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
日本一直是明代商人的主要贸易国。明宣德年间（1426—1435年）开始，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居民许多从事与日本的海上贸易，并有部分移居日本九州地区。
1. 九州
日本的四大岛屿以九州与中国相距最近，也与我国沟通交往最早。到了十六七世纪，九州更成为中日人民友好交流的舞台和日本华侨活动的中心，不少地方都有华侨的聚居地——唐人町。当时九州各地华侨的分布情况大致如下。
（1）博多。古代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门户，也是日本主要的对外开放口岸。8世纪初期，就设置了专门负责对外事务的大宰府，其迎宾馆——鸿胪馆便建于博多。唐代中国赴日贸易的商人便有不少在那里居停。到了宋代，形成了一条“大唐街”。因街中建了很多中国式的祠堂，时人称之为“宋人百堂”。日本谣曲《唐船》所描述的宁波人庆官与日女恋爱的故事，便是以这条大唐街为背景创作的。入明以后，博多作为华侨的聚居地仍不稍衰。明人李言恭等编撰的《日本考》一书称：“我国海商聚住花旭塔津（即博多）者多……有一街名大唐街。”[15]在1615至1623年，还有中国商船进入博多港。不久，由于平户的兴起，特别是崇祯八年（1635年）只限长崎一港为对外贸易港以后，在博多的华商才日益减少。
（2）臼杵。臼杵过去曾经是日本与中国文化交流的基地之一。16世纪中叶，在战国群雄之一的大友义镇统治之下，臼杵发展对外贸易，成为一个与国外交往频繁的港口城市。不少中国人也来到这里，如记载：“天文十二年（1543年）八月七日，又有五艘（唐船）驶来……其后永禄年间，又驶来数次。天正三年乙亥（1575年），停泊臼杵之浦。”[16]他们聚族而居，形成了一条经营商业的唐人街。根据1592年日本的《丈量地亩底册》的记录，当年在臼忤的10条街中，以唐人街为最大，房屋达73间[17]。他们除经营商业外，还从事各种职业，如雕刻佛像，教学雅乐，以及充当寺院僧侣和城市行政属吏等，其中见于史籍的有原籍镇江丹阳的陈元明等数人。他们因在丰臣秀吉营建的京都方广寺塑造大佛有功，被免除房地产税和应征劳役。还有与陈元明一道来日本的嘉定人林准，更是担任了义镇的外交顾问之职。这些寓居日本的华侨以其才智和技能，为当地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3）日向。日向在今之宫崎县都城市，也曾是旅日华侨聚居之地。十六七世纪之交，领主北乡时久把从海路来日本的中国人都集中于一个地方居住，于是便形成了一条唐人街。后来还两次迁移，最后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迁到现在的中町，如今一些老住户还有把中町称为唐人町的。当时到日向的中国人有商人、工匠、医生、僧侣等，对当地的经济、文化产生了不少影响。其中最著者有广东潮州人何钦吉，他于1646年与同伴天水二官、江夏生官、清水新左、济阳清官等一起航行到都城管辖的大隅半岛内之浦，并定居于都城的唐人街，加入了日本籍[18]。由于精于医术，他担任了领主北乡久直遗孀春岑的侍医，被赐俸禄20石。他还发现了草药“日本人参”（又名髯人参），并推广中医疗法，编撰医学著述，因而被誉为都城地区的“医学鼻祖”。他于1658年去世。据说，现在都城市的天水、江夏、清水、济阳四姓人家，便是当年来日华侨的子孙。
