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后期，在东亚海域，东来的西欧殖民者为争夺中国商品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商业竞争：西班牙殖民者以马尼拉为基地，经大帆船贸易航线，将墨西哥银元载运来以换取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荷兰殖民者在无法取得直接对华贸易的情况下，先后在巴达维亚、长崎设立商站，招引中国商人前往贸易；葡萄牙殖民者则利用留居澳门的优势，把中国商品转运到日本、马尼拉等地以牟利。此时在中国国内，正值明朝政府海禁松弛，准许私人申请文引，纳税出海贸易。于是，大量的贸易船只涌向海外，随之亦形成了一股海外移民浪潮。
1. 马六甲
永乐元年（1403年），皇帝遣尹庆出使马来半岛的满剌加（今马六甲），赐以织金、文绮、销金帐幔诸物，其酋拜里迷苏刺（Parames wara）遣使随入朝贡方物，明成祖封满剌加国王，赐诰印，䌽巾，袭衣黄盖。郑和于1409年亦访问过满剌加。满剌加于1411年曾率妻子陪臣540余人来中国，回时受赏赐甚厚[54]。那究竟有无华人移民满剌加呢？据嘉靖年间黄衷《海语》卷一关于“满剌加条”说：“俗禁食豕肉，华人流寓或有食者，辄恶之，谓其厌秽也。”[55]这说明当时已有华人寓居于此。又如《明史》满剌加传说：“男女椎髻，身体黝黑，间有白者，唐人种也。”这就是说明华侨有在本地结婚，生儿育女。
在外文资料中，也可以找出有关满剌加华侨的佐证。例如1511年，攻占满剌加的葡将达·阿尔布尔克（D AIbuquerque）的《纪事》说，满剌加第二个国王沙肯达尔萨（Xaquendarsa）娶了“中国船长大王”（the King of China's Captain）的女儿。想必是这位船长久居满剌加，和当地妇人结婚，生的女儿长大后嫁与国王。他也许是满剌加的华侨领袖。拥有王者之权，我们知道，没有长期侨居的资格而且有集团势力的人，是不能当上港主这一重要职位的[56]。
16世纪初，满剌加设有四个沙班达尔（Shahbandar），即港长，由中国人、爪哇人、束巴亚人与孟加拉人各一人担任。据1613年伊里狄所绘的满剌加城市图，在满剌加河西北，标有中国村（今吉宁仔街至水仙门一第）、漳州门及中国溪三处地名，即华侨的居留地。城的东北隅有三宝山（或称为中国山Bukit China），高39米，自明末清初已成为华侨公墓。山麓有井，亦名三宝。人们相信为郑和随从所掘，井水清冽，五百年来未尝变味[57]。我们从上述材料看来，十五六世纪满剌加确有华侨存在，甚至建立了华侨区。1641年，马六甲华侨约有三四百人的规模[58]。
2. 暹罗
明初就有广东南海人何八观等“流移海岛，遂入暹罗”的记载[59]。明代中暹关系良好，明人张燮称赞暹罗“国人礼华人甚挚，倍于他夷，真慕义之国也。”[60]华人很早就出现在暹罗国都阿瑜陀耶（Ayuthai）。据克路士（Gasparda Cruz）的《中国志》称，有广东人到马六甲、暹罗和北大年等地经商，然后“不再返回中国”，而是居留下来[61]。德国学者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也提到：
这个城市（阿瑜陀耶）就一个联系广泛的贸易中心，不仅与日本、澳门、广州，而且与东南亚群岛港口和马来亚半岛东海岸的北大年都有贸易往来。[62]
