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末葡萄牙人开辟新航路之后，中欧文化交流也随之进入一个新时期。当西方的使者、教士、商人在黄金、香料、殖民、宣教的驱动下来到中国时，首先就碰到了语言不同、文字相异的问题。他们写回国内的报告、文件以及从中国带回欧洲的书籍，刺激了欧洲人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兴趣。16世纪后，这种兴趣促使这一研究成了早期欧洲汉学的重要部分。当然，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这种研究存在不少错谬、附会之处，但毕竟是那个时代的“泰西之人”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开风气之先，功不可没。
葡萄牙多明我会士克鲁兹在介绍中国语言文字时说：“中国人在书写方面没有固定的字母，他们用字来写一切，他们用这些字来组成单词，他们有数量极多的文字，用文字来标明每件事物；因而只用一个字便可以标明‘天’或‘地’或‘人’，以及其他的东西。”克鲁兹接着说，中国有许多方言，因而一个人不明白另一个人在说什么，但如果用书面文字，彼此间就能沟通，例如“天”字，写法一样，读音却各异。他曾要求中国人写出所有简单的汉字，但知道这将有“五千多字”后，就知道这种要求太不现实了。他通过观察，知道中国字不像别国文字那样横着写，而是自上而下书写[68]。
1575年夏出使福建的西班牙人拉达，也在报告中说：“（中国人的字）是迄今所知的最原始、最难学的字，因为它们是字而不是字母。每个词、每件物都有不同的字，因此即使一个人认得一万个字，他也不能读懂一切。认字认得最多的人，就是他们中最聪明的人。”[69]
1558年，耶稣会远东教务视察员范礼安巡视澳门后，他写信给耶稣会总会长，认为进入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明完善的大国传教，首先应当会读、会写、会说中国的语言文字[70]。范礼安说，中国人特别擅长书法和官话，这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学习才能掌握的。官话对他们来讲，就像拉丁语对于我们（欧洲人）一样。
在澳门的罗明坚遵照范礼安的指示，刻苦学习中文。据罗明坚在1581年11月12日的信中称：“目前我已认识1.5万中国字。”以其来华时间之短，其认字之快实难令人置信[71]。但事实却证明，他是最早将中国儒家经典译为拉丁语并将译文印行的欧洲人，也是西方传教士中用中文撰写教理书的第一人。可见他的确是下了一番功夫来学习中文、汉语的。
西班牙多明我会士科波（J.Cobo），曾在菲律宾华人社区任职，他对中国语言也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在其死后遗留的文件中，至少发现有6本手抄件，证明他在汉学方面进行了探讨，其中是将中国书籍译为卡斯蒂利亚语。卡斯蒂利亚语的译题是“Beng Sim PoCam”，这是根据旅菲华人所讲的方言音译而成，译成普通话应是《明心宝鉴》。这本书的内容是从中国110种不同书籍中摘录的637句格言和警句。这是目前仅存的首本中国书籍的欧洲语言译件，它的复制品今由马德里国家图书馆保存。
第一部中外合璧的字典，是拉达根据泉州土音（闽南话）用西班牙文编著的《华语韵编》。这是西方编纂中西字典的首次尝试[72]。拉达从中国官员那儿得到几部中国书籍，也学过中文，翻译了一些关于中国的材料，但都不存于世。
到16世纪末，用中文著书立说已成为西士的一种风尚。他们的目的固然是为了宣教的便利，但也反映出了此时欧洲人对中国语言文字的最高了解水平。这自然是克鲁兹、门多萨、阿科斯塔诸辈所望尘莫及的。开此风尚之先的，为利玛窦。以其来华之早、经历之长、著述之丰、影响之大，可视为基督教于明末重返中国第一人。他牢记范礼安的要求，苦心学习中文，终于从一个中文“文盲”而变为一位杰出的“西儒”，对中国文字达到了娴熟而随手拈来的程度。
1583年2月13日，刚到中国不久的利玛窦在一封信中说：
你要知道中国语文较希腊文和德文都难；在发音上有很多同音而义异之字，许多话有近千个意义，除掉无数的发音外，尚有平上去入四声；在中国人之间，有时还须借笔写以表达他们的思想，但文字在他们之间并无区别。不过中国文字的构造实难以形容，除非亲眼见、亲手去写，就如我们今天正学习的，真不知从何说起。有多少话、多少事，便有多少字，好像7万左右，彼此都不一样，非常复杂；……他们的书法几乎等于绘画，因此他们用刷子写字，正如我们用它画画一样。……中文没有冠词、性别、单复数、时间的区别；不过他们用副词作补救，表达得十分清楚。在中国谁识字越多便是最有学问的人，只有这些人才能担任官职，在社会中才有地位。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因为他们的看法，凡念所有书籍的人，便知书中所有的学问。[73]
到了1595年，利玛窦的中文写作便有了很大长进。当年，他以中文著《友道》献南昌建安王。1596年6月，他又把他的第二本中文著作《西国记法》献给江西巡抚陆万垓，介绍了西方学人是怎样提高记忆技能的。到1596年年底，利氏又一本中文著作《天主实义》在南昌问世。在这本反映他的神学观点的著作中，也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水平。(www.xing528.com)
