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明史·地理志》载：“终明之世，为直隶者二：曰京师、曰南京。为布政使司者十三：曰山东、曰山西、曰河南、曰陕西、曰四川、曰湖广、曰浙江、曰江西、曰福建、曰广东、曰广西、曰云南、曰贵州。其统之府百有四十，州百九十有三，县千一百三十有八，羁縻之府十有九，州四十有七，县六。”[145]由此可知，明代有府级城市140，州级城市193，县级城市1138，合计为1471个，另还有羁縻府州县。明代大中城市数量比宋代明显增多了。明代的府、州级城市达到333个，而宋代只有284个；其中府级城市宋代只有30个，而明代增至140个，是宋代的4.6倍。明代还出现了许多规模甚大、人口众多、工商业繁荣发达的城市，这从明宣德四年（1429年）明令在下列城市中增加课税可以看出，分别是：顺天（北京）、应天（南京）、苏州、松江、镇江、淮安，常州、扬州、仪真，浙江杭州、嘉兴、湖州，福建福州、建宁，湖广武昌、荆州，江西南昌、吉安、临江、清江镇，广东广州，河南开封，山东济南、济宁、德州、临清，广西桂林，山西太原、平阳、蒲州，四川成都、重庆、泸州，共33个[146]。
明代城市类型也比前代增多。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1）政治型城市：南京、北京；（2）工商业型城市：上述所列33个城市都在其内，其中尤以杭州、苏州、扬州、淮安、临清、济宁等城市工商业最为发达；（3）对外贸易港口型城市：广州、泉州、宁波、太仓黄渡；（4）边防军事重镇，主要在北方边境地带：即前述的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宁夏（银川）、太原、榆林、固原、甘肃（张掖）等[147]。
由此可见，明代城市、市镇的变化巨大。其中，正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推动这一时期工商业城市和对外贸易城市数量的增加。因此，将从工商业城市数目的增长和对外贸城市数量的增加两方面来探究海上丝绸之路对明代社会经济的影响。
（一）工商业型城市
这类城市主要分布在水陆要冲，其中有些可能是省城、府城或州城，这里也有官署和军队，但其最大特色则是工商业非常繁荣。这类城市中最有代表性的有杭州、苏州、扬州、淮安、临清、济宁、武昌、芜湖以及新兴的城市上海等，以下略举其中几个城市为例。
1. 杭州
杭州（今浙江杭州市），旧名钱塘、临安，是我国的六大古都之一。杭州濒临钱塘江入海处，居运河之最南端，物产富饶，交通便利。既是浙江的省城，也是明代著名的工商业城市之一。
杭州城的人口很多。据成化时的统计，共有户9万，口约30万。此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也逐渐增加。正如万历《杭州府志》所说：“嘉靖初年，市井委巷，有草深尺余者。城东西僻有狐兔为群者。今民居栉比，鸡犬相闻，极为繁庶。”[148]对此，江山杨魁说：“（杭州）城有四十里之围，居有数百万之众。”[149]又万历时王士性说：“杭城北湖州市，南浙江驿，威延袤十里，井屋鳞次，烟火数千万家。”[150]比王士性稍晚的李鼎也说：“武林生聚繁茂，盖以列郡之期会至者，殊方之懋迁至者，奚啻二三百万，即以百万计之，日食米万石。”[151]这些记载，可能有夸大之处，但是，连同大量流动人口在内，杭州人口可能达百万左右。这个数字是相当可观的。
杭州的工商业，在宋元较为发展的基础上，到明代更加繁荣。王士性说：“杭州省会，百货所聚。”[152]又万历《杭州府志》说杭州“为水陆要冲，盖中外之走集，而百货所辏会”[153]。手工业产品的门类很多：有麺、酒、醋、丝、绵、银、蜡、纸、革、角、金银锡箔、金条、瓦金、胭脂、铅粉、灰、香、灯、漆、甕缶、砖瓦、刀戟、诸色扇、珐琅器皿、轿、伞、屐、鞋、鞸、巾、帽、梳、刷、棕套、纱灯笼、综裙、雨衣、琴、瑟箫、管、铙、鼓、炉、瓶、图画、书籍、古董诸具，真是应有尽有。其中绵麻织品有绵布、带布、麻布、葛布、黄草布、兼丝布等。丝织品有绫、罗、纻丝、纱、绢、绸、榖（俗名约纱），“以上七种，皆有花素二色，然维省城出者为佳”[154]。
