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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史:西方对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的认知

时间:2023-10-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中西交往受到很大限制的古代,当丝绸等物质产品扮演文化交流大使的角色时,欧洲人不可能对中国的考试、科举、教育制度有什么兴趣。于是,中国的“文官”考试、中国的“公费学校”,相继成为众多欧洲人的话题,甚至对欧洲的官员选拔制度、考试制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据邓嗣禹文,“关于中国科举制的最早记载见于加斯帕德·达·克鲁兹的著述”。

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史:西方对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的认知

中国通过科举考试来举拔人才、选拔官吏的制度,形成始于隋朝,唐宋有所发展,至明清时,制度更臻于完密。无论在学术考试制度方面,还是在文官考试制度方面以及在考试形式——笔试的应用方面,中国都与西方大不相同。

中西方在学术考试和文官考试制度上的这些巨大差异,本来早就应该引起稍具文化眼光的欧洲人的注意。然而,由于制度文化是一种较深层次的文化,其对外交流,除了在物质文化交流之后,还有赖于其载体——介绍者的素质。在中西交往受到很大限制的古代,当丝绸等物质产品扮演文化交流大使的角色时,欧洲人不可能对中国的考试、科举、教育制度有什么兴趣。同样,在中世纪那些到过中国的欧洲传教士旅行家的笔下,除了对物产的介绍之外,不外乎是增加了对某些宗教派别和某些社会风俗的介绍,中国的制度文化仍是这些欧洲人视野中的盲点。当然,也有人对马可·波罗未在自己的游记中记载中国科举考试提出了解释。例如美国学者邓嗣禹(Teng Ssuyu)在1943年撰文说:“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该书的拉丁文译本于1320年首次出版),不曾提到中国的科举制。这是由于中国蒙古人统治的元代(1280—1367年)科举制中断了50多年(1257—1315年),而马可·波罗正是在这一时期(1271—1295年)留居中国。大概这就是他的著作未记载中国科举制的原因。”[58]

明代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发展,使原本对中国知之甚少的欧洲人,通过亲身经历、信札报告、域外采风,“发现”了中国的辽阔幅员、人口众多、悠久历史、古老文明。如果说,这其中有些“发现”尚能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觅知一二外,那么中国的科举教育,对他们而言,简直是闻所未闻。于是,中国的“文官”考试、中国的“公费学校”,相继成为众多欧洲人的话题,甚至对欧洲的官员选拔制度、考试制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欧洲人中,谁最早提到了中国的科举制?据邓嗣禹文,“关于中国科举制的最早记载见于加斯帕德·达·克鲁兹的著述”。其实,尚在克鲁兹之前,至少就有两位欧洲人或多或少地提到了中国的科举取士。而这两位欧洲人,竟然都是中国的囚犯,一为维埃拉,另一个是加列奥特,他们都是葡萄牙人

维埃拉是葡萄牙首次赴华外交使团成员,1517年到广州,在粤停留3年后赴京,1521年9月回到广州,被拘捕,1524年在狱中偷寄信件回国。他在信中就中国的外交、社会关系、吏制等发表了不少看法。其中有句话是:中国的法官都是来自文人学士,“获得一种学位的每位文人学士,起初做做小官,以后再升任到高级职务上”[59]

加列奥特在中国期间,看到了许多养尊处优的“老爷”(Loutea),从而产生了探究这批“老爷”如何产生的兴趣,最终发现这批“老爷”是通过考试“考”上来的。有趣的是,当这位葡萄牙囚犯知道了中国考生是在严密监视的条件下进行考试时,也谑称中国应试者为“囚犯”,将他们等待金榜题名的人生得意之际,谑称为“等待判决”。而且,他还发现同牢的中国“难友”中,竟有因考试落榜而蹲监狱者。加列奥特在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

我利用这个机会说一说一些被称为老爷的君子。首先,我想指出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老爷如我们语言中的“先生”,当任何一个老爷呼唤他的仆人时,他(仆人)就应声答道:“老爷”,如同我们说“先生”……在他们之中,无论是在名称上,还是在职权上,地位等级都是不同的。

在所有的城市中,不仅仅是在各郡的首府,而且还包括其他城市,都有办法观察到老爷是怎样产生的。他们之间的许多人靠自费学习,岁末就集中在审查官(chacims,可能是指明代的监察御史,其职责之一是“监临乡、会试及武举”)所在的省城,正如别人所说的那样,将学位授予那些等待判决的囚犯。

审查官年年巡视,但这些人三年一次地被选了来担任高官,他们被指定在某些大厅里进行考试,要向他们问到许多问题,如其回答正确,有资格获得其学位,审查官就亲自向他们授予学位。但是,标志着他们是老爷的那种帽子和腰带,则要等到皇帝批准后才能戴上。他们考完和经过评审后,就要举行盛大的庆典来向其颁发学位,通常是连日不断地宴请(按照中国人的方式,就是用吃喝尽兴)。根据各人的才识,量才录用在皇帝手下的官职上。其他不合格的考生则回老家继续攻读。(如果)他们的无知是由于疏忽大意或临场脱逃,则要受到鞭笞,有时还会被投入监狱,我们当年坐牢的时候,就看到许多受到这种惩罚的人,我们询问他们(坐牢的)原因,他们答道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回答向他们提出的某些事情。[60]