明代黄衷的《海语》一书，专记满剌加及暹罗之事，因为15世纪末16世纪初，广东人到这两国贸易的很多，回国的华侨海客亦不少，都向黄衷提供一些新的情况，所以《海语》一书自有它的特点，比清人编的《明史》翔实得多。《明史·暹罗传》没有提到华侨，而《海语》就谈到了，如暹罗首都阿瑜陀耶出现了：“有奶街，为华人流寓者之居。”[63]这就是说，15世纪末、16世纪初，暹罗已有“华人街”了。根据史籍，移居暹罗的华人以广东的潮汕人和福建的漳泉人为多[64]。
晚明时期，阿瑜陀耶日渐成为重要的贸易中心，暹罗皇家的海外贸易都委托华商承包，城市手工业者亦多为华人。
3. 菲律宾群岛
明洪武五年（1372年）至永乐八年（1410年），菲律宾（吕宋）三次遣使来明，明朝也于1405年遣使报聘。之后，与菲律宾往来频繁，不少闽广商民留居菲律宾。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后，为获得劳动力和生活用品，希望与明朝开展通商贸易，鼓励中国商民前往马尼拉贸易。一些人之后就留居于菲律宾。对于菲岛华侨的情况，西班牙人也有些记载。1570年，累加斯皮（M.L.de Legaspi）说：“在城（马尼拉）内居住的有40个已经结婚的中国人和20个日本人。”又1571年，有一个佚名的作者说：“所有中国人，男女在内，数约150人。”[65]至万历年间，张燮在《东西洋考》中谈到菲律宾华侨的事情说：“华人既多诣吕宋，挂往久住不归，名为压冬，聚居涧内为生活，渐至数万；间有削发长子孙者。”[66]另据《名山藏》记载，在菲律宾的华侨在1517年有150人，1588年增加到1万人，1603年已达到3万余人[67]。另据后人载：
迨至中叶以后，欧罗巴诸国东来，据各岛口岸建立埔头，流通百货，于是诸岛之物，充溢中华。而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若鹜，或竟有买田娶妇，留而不归者，如吕宋、噶罗巴诸岛，闽广流寓殆不下数万人。[68]
菲律宾华侨人口，由起初的40人到150人，再增加到数万，可谓发展迅速了。后来西班牙人担心华侨人数增加会危害他们安全，于是将华侨集中居住，“在堡垒的大炮下盖起房子来”，称“八连”（Paria），中国人称之为“涧内”。但是，1603年，西班牙殖民者对马尼拉华侨进行血腥屠杀，死亡2万余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居住在马尼拉并持有居留证的华人1.6万余人。菲律宾检察官在《关于华人许可证的报告》中提到：“1638年和1639年，有2.5万或3万华人。”崇祯十二年（1639年），西班牙殖民者发动第二次屠杀华侨事件，此次遇难的华侨人数在2.2万至2.4万人[69]。
菲律宾华侨以福建、广东人最多，尤其是福建人，西班牙称之为“常来”（Sangleys），即来自闽南话“生理”（经商）的谐音。闽人李寓西，年少时即赴粤经商，纤赢薄货，仅为下贾；后转至南澳与外商交易，渐成中贾；至隆庆元年开海禁后，则往吕宋贸易，遂为上贾[70]。另一位晋江人陈斗岩，“其初斗智，最后争时。行财币如流水，若猛兽鸷鸟之发，人虽与其用事，终不如之矣”。陈斗岩不仅善于抓住时机，而且能及时改善经营方式，终于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他经商遍于国内外，北走齐吴，南走粤；吕宋开洋，又鬻财吕宋。转贩所至，多受人重视[71]。当时移居菲律宾的闽南人在经营上的敏锐是有目共睹的，一位名叫卡里略（Don Hieronimo de Carrillo）的西班牙商船队长，在致西班牙国王的信中就写道：
中国商人在商业上是如此精明，如此敏锐，以致于他们知道英国人需要多少商品，荷兰人需要多少，在日本可以卖多少货物。他们是如此准确，以至于一位裁缝一旦见到一个人，就知道这个人做衣服需要多少布。他们就是如此对付我们，当知道每年只有两艘船到新埃斯帕纳（Nueva Espana）时，他们一般在其居留地“八连”（Parian）就会有足够的货物装运这两艘船。[72]