这些商品，固然有不少是来自家庭手工业、手工业和小商品生产者，但因经营致富开起较大作坊或手工工场者，也不乏其人。徐一夔《始丰稿》中所说钱塘相安里那个有机抒四五架，织工十余人的手工工场，就是其中之一例。又万历时张瀚所说：“余尝总览市利，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纻，而三吴为最”，“即余之先世，亦以机杼起”[155]。从成化的一张
机，在不长的时间内，很快发展为20余张
机；“后四祖继业，各富至数万金”[156]。在生产锡箔的作坊或工场中，“孩儿巷、贡院后及万安桥西一带，造者不下万家。三鼓则万手雷动，远自京师抵列郡，皆取给”[157]。制金银箔者，虽不如做锡箔者之多，然亦有因此而致富者。万历时王同轨说：“黄某，杭人……以金推箔，巨富至今。”[158]他能成为巨富，估计其作坊规模不会太小。杭州的金箔技术，比别的地方要好，因此，有些外地人来杭州做学徒。可见这一行业中，用帮工学徒者也不乏其人。
又杭州之刻印书籍业，早在宋代时就闻名全国。谢肇淛说：“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159]到明代，杭州刻印之书籍，虽不如苏州、常州、南京等地的精美，也不如福建所印之多而且价廉，但在当时人们仍把杭州与苏州、福建并称为明代的三大刻书中心[160]。其他燕、粤、秦、楚等地，虽皆有刻本，但不如三方之盛[161]。明代，杭州的图书流通在全国出版业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北京、苏州、南京一起是明代四大图书聚散地，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162]
又造酒业，为适应广大城市人口的需要，杭州城内以酿酒为业者颇多。所以田艺衡说：“今杭州酒肆最盛，”[163]杭州地处沃野，“民萌繁庶，物产浩穰”[164]，而且手工业也很发达，所以这里的商业非常繁荣。张瀚说：“浙江……杭州其都会也。……米资于北，薪资于南”，“桑麻遍野，茧丝緜苧之所出，四方咸取给焉。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缯币者，必走浙之东也”[165]。“城内外列肆几四十里，无咫尺瓯脱，若穷天罄地，无不有也”[166]。来此买卖的商贾，“车毂击，人肩摩”[167]，杭州生产的大量商品，尤其是丝织品，远销全国各地。即使是比较僻远的四川马湖府，“苏杭新织种种文绮，吴中贵介未披，而彼处先得……钱神所聚，无胫而至；穷荒成市，砂碛如春，大商缘以忘年，小贩因之度日”[168]。有些则大量输往海外各国。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浙江查获的通倭案件中，有“闽人杨才甫者，久寓于杭，与杭人张玉宇善，出本贩卖
绢等货，同义男张明，觅船户施春凡与商伙陈振松等三十余人，干七月初一日开洋，亦到五岛投牙一官、六官零卖”[169]。其他如杭州所产之布席、脂粉与扇、漆等物所需之金银箔等，也大量输往日本。如史料载：“大抵日本所须，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170]
2. 苏州
苏州（今江苏苏州市），或称吴会、平江，也是我国的一座历史名城。早在春秋时，吴王阖闾即在此建都修城，设城门八。其后时修时毁，到元末太守高履与张士诚又先后增修。朱元璋平张士诚后，“更加修筑，高广坚致，度越畴昔”。城呈亚字形，周三十四里[171]，设城门六；但据嘉靖时吴县县令曹自守的记载却多于此数，他说：“苏城措五里，纵七里，周环则四十有五里。”[172]
