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葡萄牙人在16世纪初踏上东亚的陆地，开辟了欧洲与中国之间的航路，欧人在与华民、华侨的接触中，逐渐对中国文化有了一种全新的深层认识。同时，欧人带回或寄回国内的报告、信札以及中国文献，还有买来的中国奴仆，也为欧洲的学者研究、翻译中国文献提供了方便。
最早对中国文献进行翻译并加以利用的，是葡萄牙历史学家乔安·巴洛斯（Joao de Barros，1496—1570）。他编写了《每十年史》（Terceira decade）。一方面，他利用了葡人寄回国内的材料；另一方面，而且是最重要的方面，他利用了中国有关文献。文献的翻译者是巴洛斯买来的中国奴仆。这位中国奴仆姓名、籍贯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他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除懂中文外，还知晓葡萄牙文和计算，这在当时的华奴中确为罕见。
巴洛斯在《每十年史》中描述亚洲地理时说：“我现在画出了一种航海家所不知道的海岸和中国庞大领土的内部地图，插入我所著的地理书中，这都是从中国舆地书中录下的，中国的全部情况，均以游记体裁加以详载，此书由中国带回。因此，我专门请了一名华人担任翻译。”“我买来翻译文献的奴仆，对于我国的文字能读能写，亦善算阿拉伯数字。”万里长城在欧人书中第一次被提到，这也要归功于中国文献和华籍译员。巴洛斯也说：“万里长城见于中国地图上，（该图）绘有山河城镇，还附有中国文字的注释。我特将此图带回国内，请一名华人为我译之及翻译其他我得到的中文书籍。”此外，巴洛斯在书中介绍中国海岸线、沿海省份和内陆省份以及各省省情、赋税情况时，都利用了华仆所翻译的中文文献[49]。在此应先提上一句，这可能是最早流向西方的中国人绘制的中国地图。
欧洲人自身翻译中文文献者最早的是西班牙的奥斯定会会士拉达（Martin de Rada）。拉达在福建获得一批中国文献，内容涉及政治、科技、法律、医术、神怪、竞技、剑术、算术及星占学、观相术、手相术等。美国历史学家拉赫（D.F. Lach）于1950年访问马德里国家博物馆时，看到了不少保存良好的16世纪版的中国文献，又根据伯希和（P. Pelliot）和方豪先生的论述，在他所撰写的《欧洲形成之时的亚洲》一书中，列出了以下拉达带回欧洲的中国文献：（1）《资治通鉴节要》，宋司马光著，20卷共4册，1541年刻；（2）《类编历法通书大全》，16世纪版，不全，计有第10至第19卷；（3）《通书》，仅第10卷；（4）《徐氏针灸》，徐凤廷著，1531年版；（5）《耀目冠场擢奇风月锦囊正杂两科全集》，是一部戏曲与散曲的选集，明刻本，收录宋元及明初的34种南戏，如《苏秦》《拜月亭》《昭君冷宫（出）塞记》《岳飞东窗记》《苏武牧羊记》等；（6）《新刊按鉴汉谱三国志传绘像大全》，明嘉靖（1522—1566）版；（7）《新刊补订源流总汇对类大全》，该书类似中国历史百科全书，介绍了中国的宫殿、建筑、乐器、用具、鸟兽等[50]。以上资料，拉达曾取部分进行了翻译。西班牙历史学家门多萨著《大中华帝国史》时，便利用了拉达的报告和译文。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巴洛斯的译文还是拉达的译文，都已不存于世。现存的第一本中国文献的欧洲语言译本，在西班牙马德里国家博物馆，是卡斯蒂利亚语的《明心宝鉴》。《明心宝鉴》共有673句格言或警句，取材于中国110种文献，汇集了孔子、孟子、荀子、庄子、朱子等人言论，是专讲修养的，编者姓名为范立本，译者是西班牙多明我会士科波（J. Cobo），16世纪末期之人。
欧洲人大规模地翻译中国文献，尤其是翻译儒家经典，约在耶稣会士来华之后，以16世纪末为开端，到十七八世纪进入鼎盛时期。耶稣会士大力研、译中国文献，当然是出于在华传教的根本目的。他们深知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文明的国家里推广天主教，不可不与中国文化相融合，而中国的风俗文化、典章制度，均出自中国文献。要“借儒排佛”“借儒宣教”，研究、翻译中国文献是必不可少的入门之径。另外的一个原因，那就是罗马教会因对中国仪礼问题的不同看法而形成的“礼仪之争”。两派人士都要在中国文献中引经据典，展开辩论，难诘对方，从而刺激了欧洲人对中国文献的研究和翻译。
利玛窦在1595年11月4日写给罗马的报告中，他说：“我们曾从他们的经中找到不少和我们的教义相吻合的地方，……如一位天主、灵魂不死不灭、天堂不朽等思想全都有。”在以中文撰写的神学大全《天主实义》中，他说：“余尝博览儒书。”而若细阅《天主实义》，发现“博览儒书”并非利玛窦的自美之辞。例如，为了证职天主教中的“天主”就是中国文献早已叙述过的“上帝”，利玛窦在上卷第2篇中写道：“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周颂》曰：‘执兢武王，无兢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商颂》云：‘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砥。’《雅》云：‘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曰：‘帝出乎震。’”仅数百文字，却广泛引证了《中庸》第19章、《诗·周颂》《商颂》《大雅》《易·说卦传》等中国经典，“西儒”之名果不虚传。像这种对中国文献娴熟运用的地方，在《天主实义》的其余章节也可见到。在利玛窦所著的《畸人十篇》（1608年，万历三十六年）中亦有反映。