广东商人运载各种商品到菲律宾，再由当地商人分销，回程则带上金银和其他外国商品。据史料记载棉兰老岛沙瑶：“物产甚薄，华人商其地，所携仅瓷器、锅釜之类，重者至布而止。”苏禄群岛，“土人以珠与华人市易，大者利数十倍。商舶将返，辄留数人为质，冀其再来”[73]。
据菲律宾学者阿利普（Eufroriio M.Alip）在《菲律宾政治文化史》一书中分析道：“中国商人从一开始就是这个国家最成功的商人，他们分为两个集团：一个经营市场和商行，售卖纺织品、丝绸、人造丝织物、棉布、毛织品、帽子、雨伞、亚麻布等，有批发商和零售商；另一个是小店主，售卖各种便宜的物品。开始时，西班牙商人还能成功地与华人竞争，但是很快就败给精明、节俭、坚韧不拔的华人。因为华人的生活水平低，他们总是把售价压得比竞争对手低。他们在其他方面，如农业和工业的优势亦很明显。”[74]另一位学者利奥（Shubert S.C.Liao）也同样认为，勤劳与坚韧是留居菲律宾的闽南人经商成功的关键。他写道：“分散在各地的华人商店，早上开得很早，而晚上关得很迟，他们的工作时间很长而赚得不多。但是，中国商人满足于他们每天的收入，他们来到这个国家的目的纯粹是为了经商，他们具有各种特质，即坚韧、善思考、有同情心、精明、节俭，而与他们竞争的当地土著和西班牙人就缺乏这些特质。”[75]
移民菲律宾的华人为移居国的经济开发和社会繁荣做出了贡献。如明万历年间的福建巡抚徐学聚在谈到闽人移居菲律宾的情况时说：“吕宋本一荒岛，蛆魅龙蛇之区。徒以我海邦小民，行货转贩，外通各洋，市易诸夷，十数年来，致成大会。亦由我压冬之民，教其耕艺，治其城舍，遂为澳区，甲诸海国。”[76]对于这一点，即使是西班牙殖民者也不得不承认，如马尼拉总督摩加（Antonio de Morga）在16世纪末宣称：“这个城市如果没有华人确实不能存在，因为他们经营着所有的贸易、商业和工业。”一位当时的目击者胡安·科博神父（Father Juan Cobo）亦公正地说过：“来这里贸易的是商人、海员和渔民，他们大多数是劳动者。如果这个岛上没有华人，马尼拉将很悲惨，因为华人为我们的利益工作，他们用石头为我们建造房子，他们勤劳、坚强，在我们之中建起了最高的楼房。”[77]移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人亦同样为巴达维亚的开发与繁荣做出了贡献。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存在的第一世纪里，不仅使用了华人劳力和华人建筑技术建造巴达维亚的城堡，而且把城里的财政开支都转嫁到华人农民的税收上。大凡城市的供应、贸易、房屋建筑，以及巴达维亚城外所有穷乡僻壤的垦荒工作都由华人来承担。因此，英国学者博克瑟（C.R.Boxer）曾说过：“假如马尼拉的繁荣应归功于移居那里的华人的优秀品质，那么当时作为荷兰在亚洲总部的巴达维亚的情况也一样。华人劳工大多数负责兴建这座城市，华人农民则负责清除城市周围的村庄并进行种植，华人店主和小商人与马尼拉的同胞一样，拥有零售商的绝大部分。我们实事求是地说，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其首府的迅速兴起应极大地感激这些勤劳、刻苦、守法的中国移民。”[78]
4. 安南(www.xing528.com)