利玛窦不仅对汉字颇有造诣，对中国语言也很精通。在不可能有翻译陪同的情况下，他在赣逗留期间，却能周旋于赣抚陆万垓、南昌知府王佐、明皇宗室建安王、乐安王、文学家李日华、理学家章潢等人之中，足见其中文交际能力在这个时期已非一般。
利玛窦与郭居静（Lazare Cattaneo）合编的《西文拼音华语字典》，是按照拉丁字母和中文读音编排的字典，但仅是稿本。利玛窦又曾和罗明坚合编过《葡华字典》，中文题名《平常问答致意》，编成于1584—1588年，中国纸书写，计189页，附拉丁拼音。此书于1934年在罗马耶稣会档案室发现，可惜并未完成[74]。
总之，从16世纪欧洲人对中国语言文字所作的介绍和研究成果来看，较之新航路开辟之前，毫无疑问是有了长足的进步。欧洲人在新航路开辟后的一个世纪，除了知道中国有一种官话和文字可以用作口头与文字交流的媒介外，还知道了中国字的书写法及形状，欧洲书籍中也开始初露汉字端倪。欧洲人进行了中西字典编纂的首次尝试，并且能够将中文译成欧洲文字，同时也将欧洲语言译成汉语（利玛窦的《西国记法》实际上是译著，他还将欧洲地图上的地名译成汉字，有些沿用至今，如罗马、古巴、赤道及各大洲洲名），甚至还能以中文著书宣教，这些都是前所未有之事，开创了欧人研究汉文汉字的一代之风，并为后人的更高层次的研究铺平了道路。
17世纪后，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再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一统天下”了，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等后来居上，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一是大量耶稣会士来华，据费赖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统计，16世纪来华欧籍会士仅18人，而17世纪却猛增到196人。这些会士急需掌握中国的语言文字，以达到推广天主教的目的。这一目标刺激了欧人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学习。二是欧洲开始的“礼仪之争”，各派都需要在中国经书中引经据典，阐述自己的立场。入华耶稣会士及其他会士寄回欧洲的书信、报告，也刺激了欧洲本土对中国语言文字诸方面的研究。第三，当时的欧洲，首先是英国，正在酝酿资产阶级革命，反对罗马天主教的风气日益上升，因此，为天主教所使用的拉丁语也成了上升的资产阶级必欲取代的目标。反映了这种社会思潮的语言学家，企图找到或建立一种“人类最先使用的”共同语言，或发明一种简明易学的、以数学原理为基础的“哲学语言”。因此，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语言文字引起了这些学者的兴趣。
17世纪初，对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最深的，是前文提到过的“尽通中国语言文字”的意大利人利玛窦。以他的回忆录为基础，由比利时会士金尼阁增补、翻译的《基督教远征中国记》，曾在17世纪20年代轰动欧洲，书中关于中国语言文字的描述亦随之在更大范围内被介绍到欧洲。而且，由于利玛窦在华经历之长，他对汉语汉字的领悟之深，自然也是门多萨诸辈无法比拟的，故其介绍也更为深刻。
利玛窦还刊有《西字奇迹》一卷，1605年在北京印行，这是第一部刊印的拉丁拼音的语文书，从此拉丁字母及拼音法在基督教信徒中受到注意。利玛窦的《西字奇迹》，把汉字译成拉丁字母，虽然是为了自己学习中国文字的方便，但也介绍到了中国学者。明末书法大家程大约，其《墨苑》中便有利玛窦所作的拉丁字注音4篇。《中国音韵学史》的作者张世禄先生认为这大概就是利玛窦的《西字奇迹》[75]。
《西字奇迹》作者落款
前面曾提及的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也是一个重要人物。他于1610年来华，后又返欧，在欧洲宣传中国文化。1620年携西书7000余部再度入华。他对中国音韵学极有研究，著中文《西儒耳目资》，1626年刊于杭州，中国学者参与了此书的诠订、校梓并提供了出版资助。书名《西儒耳目资》，意为西人攻读华文之便，耳以听字之音韵，目以视字之拼合，拼合即以西人字母拼成字之声。金尼阁在书中自序道：“幸至中华，朝夕讲求，欲以言字通相同之理。但初闻新言耳鼓则不聪；观新字目镜则不明，恐不能触理动之内意，欲救聋瞽，舍此药法其道无由；故表之曰耳目资也。”[76]
《西儒耳目资》
该书共3册，共29个字母，其中元音5个，辅音20个，外加他国用而汉语不用的辅音4个。以前25个字母拼读汉字音。第1册从文字学述及编译原则；第2册列音韵谱，按照音韵，排列汉字；第3册列边正谱，按字边画排列汉字，用拉丁文拼音，便于西人学习中文。书中中国文字的读音，采用《洪武正韵》和《韵会小补》，又用西方语文研究法来研究中国文字，“为西洋人认识汉字之捷诀。”[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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