1569年,葡萄牙出版了克鲁兹的《中国情况记》。这本书的资料来源,据作者自称有三:一是他在广州的亲眼所见;二是葡囚加列奥特的回忆录;三是值得信赖的人们向他提供的信息。在书中,克鲁兹就中国的科举、学校向欧洲做出了更详细的介绍:“在中国,担任任何官职的每个人……都被称为老爷(Louthea),如同我们所称呼的先生(Sir)。”那么,他们是如何获得这一头衔的呢?“中国的每一省都有1000名老爷,而据别人说,有3000名老爷,那些居住在朝廷的还不包括在内……在他们步入深宫大院之前,他们常去的地方是学校,以便学好王国法律。”克鲁兹这里讲的法律,就是中国的儒家经典。

谈到中国人的学校及其教学内容,克鲁兹认为:

中国人确实研究自然哲学,但又确实没有研究其他学科,既无大学,又没有私立学校,只有研究王国法律的皇家学校。的确有些人掌握了天体运行的知识,他们知道日食月食。但这些人是根据他们之间流传的书本知识学到的,他们私下向个别人或多人传授,但绝没有这方面的学校。(www.xing528.com)

16世纪能对中国科举、教育做出最详细介绍的欧洲人著作,应推西班牙人门多萨(CJ. G. de Mendoza)的《大中华帝国史》了。这部1585年出版的早期西方汉学代表作,对中国的这一制度文化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仿佛这位从未亲临中国的西班牙人曾经来华目睹一般。他既利用了克鲁兹等人的资料或带回欧洲的中国书籍,也不乏他的天才想象和“神来之笔”。门多萨对中国的“国立”学校及巡视、管理、奖惩制度很为欣赏。他说:

皇帝用自己的经费在各城市建立了学院和学校,在这些学校里,他们学习写字、读书和计算,研究自然哲学或道德哲学占星术、国家法律,或者其他任何古怪的科学。在这些学校里教书的先生,都是在各方面有所造诣的人。这些人可能别无所长,但精通书法和阅读。虽然他并不太穷,但决没有人不学写字和阅读的,因为在他们之间,如果不能写和读,那会被人看成是丢脸的事。大量的学生追求更高级的学习,尽可能从中获得利益,因为这对获得老爷的头衔,或获得绅士、显贵的身份来说,是最好、最可靠的途径。

关于学院,无论是大是小,皇帝每年都要派巡视员来视察,以便了解学生的学业如何,校长管理是否得当。在他们视察时,他们对所发现的能力强的人们进行口头表扬,鼓励他们持之以恒。但对那些有能力却未能受到教育的,则将之投入监狱并加以惩罚。对一无所长、又不愿学习者,则将其革出校门,以便用贤者接替。[61]

直到门多萨为止,欧洲人都不知道中国人是笔试,他们以为中国人像他们一样,都是采取口试的方式。后来才知道中国的考试内容就是检查学子对儒家经典的掌握,而且是采用笔试。意大利的马菲是欧洲人中第一个清楚地指明中国考试是笔试的。他根据赴华耶稣会士提供的材料,于1588年在佛罗伦萨出版了他的《印度史》。这本书虽然主要是描述葡萄牙人在东方活动史的,但其中的第6册却有大部分是介绍中国。在教育方面,他认为中国的学校和学院是由皇室资助的,几乎各个城市都有。在这些学校和学院中,有前途的青年可以获得国家支持的深造。马菲对科举入仕大加赞扬,认为中国无世袭的贵族,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奠基者”,任何称号、官职都不会合法地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62]

16世纪末,耶稣会士开始东来。由于他们习华文华语,对中国社会文化、历史人文有较深的了解,加之多与中国士大夫周旋,故对中国的科举、教育的介绍,比前期欧洲人的介绍不仅内容多、叙述详,而且更准确。1590年,耶稣会士范礼安、孟三德根据利玛窦及其他入华会士提供的资料,以拉丁文在澳门印行了一本书,1592年,有人将此书带回欧洲。该书描述并赞扬了中国的科举制,一切文职官员都是从“科举及第者当中选拔的”。“正是由于官秩井然有序,因此,只要有真才实学,不论门第高下,都有可能获得高位显职。”[63]

16世纪末,能对中国科举制做出最准确介绍的,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他的《书信集》中,有不少关于科考的记载。例如在1597年9月9日的一封长信中,利玛窦应一位神父的要求,介绍了当月在南昌举行的乡试情况。他说:

现在我就开始介绍中国科举,也希望您把这种制度介绍给您目前服务的公侯,要他们知道这在中国与意大利各邦所推行的有多大的区别!在管理、政治与秩序等方面,中国的确超过其他民族。[64]

利玛窦观察到“四书五经”是士子们必考经典,他发现了科举制的弊端。一是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理由是这种钻研并不受到人们尊敬,也不像死背“四书五经”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二是所有考试中,无论是军事科学或数学或医学的考试,主考或监考都总是从只擅长科举考试的元老中举出,从不增加一位军事专家或数学家或医生,这就妨碍了他们对学术问题的正确判断。科举考试严重束缚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中国科技事业的进步,这一点,可以从利玛窦的评论中得到反映[65]

曾德昭像利玛窦一样,也指出了“四书五经”及对它们的注、释,是科举考试的基础。他说,想考秀才的人仅考《四书》,而想考举人的则须考《四书》加《五经》。要通过这些考试需要进行严格的训练,考生们任何有助于记忆的东西,都严禁带入考场[66]

综上所述,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至迟在16世纪中叶开始被介绍到欧洲,经过一个世纪之后,即明朝崩溃之际,欧洲人对中国这种考试制的形式、内容、时间、等级、措施、场面、意义及弊端都有了较大程度的了解。随着这种了解的不断加深,欧洲乃至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的改革,有了一个东方型的样板[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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