安南是明朝建立后最先入贡的海外国家之一，且进贡次数比较频繁。在郑和下西洋期间，安南和占城港口成为中国船队的中转之地，并在那里进行贸易，开启了之后成批华人通过海路移民东南亚和世界各国的时代。越南著名华人研究学者曾指出：在近30年的时间里，郑和率领27000名士兵，乘50艘战船曾7次远洋……，到达近30个国家……此次远洋的结果是：郑和开发和拓展了海上交流通道，控制了与东南亚和世界各国的贸易交通要道，为中国对外经贸的发展创造了便利条件，开启了成批华人通过海路南下东南亚海岛地区和前往其他各国的移居时期[79]。
明代时，华人移居越南与其他东南亚国家有所不同的一个现象是：明朝于1407至1427年在越南设交趾布政使司，对越南进行直接统治。1400年，陈朝外戚黎季犛篡权称帝，建立胡朝（1400—1407年），越南陈朝灭亡。黎氏为了消除前朝残余势力，不仅大规模地杀害陈氏宗亲和前朝大臣，还采取惨无人道地压迫手段限制和剥削人民，造成“相识者不敢偶语，行人不许投宿”局面，大大激化了国内矛盾。1407年，明朝以恢复陈朝为名，推翻了胡朝的残暴统治，在陈氏绝后的前提下，设立了行政机构（交趾布政司）来管理安南地区，安南遂进入“属明时期”[80]。此20年被越南人称为“第二次北属时期”。在此期间，有不少中国人到越南参与政务、商务和文化教育事务。1428年，黎利即位称帝，建立“大越”国，宣告明朝在越南的直接统治结束。当时，没有随军撤离而继续留居于当地的移民，成为新一代越南华人[81]。
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广东南海县民遭风，船只飘至安南。据广东珠池奉御陈彝奏称，这部分人被安南编入军队及被阉禁者超过百人[82]。这些因风飘至安南的广东人，大多数实际上是来安南经营走私贸易的，如《东西洋考》载：“贾舶既到，司关者将币报酋，舶主见酋，行四拜礼。所贡方物，具有成数。酋为商人设食……听民贸易。”[83]因广东人来安南经营生意的人较多，至16世纪，位于交州城东南的宪港（今越南海兴省兴安）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繁荣的港口，来此经商的广东人主要经营中药、布料、香料、蜂蜜、丝及纺织品等。崇祯十年（1637年），荷兰人在宪港设立商馆，广东、福建商人在其中从事中介业务[84]。
16世纪后期，安南南部阮氏政权允许华商在会安选择一处合适的地方建立城镇，作为市集交易场所。会安因此迅速发展成一座贸易口岸城市，每年有7个月的交易时间。明朝各省商人来此贸易并客居于此，并在当地建立了天妃宫和会馆。
及至清初，受改朝换代的影响，大批明代遗民逃难进入安南。如明末清初，因为“义不事清”，“故明将龙门总兵杨彦迪、副将黄进，高雷廉总兵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率兵三千余人，战船五十余艘，投思容、沱瀼海口”。安南廷议将他们安置在“真腊国东浦地方”，“因彼之力，使僻地以居”[85]。“龙门总兵”的驻地在今广西钦州龙门岛一带，而“高雷廉总兵”的管辖范围包括今天的合浦。“思容、沱壤海口”是今越南顺化附近的两个海港。这些明末清初的移民及其后裔，为越南南部的开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86]。
5. 占城
元朝初年，右丞唆都曾派兵发动对占城的侵略战争，中占双方一度保持对立。13世纪末以后，元朝对交趾采取睦邻友好态度，与占城也保持友好的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这种友好关系一直保持到明初。明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遣使占城颁历法，占城正式纳入明代朝贡贸易体制之内。
