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医学传入中国，先重理论，后趋实用。初期医学理论大都只是传教士宣教时附带论及。艾儒略著《性学觕述》，尽管是天主教义著作，但该书有人体构造方面知识的介绍。1629年，汤若望著作《主制群征》得到刻印。它是阐述天主教理的著作，其中也有对人体解剖学的介绍，这部著作论述与中国传统医学理论很多不同，引起普遍关注。另有龙华民《灵魂道体说》、毕方济（P.Francois Sambiasi，1582—1649）《灵言蠡勺》、高一志（A.Vagnoni）《修身西学》、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真主灵性理证》，这些著作都或多或少涉及人体骨骼、神经和生理功能。专门著作又以邓玉函《泰西人身说概》二卷为最早，为西方的解剖生理学书籍。
《泰西人身说概》，题邓玉函撰，毕拱辰译。毕拱辰字星伯，山东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1634年他在北京见到汤若望，汤若望出示《西洋人身图》，从当时解剖学角度展示人体生理，其中有关骨骼分布、肌肉、神经，以及人脑是记忆器官的知识，对当时的国人来说都还是很陌生的。后来汤若望又以邓玉函《人身说》二卷交付拱辰，加以文字上的修订。1643年后始完成该书的整理，是最早传入的解剖生理学论著[45]。
在西方生理解剖知识传入的同时，西药的介绍也有了专书。熊三拔著有《药露说》一卷（1618年），一九三五年发现抄本，附在《泰西人身说概》书末，并有蒸馏及制造药炉等仪器的图说，名医吴金寿写有按语，是最早讲解西药制造技术的专书。万历时，中国人就已能用西法提炼药露，所以沈德符说：“今中国人能伪为之”[46]。刘侗《帝京景物略》、纳兰容若《深水亭杂识》、石天基《传家宝》等书中都有药露法[47]。(www.xing528.com)
除了医学知识外，艾儒略的《西方答问》对西方医疗制度也有介绍。熊三拔的《泰西水法》中涉及西方药物及药房的情况。西方医学知识、医疗制度和设施等与中国传统中医有很大区别，尽管西方医学的传入还只是处于初始阶段。但是这些知识的传入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还是很新鲜的。
明末清初之际的西学东渐，是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首次大规模、实质性接触与交流的实践，其结果是接受与排斥并存。当时的译书活动，翻译的多属欧洲文艺复兴初期的科技知识，加之西学输入者（传教士）认为科学传播应该服务于宗教，不作为首当职责，所以，基于宗教的目的性、知识传播渠道单一、接受面小等特点，致使明清之际的西学传播，没有形成大规模学习西方科技知识的风潮[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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