这样情况和两汉经学思想比较一下，所谓“以禹贡治河，以春秋决狱，以三百篇当谏书”（皮锡瑞《经学历史》），几乎无施不可。甚至从宣帝至章帝，把经学当成国教，“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后汉书·章帝纪》），于是经学便以所谓“国宪”的形式固定化起来。如果说，两汉正宗思想与西欧的有所不同，那只是前者挂着经学的招牌，换句话说，它是经师神父化，皇帝教皇化而已。由此可见，经学形式之所以为帝王服务并不是偶然的，而经学内部发生那种相互以异教徒来攻击的斗争，也不是偶然的。(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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