（4）萨摩。古之萨摩、大隅，即今之鹿儿岛，也曾是古代日本对外的口岸。明茅元仪《武备志》云：“萨摩国坊津、筑前国博多津、伊势国安浓津。……三津惟坊津为总路，各船往返，必由此路而过。”[19]日本遣唐使曾以此津为始发港，鉴真大师东渡也曾在此上岸。到江户时代，坊津仍是中日民间贸易往来的港口之一，如记：“1609年7月，有明朝商船十艘，舳舻相接开到萨摩，停泊在鹿儿岛和坊津。”[20]在肝属郡的小根占、串良等地，也曾侨寓着不少中国人，并形成了华人街[21]。这些中国人和当时在九州各地的华侨一样，大多是商人、医生、儒士等。如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被倭寇掳至鹿儿岛的黄友贤，便是一介儒士，后来以经学仕于萨摩侯[22]。原来是“皇明大医官”的漳州人陈冲一，“到日本后先去鹿儿岛，被萨州侯召为侍医，娶日本名将忠臣楠木正成十四代孙隅屋藤九郎雅成之女为妻，生二男”。[23]还有自称为渤海王高观之后的漳州人高寿觉，“最初跟随父亲高赞潮来到日本，侍候萨摩侯。”[24]曾一度回国，后又到长崎，任唐通事。此外，散见于《西州投化记》《萨隅日地理纂考》等书的福建医师许仪俊、朱均旺，写书的南京人邵光道等，也是当时侨寓于萨摩的中国人，他们中有不少成为九州各地华裔大族的始祖。
（5）玉名市。位于今天熊本县北部菊池川河口一带的玉名市，从12世纪末至17世纪，也曾是繁荣一时的对外贸易口岸。特别是在14世纪由肥后的豪族菊池氏统治时期，对中国的贸易尤为兴盛。由于菊池氏与大宰府的关系较密切，因此更便于从事海外贸易以取得经济收益。中国商船往来频繁，在菊池川河口的高濑和伊仓一带，还形成了中国人町[25]。根据小叶田淳博士对唐人町问题的研究，在1617、1618年居住于长崎的朱印船贸易商四官，其根据地就在肥后。在《熊本县史料·近世篇》中，也有关于当地华侨的记载，如1624至1643年有华侨画家陈二官、陈三官，1644至1647年有华侨医师陈华明、穆门、三作等。在本妙寺和伊仓等地还有福建人陈桂中、郭滨沂等人的墓地。今天那里还留存着唐人町、唐人川等有关地名，以及几座独具特色的唐人墓。
（6）平户。长崎县的平户市，自古以来就是日本遣使出发和对中国贸易的港口。16至17世纪，更成为中国海商集团的活动基地。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最初有徽州海商集团首领王直来到这里。日本《大曲记》载称：“道可（平户领主松浦信隆）是福气和武功都很大的人。有个名叫五峰（即王直）的从大唐来到平户津，住在现在的印山邸址修建的中国式房屋。他利用了五峰，于是大唐商船来往不绝。”[26]曾出使日本，到过平户的郑舜功在他所写的《日本一鉴》一书中也说：“平户岛昔鲜人居，今居商众。二十年以来为番舶渊蔽，中国流逋移家受廛，错综盘固，而今屡众。王直向潜住此岛。”[27]王直在日本居住达15年之久，并“自称为徽王”[28]。此后，泉州人李旦、海澄人颜思齐的海商集团（一说李、颜为同一人）也曾以平户为据点进行活动，并成为当地华商的首领，郑芝龙父子在日本的活动也与平户有密切的关系。
由于这些海商集团的活动，当年的平户便聚居了不少的中国人，并在木引田一带形成了一条唐人町。当年被丰臣秀吉征召前往雕造大佛的著名中国工匠古道便居住在木引田，并享免征房地产赋税。此外，还有经营暹罗贸易的魏官以及李旦的族弟二官等，他们都是寓居平户，从事各种不同职业的华侨。后来，由于江户幕府执行严厉的锁国政策，平户作为对外贸易港的地位不断衰落，侨居于那里的中国人也日渐减少了。
九州华侨活跃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在地理上九州与中国邻近，自古以来就是中日贸易和中国人东渡日本上陆的地方。由于幕府的权势已日益衰落，地方领主的势力便得以增强。九州地区的领主们为了维护其势力和取得经济利益，更热衷于海外贸易，想方设法发展各自的港口。这些港口大多成了各领主的对外贸易港，经常有中国人和中国商船到来。
其次，有明一代对私人出海从事海外贸易，虽有“寸板不许下海”的禁令，但这种海禁在实行中也是时紧时松的。尤其是到了明朝末年，海防不修，海禁松弛。这样，东南沿海的私人海上贸易就有了很大的发展，从江浙到闽粤沿海一带，海上贸易十分活跃，不少商人来往于中日两地，从事对日贸易。据木宫泰彦的《日中文化交流史》一书记载：“明朝商船驶来日本的很多，有的到周防、越前、伊豆、相模等地……但前往丰后、肥前、萨摩等地的最多。据日人研究：‘天文十年（1541年）七月二十七日，唐船开到丰后神宫寺，有明人280人来日本’。”[29]在萨摩，1607年则有泉州商客许丽寰等前来经营贸易。自1603年德川家康开幕府于江户，初期更是积极促进对明贸易，鼓励明朝商人前来日本。