苏州地处长江三角洲，濒临太湖，位于大运河与娄江的交会处，城内外水道纵横，湖泊星罗棋布，是名副其实的水乡泽国；而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闻名全国的鱼米之乡。
明初数十年间，太祖将苏州大量富户迁徙于凤阳、南京、北京等地；此外，几次大狱的株连和大量的工匠被派服役，苏州也首当其冲。这一切，不能不对苏州的人口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此后随生产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的日益深入，苏州才逐渐恢复与繁荣起来。成弘间苏州府长洲人王锜（1433—1499年）曾抒写了吴中新景：“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隶教坊。邑里萧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173]又成化时的莫旦说：这里“列巷通衢，华区锦肆，坊市茶列，桥梁栉比……货财所居，珍异所聚”[174]。城市中除土著外，更多的是四方客商。万历时，有的记载说：“苏州为江南首郡，财赋奥区，商贩之所走集，货财之所辐辏，游手游食之辈，异言异服之徒，无不托足而潜处焉。名为府，其实一大都会也。”[175]可见，此时苏州人口众多，经济繁荣。
明中叶后，苏州已经以繁华富饶和风景美丽而闻名。利玛窦曾这样地描写：
这是中国成语说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两个城市中的一个。它是这个地区的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以它的繁华富饶，以它的人口众多和以使一个城市变得壮丽所需的一切事物而闻名。它位于一条平静的清水河上，或者可以更恰当地说是位于一个湖（按：即太湖）上，吹拂着和风。
这里人们在陆地上和水上来来往往，像威尼斯人那样；但是这里的水是淡水，清澈透明，不像威尼斯的水那样又咸又涩。街市和桥都支撑在深深插入水中的独木柱子上，象欧洲的式样。……从陆路进城只有一个入口，但从水路进城则有好几个入口。城内到处是桥，虽很古老但建筑美丽，横跨狭窄运河上面的桥都是简单的拱形。[176]
苏州是全国有名的丝织业中心，尤其是东城（属长洲县），机户大都集中于此。明末官员朱国桢说：“（苏民）多以丝织为生，东北半城，大约机户所居。”[177]丝织业产品不仅品种多，而且质量好。如锦，过去闻名全国的只有四川出产的蜀锦，到明代，苏州所织的海马、云鹤、宝相花、方胜之类，“五色眩耀，工巧殊过，犹胜于古。宣德间，尝织昼锦堂记，如画轴；或织词曲，联为帷幛。又有紫白、落花、流水，充装潢卷册之用”。又
丝则“有素有花，纹有金缕、彩桩，其制不一，皆极精巧”。上品名清水，次帽料，又次倒挽，“四方公私，集办于此”。罗则有素有花，花文者为贵，素次之。别有刀罗、河西罗。纱则素者银条，花纹者名夹织，另外，还有金缕诸品种，“其轻狭而谷文者曰绉纱”。绫则自郡城以至各县皆有。绢则“郡中多织生绢，其熟者名熟地，四方皆尚之。花纹者名花绢，又有白生丝织成，缜密如蝉翼，幅广有至四尺余者，名画绢；又有罗底绢，稍厚而密”[178]。釉即缯绞，线织者曰线绸，捻绵成者曰绵
，比丝攒而成者曰丝
。
这些“以织造为业者，俗曰机房”[179]，又名机户。据明末的记载说，当时苏州机户有数千之多[180]。很多人拥有场房、织机、原料、资金等。最初，他们大都是靠自己经营，后来有些人因发财致富而不断扩大其生产规模；另有一些人则因经营失利而破产，最后沦为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雇工。对此，《镇吴录》曾这样写道：“东半城，贫民专靠织机为业，日往富家佣工，抵暮方回。”[181]这种雇人与出雇的现象，当时相当普遍。隆庆、万历间，这里还出现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劳动力市场。