利玛窦不仅对中国文献悉加研究，而且还试图将之翻译。他的同胞会友艾儒略在利氏的传记中写道：“利子此时尝将中国四书译以西文，寄回本国，国人读而悦之，以为中邦经书，其能识大原不迷其主者乎？至今孔孟之训，远播遐方者，皆利子力也。”时为1593年（明万历二十一年），惜稿未印行，今亦不存[51]。
以往中外学术界的传统看法是，利玛窦试译《四书》是西人译中国经籍之始。而根据现在新发现的材料，最早将中国儒家经典译为拉丁语的而且还将译文印行的，是意籍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罗明坚于1579年抵达澳门，1583年在肇庆得到利玛窦的帮助，1588年返欧述职。在华期间，遵照巡视员范礼安的要求研读中文，据他在1581年写给耶稣会总长的信中所称，他已经认识了15000个中国字！他在这封信中还寄去了中文复本和一册中国文献的译文。经近人考证，发现这一译件是《大学》的第一章。此外，罗明坚还翻译了《孟子》，是欧洲语言中《孟子》的最早译件，比1711年在布拉格出现的《孟子》要早百余年。不过，除了《大学》的一小段外，罗明坚的《四书》拉丁译文都没有刊行，稿本今存罗马意大利国家图书馆。《大学》的那一小段文字的译文，作为一小节，刊登在1593年在罗马发行的《百科精选》中[52]。(www.xing528.com)
罗明坚的译文虽然在1593年就已在欧洲发行，而且在1603年、1608年还再次出版，但影响还相当有限。当时吸引欧洲汉学界的，还是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史》。欧洲人真正从文化根源上来了解中国的儒家经典，是在利玛窦、曾德昭（Alvare de Semedo）、安文思、卫匡国等人的著作发行之后。
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著《大中国志》时，多次提到中国孔子及其著述，但只是详论“经”，对于“书”则评略过简，只是提到了孔子除著《五经》外，还写有其他书。有意思的是，曾德昭还从孔子的著作中，发现了当时的反孔思想。他引用了一个故事说明，讲的是孔子率弟子某日乘车出游，但被一条河挡住去路，便派一个弟子前去问人，请教如何渡河。有一位农夫嘲笑着说，如此博学的大哲学家，怎么连条小河也渡不过去。这段故事出自《论语·微子》。此外，葡籍会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s）在《中国新述》中论及中国语言文字，他以《大学》的一段文字为结束，为的是让欧洲人进一步理解中国语言之优美。他将《大学》开卷一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译为：“伟人做学问的准则有三，第一是启发理性，第二是使人民得到更新，第三是坚持最高的德行。”当今的译法是：“《大学》的主旨，在于使人们的美德得以显明，在于鼓励天下的人革除自己身上的旧习，在于使人们达到善的最高境界。”两相比较，安文思的译文相当准确。
在译文之后，安文思还附有对《大学》的注释。他还着重解释了“至善”，那就是“至高无上的、无所不包、无所不知的德行”。这种德行从何而来呢？他说只有上帝才能指明。这样，安文思巧妙地将《大学》和西教附会到一起，反映了耶稣会士研、译中国文献的最终用意。
对《五经》研究最早者，是利玛窦，从其《天主实义》来看，他至少研读了《诗》《书》《易》《礼》。但他只是研读，并未将经籍西译。第一个将中国经籍译为拉丁语的，是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他在1626年（明天启六年）于杭州刊印拉丁文《五经》译文一册，称为《中国第一部神圣之书》[53]。意会士卫匡国1658年在慕尼黑出版拉丁文《中国历史初编十卷》，介绍了《六经》之首的《易经》。关于《易经》西传之始，中国学者过去认为：“最早向西方介绍《易经》的应推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柏应理，字信末，是比利时耶稣会士。……他曾和其他在华耶稣会士恩理格、殷铎铎等翻译《西文四书直解》，拉丁文书名作《中国哲学家孔子》，……书中附有《周易》64卦和64卦之意义。这本书1687年在巴黎出版，西方得知《易经》从此开始。”[54]而实际上，除了曾德昭在此之前介绍过《易经》外，卫匡国也在1658年的慕尼黑版《中国历史初编十卷》中介绍了《易经》及其卦图，比柏应理早29年[55]。
金尼阁
在《中国历史初编十卷》中，卫匡国根据中国“河图洛书”的传说，介绍说伏羲是第一个看到龙负卦图出于水的人，因而作出了易卦。卫匡国认为，既然伏羲是中国的第一位皇帝，所以中国的第一门科学就是数学，因为易卦是反映天人之间的一种数学模式。卦图中最基本的符号是“阴”和“阳”，“阴”代表隐蔽的、不完全的事物；“阳”代表公开的、完全的事物，两者相生相灭，可以组成8种卦图，分别代表着天、地、水、火、雷、山、泽、风8种自然现象。为了让西方对八卦及由八卦而演衍成的64卦有一个直观具体的认识，卫匡国还在书中附上了一幅64卦图的完整图形，该卦图自右至左按照乾、巽、离、艮、兑、坎、震、坤次序排列，乾卦这一行，8个卦的下经均为乾，其余行亦可类推，图下之拉丁文字指出，此易卦（YEKING dictum）为伏羲所作。此图至今仍在[56]。
明季欧人对中国文献的西译及对中国思想文化的介绍，把孔夫子等介绍到了欧洲。向西方展示了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涵及魅力，这不仅填补了以往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空白，而且为后来者的翻译、介绍奠定了基础[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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