再次，元末以来，主要在九州武装起来的渔民、农民、商人、武士和浪人集团，亦即史籍中所称的“倭寇”，对中国沿海各地经常进行武装骚扰和抢劫。他们以贸易为名，一遇机会便抢劫粮食货物，掳掠人口。当时中国沿海各地民户深受其害，自北而南，有不少居民被掳至日本，这在《明史》《明实录》，以及一些日本史籍中多有记载。如《明太祖实录》卷九十“洪武七年（1374年）六月”条载：“戊午，日本国以所掠濒海民一〇九人来归”。《明英宗实录》卷九二“正统七年（1442年）五月”条载：“倭寇二千余徒，犯大嵩城，杀官军百人，虏三百人。”这些被掳的中国沿海边民，在日本大多被卖为奴。据明人郑舜功的《日本一鉴》记载，当时在大隅（今鹿儿岛）的高州地方，民居百余家，有被掳为奴的中国男女二三百人。他们大多是福（州）、兴（化）、泉（州）、漳（州）人，髡发跣足，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其中一些具有知识技能的，其遭遇稍好一些。如前述的黄友贤，便是被倭寇所虏而侨寓于萨摩，仕于藩主岛津氏。(www.xing528.com)
最后，倭寇之患发展至嘉靖年间（1522—1566年），为祸更烈。不过其构成已发生了变化，除了部分是日本人外，也有不少是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武装海上贸易私商集团，以及沿海破产农民、渔民，甚至有少数名落孙山的落魄书生、失意官吏等。正如当时的闽县知县仇俊卿所指出的，倭寇中“有冤抑难理因忿而流于寇者，有凭藉门户因势而利于寇者，有货殖失计因困而营于寇者，有功名沦落因傲而放于寇者，有佣赁作息因贫而食于寇者，有知识风水因能而诱于寇者，有亲属被拘因爱而牵于寇者，有抢掠人口因壮而役于寇者，诸如此类。”[30]故《筹海图编》中写道：“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者入而附之耳。大略福之漳郡居其大半，而宁、绍往往亦间有之，夫岂尽倭也。”[31]而《明史·日本传》也说：“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这是因为明代的海禁政策引起从事海外贸易的私商的强烈不满，被迫走上武装走私的道路。一些沿海渔民为了生计，也铤而走险。随着从事海外贸易的私商和海上武装走私集团日益发展，并与倭寇勾结起来。他们互相利用，狼狈为奸，劫掳沿海居民。有的以日本九州为基地，有的本来就出生或成长于日本。前者如王直集团、洪迪珍集团等，后者有毛烈集团、陈东集团等。他们带领或劫掠了不少中国人前往日本，与倭寇一起在中日之间进行海盗式的走私贸易，其中最著者为王直。据万历时人谢杰的《虔台倭纂》所载：“直，歙人，任侠多智……招集亡命，图不轨。其头目则有徐海、陈东、叶明等为之效力，其爪牙则有倭奴门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为之宣威，其心腹则有从子王汝贤、义子王澈等为之密谋。”[32]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原许氏武装走私集团为浙江巡抚朱纨所击溃。王直继之而起，成为人众船多的武装走私集团首领。为了逃避明朝政府的剿捕，便来到日本平户，以在胜尾山东麓印山寺建造的中国式邸宅作为基地，自称徽王。其手下统率着二千多名中国走私商和其他亡命之徒，并得到日本武士大名的支持，“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咸受节制”[33]。王直在中国沿海进行亦寇亦商的活动，最后于1557年为胡宗宪诱捕诛杀，其残部则为洪迪珍集团所接收，部分人在日本留居下来[34]。
2. 长崎