如记：“我吴市民，罔籍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百数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飧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182]又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巡抚曹时聘的奏疏中也谈到苏州城中“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雇工们“得业则生，失业则死”。一旦机房罢织，失业者即有数千人之多[183]。
随着丝、棉织造业的发达而来的是大量染坊的出现。万历时，染工即有数千人之多[184]；清康熙时则踹坊达三百余户，“踹匠不下万余”[185]。可见当时这里染踹业之盛。
由于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农业与手工业的日益发展，大约从15世纪中叶以后，苏州的商业即发展到相当繁荣的地步。史载：“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列布，略无隙地……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馐奇异之物，岁有所增。”[186]
首先是西城（属吴县），这里是商业最繁荣的地区之一。有记载说“城中与长洲东西分治，西较东为喧闹，居民大半工技，金阊一带，比户贸易；负郭则牙侩辏集”。[187]唐寅对阊门的繁盛，曾写下这样的诗句：“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又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贾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通画难工。”[188]又《镇吴录》载：“阊门一带，民饶商聚”。每天经虹桥来往于闾门的商旅难以数计。正如牛若麟所说：“虹桥跨濠以通行，旅错趾骈，无问昏旦……城内外从桥而达者日不下亿万。”[189]可见这里商业之繁盛。
其次是阊、胥二门以西，这是苏州商业繁华的又一地区。曹自守说：“自胥（门）及阊（门），迤逦而西，庐舍栉比，殆等城中，此侨客居多。”[190]
再次是由阊门、虹桥而西至枫桥，也是著名的商业区。这里有濒临运河的重要关卡——浒墅，商业繁华，店铺林立。有的记载说：自“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191]，如“枫桥之米豆，南濠之鱼盐、药材，东西汇之木簰，云委山积”[192]；又明末吴县人王心一说：“尝出阊市，见错绣连云，肩摩毂击，枫江之舳舻衔尾，南濠之货物如山。”[193]贸易多集中于此。嘉靖《吴邑志》载：“豆麦自上江来，皆泊枫桥、上塘等处，其多万户，岁时常然也。”[194]
店铺中的商品，主要来自全国各地，另外，还有一些外国商品。因此，凡是人们需要的各种商品，在这里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利玛窦曾这样写道：“经由澳门的大量葡萄牙商品，以及其他国家的商品，都经过这个河港。商人一年到头和国内其他贸易中心在这里进行大量的贸易，结果是在这个市场上样样东西都没有买不到的。”[195]
3. 临清
临清（今山东临清县），又名清源，它位于山东西北部，居会通河与卫河交汇处，属东昌府。这里原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县，后来，由于会通河的开凿而渐渐有名。尤其到明永乐后期，由于政治与军事中心的北移，边防需要的军粮需在此囤积，北京需要的粮食与各种手工业品，主要靠运河北运。于是，临清这个由运河通往北京的咽喉要地，也随之很快发展起来。
