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传教士入华，带来了世界地图，翻译并撰写地理著作，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世界地理知识，打破了国人“中国为天下之中”的盲目优越感。刘献廷说“如地图之说，直到利氏东来而始知之。”[37]在来华的外国人中，以利玛窦对传播西方地理学知识方面的表现最为重要。
万历九年（158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达广州；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他到达北京，“与中朝士大夫游，而其徒来者益众。其论天下形势，则著有《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一曰亚细亚洲，中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二曰欧罗巴洲，中凡七十余国，而意大里亚居其一；三曰利未亚洲，亦百余国；四曰亚墨利加州，地更大，以境土相连，分为南北二洲；最后得墨瓦腊尼加洲为第五，而域中大地尽矣。……”[38]利玛窦传入的《万国全图》对当时中国传统的地理观念的冲击较大，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明清以来中国一些开明知识分子在西方地理学的传入和学习中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带动中西方地理学融合等方面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明末的徐光启堪称当时中国先进开明的知识分子之代表，尽管他所关注的更多的是天文历法、数学、农学等方面，但对西方地理学的学习了解使得他的视野更加开阔，对西方先进科技知识的认识也更加深入[39]。他在同利玛窦的交往中，接受了西方经纬度的概念和测量方法，并将其与我国古代对纬度的认识和测量联系起来，这在他的一些论著中有所反映。如在《题万国二圜图序》中一开始就说：“西泰子（即利玛窦）之言天地圜体也，犹二五之为十也”[40]。亦即肯定了天地都是球形的，可如何证明大地是球形？他在该序文的“正论”中说：“古法北极出地三十六度，此自中州言耳。唐人云南北相去每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差一度，宋人云自交南至于岳台六千里而差十五度，此定说也”[41]。其所以产生这样的差度，正由于大地是球形的。否则，如果大地是平面的，“即南北相去百亿万里，其北极出地之度宜恒为三十六，不能差毫末也。”[42]徐光启在这里肯定了大地是球形的，同时，也说明了他对纬度的认识。尔后，他在《礼部为奉旨修改历法开列事宜乞裁疏》中说：“今二陪臣（按指庞迪峨、熊三拔）虽故，尚有同事龙华民、邓若翰（按指邓玉函）偕其徒侣（在），……（请）令与钦命诸臣对译其书。依其成法，测验推步。……古历止有天之经度，至回回历乃有天之纬度，……唐以来始知有地之纬度。……若地之经度，惟利玛窦诸陪臣始言之，亦惟彼能测验施用之。故交食时刻，非用此度，则不能必合”[43]。在《月食起复方位具图呈览硫》中又说；“上天下地各有经度纬度，测天则经度易，纬度难；测地则经度难，纬度易。”[44]这些都说明他对经纬度及其测量有一定程度的认识。明清之际中国的测绘技术在西方的影响下得到很大的发展，它使中国人有了系统的经纬度概念和测量制图方法，并绘制出高水平的经纬度地图，从而使中国测绘学的发展在当时居于世界前列。(www.xing528.com)
此外，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年—1649年）完成的《职方外纪》，又经杨廷筠修改润色，于天启三年（1623年）刊印。该书共五卷，介绍五大洲各国风土、民俗、气候、名胜。卷首有万国舆图、南北半球图，各卷另有分图，是第一部系统介绍五大洲的地理专书，开拓了明人对西方社会风貌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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