长崎自1571年建港辟为商埠后，逐渐取代博多、平户而成为江户时代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在1609、1610年，德川幕府老中本多正纯、长崎奉行长谷川藤广分别致书福建总督陈子贞，希望恢复断绝已久的勘合贸易。所以，当1610年有两只广东和福建的商船开到长崎时，便给他们发了如下大致相同的“朱印状”（类似贸易许可证）：“广东府商船来到日本，虽任何郡县岛屿，商主均可随意交易。如奸谋之徒，枉行不义，可据商主控诉，立处斩刑，日本人其各周知勿违。时广长十五年庚戌孟秋日。”[35]此后，中国商人的对日贸易在明朝政府的默许下，便十分的活跃。当时南京和福建的商船，来到长崎贸易的日渐增多。据日本岩生成一的统计，从1611至1647年，中国赴日贸易商船的情况有如下表：
表7-1 1611—1647年中国赴日贸易商船统计表[36]
当时到长崎的中国人，大多是从事贸易的商人。最初他们往往做完交易便随船而返，以后由于贸易发展的需要，便有人留驻下来。随着生意的扩大，商业网点的增加，留驻下来的侨居商人也就越来越多。万历年间人朱国桢在《涌幢小品》中称：“有刘凤岐者言：自（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至长崎岛，明商不上二十人，今不及十年，且二三千人矣；合诸岛计之，约有二、三万人。”[37]这些华商便是早期的华侨，其中更有些在当地娶妻生子，成为华裔日本人。福州也有大量商人从事与日本之间的海外贸易。如万历年间（1573—1620年），福清商人林清“与长乐船户王厚商造钓槽大船，请郑松、王一为把舵，郑七、林成等为水手，金士山、黄承灿为银匠。李明，习海道者也，为之向导。陈华，谙倭语者也，为之通事。于是招来各贩，满载登舟”[38]。许多人到了长崎港后安居乐业，世代从事中日间的贸易活动。正因如此，在日本江户时代的唐通事家族谱系中，福州人占据了大部分。如福州府长乐县出身的刘一水，在1618年之前就定居长崎；福州府福清县钱林出身的林公琰在1623年定居长崎。以刘一水为始祖的彭城氏家系、以林公琰为始祖的林官梅氏家系世代成为长崎唐通事[39]。
另一方面，明清易代的政治大变动，也促使不少人纷纷避乱东渡，来到长崎。一些不甘仕清的明朝遗臣，作为义民，东逃来日。此外，流落到长崎的还有郑成功的余部。他们都是由于政治原因而东渡日本的中国人。正如《长崎县志》所载：“中土兵乱大作，人民逼于困厄，多携仆从数辈，前来长崎，以避危难，此种人民，与一般商人迥不相侔。”[40]这批人大多是作为义士、义民来到长崎。他们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民族观念较强，有些还胸怀反清复明的大志。所以，他们也愿意或自觉地为当地中国人的事情出力，其中最著者如朱舜水，以及被视为华侨名流大族的刘宣义、陈冲一等。他们对当地华侨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还在1602年，便有“漳州商人欧阳华宇及张吉泉二人发起，请得日方同意，将长崎稻佐乡净土宗悟真寺改为菩提寺，专为当时华侨崇佛集会之所，同时，并租得附近土地一方，以为华侨墓地。”[41]1604年，长崎奉行又在这些侨居长崎的中国人中选出南京人冯六，委为首任“唐通事”，负责翻译联络、参与对华商的贸易及对“住宅之唐人”的管理。所谓“住宅之唐人”，据日本史籍《通航一览》引当时的《古集记》称：“宽永（1624—1643年）之半，唐人得在日本置宅，因之长崎有多数拥有妻子、住宅之唐人。”[42]也就是说在明亡之际来到长崎的中国商人和义民，可以在当地娶妻置业，成为“住宅唐人”。其时江户幕府又实行禁止天主教政策，1612年向全国颁布禁止天主教令，严厉取缔天主教。1622年，在长崎有55名天主教徒被处以火刑和磔刑。为了免受株连，表明华侨的佛教信仰，翌年即1623年，华侨中的江西侨商欧阳云台便捐出土地5094坪，建起长崎华侨的第一间庙宇——兴福寺。接着，又有福建、广东侨胞先后于1628年、1629年和1678年分别兴建了福济寺、崇福寺、圣福寺。这些寺庙不仅是长崎华侨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而且也是当地侨胞同乡宴集联谊、丧葬祭祀、同济互助、调解仲裁的地方。可见，到17世纪上半叶，长崎的华侨已自然地以地缘和方言为纽带，以“四福寺”为活动中心，组成了各自的乡帮团体，这表明长崎的华侨社会已成长起来了[43]。