正统时，吏部尚书王直曾说：“临清为南北往来交会咽喉之地……财赋虽出乎四方，而输运以供国者，必休于此而后达；商贾虽周于百货，而贸迁以应时需者，必藏于此而后通，其为要且切也如此。”[196]正因为其地位的重要，所以，从正统十四年（1449年）开始，在会通河北缘以广积仓为基濬濠筑城[197]。城周九里有奇，设城门四。因全部用砖砌成，故人们称之为砖城。但是，砖城地势高亢，距河较远，用水与运输诸多不便；而且官府粮仓占地约四分之一，这一状况表明，这里对储粮有利，而对工商业发展的余地却很小[198]。因此，随工商业人口的日益增多，有越来越多的店铺便向城外濒河的地区发展，尤其在弘治以后更是如此，结果出现了“生聚日繁，城居不能什一”的现象。
正德六年（1511年），刘六、刘七起义爆发后，临清守臣为对抗起义军，遂“掘堑筑土，以卫城外之众”，谓之“边墙”[199]。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又进一步扩建城垣，将砖城东南与西北伸而广之，延袤二十里，跨汶、卫二河，设城门六，水门三[200]，是为新城。新城名玉带城，因其全部用土建成，故又称之为土城。如果把砖城的东、北两面城墙计算在内，城周共有三十里[201]。
在明初，临清只有编户六图，后来由于版图扩大及屡迁外地之民至此，渐增为三十六图。后来由于会通河的重修、商业的繁荣，至成化时“游官侨商，日渐繁衍”[202]。到弘治时，“薄海内外，舟航之所毕由，达官要人之所递临，而兵民杂集，商贾萃止，骄樯列肆，云蒸雾滃，而其地遂为南北要冲，岿然一重镇矣”[203]。到万历时，这里的城乡人口已增至三万多户[204]。明末，据高起潜的题本说：“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货财，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205]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临清城内与近郊居民客商人等以及来往的流动人口，约有数十万人，似乎比较可信。
临清的布局，大体是这样：处于东北方向的原来砖城，主要为宫署与粮仓所在地，间有店铺也不过是粮食、食品以及瓜果蔬菜等小的买卖[206]。新城则主要为商业区。当地的主要商品有：
（一）棉及棉织品：临清位于盛产棉花的地区，有的记载说，“棉花六府皆有之，东昌尤多，商人贸于四方，民赖其利”[207]。因此，这里从事棉织业的人相当多，尤其是临清，这里的棉织品不仅品种多，而且质量好。“（临清）帕幔，备极绮丽，转鬻他方，濒河村聚，织薄纬萧为生。”[208]根据万历时的统计，这里从事棉布织造与贩卖的店铺，即有73家之多[209]。翁笾就是其中远近驰名的大布商之一。康熙《具区志》这样写道：“翁笾，字文夫，号少山……少挟资，渡江逾淮，客清源。清源百货之凑，河洛海岱间一都会也。乃治邸四出，临九逵，招徕四方贾人，至者缀属，业蒸蒸起已。察子弟仆有心计强干者，指授方略，以布缕、青靛、棉花，货路往来荆襄、建邺、闽粤间，甚至辽左、江北闻其名，非少山布勿衣勿被。于是南北转毂无算，海内有翁百万之称。”[210]另一些布商，则贩运江南松江等地之布北上，经临清而转贩到北京与九边一带。对此，明末陈继儒曾这样写道：“其沂淮而北走齐鲁之郊，仰给京师，达于九边，以清源为转毂。”[211]
这些布店集中在白布巷中。自成化二年（1466年），“苏州、南翔、信义三会合而为行，隆（庆）、万（历）间寝盛，岁入布百万有奇”[212]。可见这里棉布贸易之盛。当时这里有个名叫“一左元”的布店，每出一银必点一硃，每年需用硃粉二三十斤。可见其营业额之多。如果把当时各店的经营额都统计在内，数字将更加可观。
（二）皮毛制品：据载“羊裘、毡
出自府城、临清者佳”，“毡出东昌、临清者，精致甲于他处”[213]。