占城位于安南之南，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枢纽。永乐时郑和下西洋，曾停泊新州（今越南义平省东南岸归仁港）。史称：
（占城）国之东北百里，有一海口，名新州港，岸有一石塔为记，诸处船只到此舣泊登岸。岸有一寨，番名设比奈，以二码头为主，番人五、六十家居内，以守港口。[87]
明中叶，福建商人往占城经商者众，他们乘坐“大眼鸡”帆船趁东北风南下，运货抵越；翌年春夏，载米乘西南风北归。这种运粮船只名艚船，故华侨商人被称为艚人。
嘉靖年间（1522—1566年），安南屡起事端，侵扰占城，占城不得不把首都从新州迁往鹤顶，由此新州贸易受到打击。福州人陈全之提出徙福建、广东等地海商迁往新州，帮助占城恢复贸易的“足国裕民”计策。他说：
凡有闽广水商，久没该国者，尽室起赴新州，分田立宅，就其众中之豪，授以千百夫长之号，内以都护占城，外则大通诸国，运致土产，转相贸易；不出数年，番舶毕集；吴、浙、闽、广水商亦许径至，若遣官往理，起例抽分，足国裕民……[88]
由此可见，明中叶福建、广东商人不少在占城贸易和定居[89]。
此外，据《潮州府志》所载：“嘉靖四十五年三月，攻诏安山南厩下等村，都督俞大猷逐之，遁入北港。大兵不敢进，留偏师驻澎湖守之。道乾不乐居北港，遂恣杀土番，取膏血造船，从安平镇二鲲身遁往占城，复回潮州，掳掠如故。”[90]可见，当时著名海盗林道乾在占城也有据点。据此可以推断，当时应该已有中国人在占城定居生活。
6. 万丹和巴达维亚
位于爪哇岛西部的万丹（Bantam），即是明人张燮所著《东西洋考》中记录的“下港”。16世纪初至17世纪前期，万丹是爪哇最繁盛的贸易港口。自葡萄牙人占领满剌加后，原香料贸易航线发生改变，其中一条即从香料群岛经万丹至北大年，再转亚齐出口印度等地。万丹成为南部香料运输航道的受惠者，并进而有大量华人聚居于此[91]。据《东西洋考》记载：
王立华人四人为财副，番财富二人，各书讫。会人谙夷语者为通使，船各一人贸易。王置两二涧，城外设立铺舍……红毛番来下港者，筑土库在大涧东；佛郎机起土库在大涧西，二夷俱哈板船，年年来贸易用银钱，本夷用铅钱……下港为四通八达之衢，我舟到时，各州府未到商人，但将本货兑换银钱铅钱，迨他国贷到，然后以银钱铅钱转买货物。华船开驾有早晚，以延待他国故也。[92]
华人在万丹逐渐形成单独聚落，据欧洲人记录：“万丹的华人是独住于另一特区，围着强固的栅栏，外面又由一沼泽保护。那里有市内最好的房屋。”[93]
1619年，荷兰人占领了爪哇的雅加达，并改名为巴达维亚（Batavia），明代华人称为吧城、噶喇叭或咬口留巴。此后，荷兰人不仅控制了香料贸易，而且还以各种方式招徕华人，并引导中国船只到巴达维亚来贸易[94]。在荷兰人的干扰下，万丹逐渐失去了香料贸易市场，巴达维亚也取代了万丹的贸易地位。于是一些华人开始自万丹移居巴达维亚，荷兰人甚至任用华人苏鸣岗担任华人社区的甲必丹，并给予他优惠贷款。于是苏鸣岗带领越来越多的华人自万丹移居而来。为此，万丹甚至下达命令禁止华人离开。据荷兰总督彼得逊·昆（Jan Pieterzoon Coen）说：“万丹每日有许多中国人逃亡到我们这里来。人们推测尚有二千名在万丹，他们也将会尽速到我们这里。”[95]据统计，1625年中国移民至吧城的有1580人；1626年有1450人，1627年也有1250人，仅三年之间就移入四千余人[96]。保守估计，晚明时期巴达维亚城内外华人不少于五千人。越来越多的华人到来，迅速带动了巴达维亚的繁荣与发展，如荷兰总督彼得逊·昆所言“除了华侨之外，别无其他民族能贡献出更多的力量。”[97]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