（二）琉球
明廷与琉球的关系十分密切，自明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派遣杨载诏谕琉球始，即建立藩属关系后，双方往来不断，贸易也是持续不断，和平友好相处。但是当时琉球毕竟是一个较落后的岛国，“地无货殖”“商贾不通”“缚竹为筏，不驾舟楫”。加上琉球通往中国的海道十分艰险，“浪大如山，波迅如矢，风涛汹涌，极目连天”[44]，增加了交往的难度。明太祖为了便于琉球的朝贡和彼此的贸易往来，决定向琉球派遣中国移民。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便赐给这个小国许多艘大海船，并派遣了同船而去的船工、水手。“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贡。”[45]这些姓氏即：梁、郑、金、蔡、毛、陈、林、曾、高、吴、李、阮、沈、魏、田、王、马、钱、翁、穆、韩、宗、昆、尹、查、伍、向、武、吉、英、陶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向海外派出移民的创举。
明太祖派遣移民移居海外，有着“用夏变夷”“改变番俗，而致文教同风之盛”的用意。如记：“明洪武年间，赐琉球国闽人十八姓”，福建长乐人郑义才作为十八姓之一，奉旨迁往琉球定居。“至永乐中，又赐闽人十八姓”，“选定蔡茁等十八姓之人，由闽下船，开至琉球，封尚巴志为琉球国中山王，交赐蔡茁等十八姓为大夫等官，配以夷女，各姓传代，子孙世袭。”[46]明廷让善于驾舟航海的福建人迁往琉球，不仅推动了琉球的经济发展也发展了中琉朝贡贸易。
闽人到琉球后，琉球国王大喜过望，“即令三十六姓择土以居之，号其地曰唐营（俗称久米村），亦称营中”[47]。即明代迁居琉球的闽人三十六姓最早的居住地。不少移民琉球的福建人，还在琉球国担任重要职务，他们中间“知书者授大夫长史，以为朝贡之司；习海者授通事，总为指南之备”，[48]负责琉球国的各项外交活动和贸易往来。明人茅瑞征言：“洪、永所赐三十六姓多闽之河口人。子孙秀者读书南雍，归即为通事，累升为长史大夫。”[49]另据何乔远记：“大夫官、长史官、通事官，司贡者也，文臣也，以通中国书及闽三十六姓之后人为之。”[50]明嘉靖间出使琉球的陈侃言：“若大夫金良、长史蔡瀚、蔡廷美，都通事郑赋、梁梓、林盛等，凡有姓者皆出自钦赐三十六姓者之后裔焉。”[51]还有一些人担任琉球国相及法司官（最高行政长官）。如早年移居的福建饶州人程复，后来当上琉球的国相。永乐九年（1411年），王茂任琉球国相。最早担任琉球法司官的郑迥，是郑义才后裔。“郑迥，字利山，祖本闽人，赐籍中山，都通事禄次子。嘉靖中入太学读书，归，累官至法司。琉球法司无用三十六姓者，有之自迥始。”[52]万历年间，上述十八姓的蔡茁后裔蔡红亨回到中国，“至闽界长乐地方，船泊梅花道头”后，上岸拜谒祖先。
大量移民到琉球的华人将先进的文化、技术带到琉球，如航海造船技术方面，使“缚竹为筏，不驾舟楫”的琉球成为“以海舶行商为业”的贸易中转国。东南亚各国、朝鲜、日本的特产经琉球而输入中国，中国的丝绸、瓷器等通过琉球进入上述诸国贸易，中国移民在其中担任了重要角色。此外，中国的文学艺术、建筑、陶瓷、染织等手工艺传入琉球，使琉球国逐渐变得“风俗淳美”“易而为衣冠礼仪之乡”。终明一世，琉球与明廷的正式朝贡有三百多次，由此可见，明代时中琉关系因移民而十分密切，关系巩固[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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