（三）铁器：临清的铁器打造业比较发达，所造农器，销于四方。如北直隶河间府，据万历《河间府志》载：“贩铁者，农器居多，至自临清、泊头，皆驾小车而来。”[214]
这里的货物多数是贩自别处。所以，万历《东昌府志》说“临清为南北都会，萃四方货物，墆鬻其中，率非其地所自出”[215]。早在运河重浚后不久，临清和淮安、济宁、德州等地一样，即出现了“四方百货倍于往时”的现象[216]。到宣德时，临清成了全国33座大商业城市之一，明王朝并在此设置了钞关，既征商税，又收船料。
城中聚集了来自各地的大量商人，其中有坐贾，也有行商。
坐贾开设的各种店铺，充斥于各个街巷之中。万历时，除前述的73家布店外，还有缎店32家，杂货店65家[217]。为满足广大客商住歇与堆放货物的要求，这里还开设了很多的塌房与旅店。早在宣德六年（1431年），御史耿定就说过：“临清等处官民之家，多有塌房店舍，居停商货。”[218]此后随着商业的发展，塌房旅店的数字也随之不断增加。此外，这里还开有许多的牙行。其数字虽不得而知，但从其包纳的税银数字中可以想见。万历时，每年包纳税银二万余两，相当于当时商税总数的三分之一。此外，这里还有不少的典当、盐店和皇店、官店等[219]。
各店铺大都设置在不同的街巷中，而街巷亦因此而命名。除前述之白布巷外，还有果子、琵琶、钉子、故衣、纸马、白纸、竹竿、鞍子、手帕、香、窑冶、毛袄、麺、油篓、皮、弓、豆腐、碾子、马尾、箍桶、粜米、土坯等巷和烧酒、缨子、打挂、羊毛等胡同。有的则因营业性质的需要，分别设立各种类型的货场（厂）。据康熙《临清州志》所载，有席、板、炭、石灰、砖等厂[220]。
除店铺和货厂贸易外，临清还有一些专供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各种集市。有米市、柴市、马市、猪市、牛市、鸡市、鹅市、青碗市、线子市、小市、菜市、锅市等[221]。
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临清工商业的繁荣。利玛窦曾说：“临清是一个大城市，很少有别的城市在商业上超过它。不仅本省的货物，而且还有大量来自全国的货物，都在这里买卖，因而经常有大量旅客经过这里。”[222]
商业的繁荣，使商业税收也随之不断增加。弘治时，这里每年所征关税四万金[223]，后增至八万三千两[224]。这在当时的各钞关中，是首屈一指的。所以，当时人们称“临清马头甲天下”[225]。
4. 武昌
武昌，又名鄂州、江夏，是我国古代的著名城市之一。到明代则为湖广的省城所在地。这里地处全国之中，依山临江，形势险要，交通便利，物产富饶。不仅在经济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政治与军事上，也是举足轻重之区。早在东吴时，孙权即在此筑城，并且出现了商市。到唐宋时，这里的商业已相当发达。所谓“沿江数万家，廛闬甚盛，列肆如栉”[226]，“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十里”，成为“虽钱唐（杭州）、建康（南京）不能过”[227]的重要商业城市。
可惜，经元末战乱之后，这个盛极一时的城市，受到严重的破坏。明初，朱元璋为拱卫京师，控制西南各省，把这里作为楚王的封地。洪武初，江夏侯周德兴在此修建了砖城，东西长五里，南北长六里，周围长二十里有奇，设城门九。城内有王城，以石砌成；王城之内为王宫。宫广二里，深倍之。王城之外为都、布、按三司与武昌府、江夏县等各级衙署。
经过一段恢复时期，到明中叶以后，这里已发展成为人口众多商业繁荣的城市。据万历时的蒲秉权说：“鄂城周遭几十余里，称衢蜿蜒，曲巷逶迤，道上行人，习习如蚁。……每一哄之市而百货罗列。”[228]
5. 芜湖
