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开始的火器引进和传播是中国主动向西方学习的开端,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中国是火药的故乡,火药发明于中唐以前的伏火法,与西方相比,早了近5个世纪。火器技术也最早在中国使用,经历宋、元两朝及明代前期的发展。但明正统之后,明政府“恐传习漏泄”[1],对火器的传播技术进行封锁,如明宣德五年(1430年),敕宣府总兵官谭广:“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量给以壮军威,勿轻给。正统六年,边将黄真、杨洪立神铳局于宣府独石。帝以火器外造,恐传习漏泄,敕止之。”[2]此后火器发展基本呈现停滞状态。直至明正德以后,随着佛郎机和鸟铳的传入,我国在吸收二种外来火器的基础上,创制和仿制出多种新式火器,开启我国火绳枪炮的历史。同时西式火器配件广泛应用,火器射程和命中率等技术指标得到提升,并出现多种火器技术文献。这一时期,还出现对西方火器技术和中国传统火器技术朝廷总结性的火器技术文献,但随着明朝灭亡,西方火器技术引进的高潮暂告一段落[3]。
1. 西方火器的传入与技术引进
从明代中期开始,西方的鸟铳、佛郎机等火器陆续传入中国,并在明清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影响。
鸟铳是中国明朝后期对火绳枪和燧发枪的统称。鸟铳具体的传入时间有不同的说法。林文照等认为鸟铳(西洋铳)最早传入中国在明正德末年或嘉靖初年,倭铳与噜密铳则在嘉靖初期或中期以后传入。刘旭认为鸟铳最早传入则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在此前后,噜密铳也传入中国[4]。王兆春认则为鸟铳是从日本和葡萄牙共同传入,时间在嘉靖二十七年[5]。
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是明代兵书中最早记录鸟铳形制造法的文献,“造鸟铳之法:后门有螺丝转者,此铳腹长。铳长三小尺,内口约容半斤铅子,药在粗腹不可过铅子,送至腹口方好,即如此,平卧地下,随其远近加垫头高,并不用木马等类。”[6]嘉靖前的中国火器,多半是采用铅子为发射物,每一门火铳发射时,都是类似发射霰弹的方式,并不特别要求射击的精确。明初火铳为了确保气密,装填时往往必须筑土,并用木马子,来保持发射时施于铅子膛压的稳定。而鸟铳则采用单铅子作为发射物,以精度较高的锻造技术来制造高倍径的枪管,并仔细的研磨铅子,使枪管壁与铅子间的游隙十分细小,就免去了木马子的设计,同时,细长的枪管使得铅子在枪管中运动的时间较长,弹道较为低伸,直射的射击精度较高[7]。此即史籍所载:“鸟铳之准在于腹长而直。”[8]比较明代前期使用的手持火铳,此种鸟铳身管较长,口径较小,发射与口径相同大小的铅制圆弹的射程较远,侵彻力也非之前的火器所能比;鸟铳还新增设了准星和照门,利用枪机自动发火,改变了过去依靠手动点发火的历史;枪柄由插在火铳尾銎内的直形木把改为托住铳管的曲形木托,持枪射击时由两手后握改为一手前托枪身、一手后握枪柄。当时的鸟铳铳管用精铁制作,此种精铁要用十斤粗铁才能炼出一斤,用这样的精铁制成的铳管坚固耐用,射击时才不会炸裂的危险[9]。
嘉靖以后,明军装备的轻型手铳被鸟铳所取代。赵士桢《神器谱》中记载:“得西洋铳于游击将军陈寅,又得噜密番铳于锦衣卫指挥朶思麻”[10],详细说明了噜密铳、西洋铳的形制。噜密铳和西洋铳都是鸟铳的一种。欧洲火绳枪炮的研制与使用技术传入中国后,中国的火器研制者又在仿制的过程中,不断创新与发展,制成适合本国军队使用的多种火绳枪炮,此后中国的火器便开始向火绳枪炮的方向发展。
佛郎机随其大小在欧洲各国有不同的称法,在中国文献中则有佛郎机、佛朗机、佛狼机、伏狼机、狼机等称法。明朝中后期,中葡海战中明军收缴了一批葡萄牙较为先进的武器,其中就有著名的“佛郎机”[11]。佛郎机大炮是一种铁制后装滑膛加农炮,整炮由三部分组成:炮管、炮腹、子炮。佛郎机同当时明军装备的火铳相比,在构造上带有根本性的改变,具有下列优越性:采用了母镜和子统的结构;装弹室较大;管壁厚;安装了瞄准具和炮耳[12]。佛郎机是明代从西方引进的一种重要火器,在明代火器技术发展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并通过改进和应用逐步实现了本土化,成为明代对内对外战争中非常倚重的“长技”。
明代军事技术家在对佛郎机技术要素深入认识的基础上,开始了对佛郎机技术的改进,掺入了明代火器技术的本土化元素,造成更适应于明军实战需要的本土化佛郎机。如郑若曾说:“中国之人更运巧思而变化之。扩而大之,以为发矿。发矿者乃大佛郎机也;约而精之,以为铅锡铳。铅锡铳者乃小佛郎机也。”[13]此说基本上概括了军器局和兵仗局所仿制的大中小各型佛郎机,大者成为各种火炮,小者成为单兵用枪。本土化佛郎机在战争中广泛应用于陆战和海战,成为装备明代军队最多的火器品种,完全取代了传统火器的主流地位,实现了明代火器技术的变革。
佛郎机炮