芜湖，也是长江沿岸历史比较悠久的工商业城市之一。这里经元末战乱之后，仅余人户83家。经过近一百年的恢复之后，大约到景泰时，已完全改观。此处又濒大江而据要冲，交通便利，物产丰饶。所以很快发展成为工商业颇为繁荣的著名城市。景泰时的胡棐说：“芜湖濒大江，据要冲，受廛而居者鳞攒星聚，舟车之辐，货贝之富，达官贵人之往来，悉倍他邑。”[229]又康熙《芜湖县志》载“芜之为邑，以水路则为长江上下之冲，以陆路则为南北襟喉之所。以故五方之人杂处，于是而舟车辐辏，百货鳞集”[230]；“烟井不下数万户，甲第云连。”[231]
芜湖的冶铜业远近驰名。故各地来此贩铜的商人很多。明末杨嗣昌的奏疏中说“芜湖铜商辐辏”[232]，其中有的是把铜运往南京等地铸钱、铸钟，有的则是用来制成铜丝或铜器外销。长江中上游的四川、湖广、江西等地，盛产粮食、竹、木等货；而芜湖也是著名的产粮区，故这里的粮食、竹、木等货的贸易很盛。距芜湖只有15公里的橹港市，“多砻坊，盖粮食聚贩之所”[233]。
6. 上海
上海，是位于吴淞江与黄浦江交汇处和长江入海口的新兴商业城市。早在宋代时，这里还只是华亭县的一个市镇，到元代已是“甿廛贾肆，鳞次栉比”[234]，遂由镇而升为县。到明代，则“益禁益茂”[235]，当时有“小苏州”之称。
上海盛产木棉，纺织成布，衣被天下。据明末清初人叶梦珠说：“棉花布，吾邑所产，已有三等……阔下尖者，曰标布，出于三林塘者为最精，周浦次之，邑城为下，俱走秦晋京边诸路……其较标布稍狭而长者，曰中机，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价与标布等。……更有最狭短者，曰小布。阔不过尺余，长不过十六尺，单行于江西之饶州等处。”[236]此外还有浆纱布等。这些布或生产于县城，或生产于农村，但大都通过城市的棉布牙行销往外地。这种布牙行，当地称之为“庄户”。陈继儒对“庄户”的作用，曾做过这样的描写：“凡数千里外，装重资而来贩布者，曰标商，领各商之资收布者，曰户。乡人转售于庄，庄转售于标。”[237]当时，上海的这种庄户是很多的，有不少资本雄厚并具有相当的规模。来上海收购棉布的“秦晋布商皆主于家，门下客常数十人，为之设肆收买”[238]。在明代，来此贩标布的商人极多，他们所带“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因此，“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239]。可见当时这里棉布交易之盛。
棉布之外，这里的名贵产品有大绒，或称始绒。每疋长十余丈，价值百金，惟富贵之家用之[240]。又有露香园顾氏绣，海内驰名。为明顾会海妾缪氏开其端，相传其绣法从内院得来。不特翎毛、花卉，巧若生成，而山水、人物，无不逼肖活现。向来价亦甚贵，据叶梦珠说，“尺幅之素，精者值银几两，全幅高大者，不啻数金”[241]。又这里生产的名贵纸张谈笺，也驰名全国。制造者谈仲和，明崇祯时人，其捣染纸张之法，据说系其祖先谈论在天顺朝任侍郎时从宫中得来。所制之纸分为玉版、玉兰、镜面、宫笺等数种。
这里除坐商外，还有很多的游贾。嘉靖时陆揖说：“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242]可见这里商业之繁荣。为搬运商货，还有为数众多的脚夫。故上海人口增长很快，在万历时，从城中到近郊，大约共有4万户左右，人口有将近20万之多。对此，利玛窦曾说：
本城的名字是因位置靠海而得，“上海”的意思就是靠近海上。城的四周有两英里长的城墙，郊区的房屋和城内的一样多，共有四万家，通常都以炉灶数来计算。中国人的城市有这么大量的人数，听了不必大惊小怪……城市周围是一片平坦的高地……在这一片外围有两万多户人家，与城市和近郊人口加在一起共达三十多万人。……这一地区盛产米和棉，棉可做各种布，据说此地织工有二十万人。布匹出口到北京皇宫和其他省份。这里的人，特别是城里人，都非常活跃，不大稳定，头脑聪明，出过很多学者文人，因而也出过很多大官，他们从前身居高位，现在退休后都很有钱，居住在富丽堂皇的府邸里。[243]
这些记载，生动地描绘了上海的繁荣景象。