此图采自(明)郑若曾《筹海图编》,《中国兵书集成》第15册,辽沈出版社,1990年,第1261页。
明万历时期,明军开始对荷兰(明人称之为“红毛夷”)新型火炮的仿制和应用。据《明史》载:(www.xing528.com)
(万历年间)大西洋船至,复得巨炮,曰红夷。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天启中,赐以大将军号,遣官祀之。[14]
红夷大炮(或称红衣大炮)的威力较之佛郎机炮更胜一筹,性能也更稳定,引起了明朝士大夫乃至朝廷的仿制兴趣,每铸一炮,都被封为“某某大将军”。 天启年间引进了英国加农炮,但红夷大炮并未因而停止仿造和使用,“天启二年四月……两广抚督进红夷火炮。”[15]直到天启七年(1627年),车营都司李春华指挥“红夷”大炮,击溃了皇太极在东山坡的大本营。
明天启以后,明朝又引进了英国更先进的加农炮。泰昌元年(1620年)至天启初年间,徐光启等人先后在澳门附近搁浅的英国船上购买得到30门大炮。这些大炮属当时最新改造于英国的加农大炮,为前装滑膛炮,管长3米,口径1325 毫米,火门位于炮管后部。据炮身图徽可知为英国东印度公司之物。该炮弹筒低伸,命中率高,射程远,杀伤力极大,可调整发射角度,为当时欧洲击杀密集进攻最锐利之器,其先进程度远胜佛郎机炮[16]。
徐光启在引进加农炮的同时,就奏请委任深悉西洋火炮的李之藻、沈棨等“鸠集工匠,多备材料,星炉鼓铸”[17]。兵部尚书董汉儒在“阅其火器”后,证实“其大铳尤称猛烈神器”,遂奏请“仿其式样精做”,明熹宗许之[18]。这些炮经过在京试验后,交付袁崇焕使用。在天启五年正月、七年五月的两次宁远保守战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宁远大捷后,明熹宗下旨:“西洋炮即如法多制,以资防御。”[19]
2. 火器著作
明代,在仿制西方火器和吸收西方火器优点创制新式火器的基础上,当时的一些火器专家,满怀一腔爱国热情,还从军事科学的理论入手,结合我国传统的火器理论技术,深入开展对西方火器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由此出现了一批系统总结和介绍西方火器技术的军事科学理论专著。明代赵士桢的《神器谱》,徐光启的《兵机要略》与《火攻要略》,韩霖的《守圉全书》与《慎守要录》,茅元仪《武备志》等等,影响较大的是《西法神机》和《火攻挈要》。
《西法神机》,明末孙元化撰,是现存的能够代表明末火器技术的重要理论成果,这本著作写成于崇祯五年(1632年),主要介绍了利玛窦等传教士带入中国的西方十六世纪火器技术知识,并掺入了孙元化在军事实践中对于中西方火器技术的认识。该书与焦勖的《火攻掣要》被学术界公认为现存最重要的反映西方传华火器技术内容的著作,代表了明末火器技术水平。
《西法神机》与《火攻挈要》内容较为相似,成书时间也相近,有很多可以互补和对照的火器技术内容。但《火攻掣要》早就著称于世,清朝潘仕成编的《海山仙馆丛书》收录过(1847年),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编《丛书集成》时又进行过影印(1935年),受众较多,传播较广,受到的关注和研究也较多[20]。但是,《西法神机》却较少为人所知。
《西法神机》全书约三万余字,分上、下两卷。上卷重点论述战攻守铳的倍径技术及造铜铳技术、造铳车技术和造铳台技术,下卷对造铳弹技术、火药技术、点放大小铳操作技术进行了详细的解读,更具操作性。书中附图34幅,均为西洋火器形制,显示此书的西方知识背景。对《西法神机》中的核心技术要素进行归类,主要有火器倍径技术、火器弹道技术、造弹制药技术、战车技术、敌台技术、铸造技术。
《火攻挈要》,又名《则克录》,焦勖撰写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全书三卷,附《火攻挈要诸器图》一卷,一本作《火攻挈要》二卷、《火攻秘要》一卷。上卷主要是阐述制造火器的原则,介绍火铳的种类和具体制造工艺,以及狼机、鸟枪、火箭、喷筒、火罐、地雷等火器的制造和使用方法。中卷主要介绍火药的种类、配方、制造工艺、性能、贮藏,以及火铳的安装、搬运、试验和教练等。下卷主要介绍火器弹药制造及有关工序的注意事项、火铳鸟枪的修理、火攻战术等[21]。明崇祯年间,辽东局势十分紧张。焦勖面对这种日益紧张的危急局势,感愤积弱,苦心钻研军事技术,“博访于奇人,就教于西师,更潜度彼己之情形,事机之利弊”,“朝夕讲究,再四研求”。因此,他成了一名精通西方火器科学技术的杰出火器专家。全书配制有数十幅火器图,书前有焦勖的自序,《火攻挈要》是明代继《西法神机》之后的又一部重要火器专著,是明代火器科学技术的集大成者,对我国古代火器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积极影响,在我国火器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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