此外，如南昌，为江西会城，这里“襟江带湖，控荆引越”[244]，物产富饶，交通便利；故“生齿繁伙，南北士民来寓者，因地利之美，多占籍焉”[245]，为江西的“一大都会”[246]。西安，为我国六大古都之一，在明代，是陕西会城。这里地居泾渭平原，水陆通畅，物产丰富：故“生齿繁盛，百货走集，关中大都会也”[247]。又南直隶扬州府之仪真县，“地冲货集，商旅并凑，故其民操赢者服贾，握筹者驵侩”[248]，“多赖四方商贾为生业，鲜力田务本之家”[249]。又苏州府的常熟县，“居江海水陆之会，有湖山膏腴之产，凡鱼鱶米盐布缕之属，羡衍充斥。”[250]汉阳，又称江津、沌阳、污阳，这里不仅是军事重镇，而且也以商业繁荣而著称。早在正德时，它就和武昌一样，“富商大姓颇多”，到明末清初时，从汉阳到汉口一带，“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俱以贸易为业，不事耕种”[251]。尤其是南纪门外江中的大河套，“客舟蚁集，两岸贸易，居民相衣（依）为市，民乐其利”[252]。
另外，如松江、镇江、常州、淮安、嘉兴、湖州、福州、建宁、荆州、临江、济南、德州、桂林、平阳、蒲州、重庆、庐州等城市，也都是商贾所集、商业比较繁荣的城市。这里不一一列举。
工商业城市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地区，尤其是运河、长江沿岸。但其分布也是很不平衡的。即使是同在一个非常邻近的地区，有的城市因经济发达、交通便利而非常繁荣，有的城市缺乏某些条件而相当冷落。如前述的临清，是一个商贸发达之区，而与它非常邻近的威县，嘉靖时则几乎没有什么店铺贸易，据记载：“而货悉陈于坊门，实应古交市朝市之义。今其俗，遇奇日则为市，以日递迁，周其城之四隅而复始。”[253]可见它与临清的差距是很大的。
另外，各城市又是其所在地区物产的橱窗。各城市之所以各具特色，主要是所在地区物产状况不同的反映。如苏州、杭州等城市，其以丝织业而闻名于世，主要是这一地区蚕桑业比较发达。松江、临清等城市，其以棉织业而著称，也主要是由于其所在地区植棉与纺织业比较发达。
（二）对外贸易港口型城市(www.xing528.com)
对外贸易城市的主要特点，是其产生与发展，都与对外贸易息息相关。当时比较有名的及新兴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主要有广州和澳门，以及福建的海澄和厦门。
1. 广州
广州（今广州市），又名羊城。这里滨海沿河，地处珠江三角洲平原，交通便利，物产富饶。早在秦汉时，这里就以商业繁荣而著称，唐宋时，则已发展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尤其在南濠一带，蕃汉大贾萃集，商业尤为繁盛。
宋熙宁中，为了保证富人商贾们的安全，在旧城之外，修筑了周长十三里的西城。后来由于城南沿江泥沙冲积地不断向南延伸，商业区也随之而向城南的珠江边发展。大约到元末明初时，城南商业区的繁荣，已远远超过原来的商业区。明初，孙蕡所作的《广州歌》中这样写道：“岭南富庶天下闻，四时风气长如春。长城百雉白云里，城下一带春江水。少年行乐随处住，城南南畔更繁华。朱楼十里映杨柳，帘栊上下开户牗。闽姬越女颜如花，蛮歌野曲声咿哑。岢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家室。”[254]
为了掌管海外贸易诸有关事宜，早在洪武三年（1370年），明王朝即在广州设置市舶提举司。当时与中国有贸易关系者有安南、占城、暹罗、真腊、爪哇、满剌加、三佛齐、浡泥、锡兰山、苏门答腊、大坭、急兰丹等，“凡十二国，皆尝来往广东者”[255]。这种贸易自郑和下西洋之后不断发展。到嘉靖时，由于倭寇骚乱，对外贸易也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广州去进行。因此，广州很快发展到极其繁荣的地步。尤其在城南商业区更是如此。嘉靖时霍与瑕说：“城南门外，东西亘六七里，人烟辐辏，货贿山积，盖会城繁华之所都也。”[256]又吴桂芳说：“广东省城为十郡根本之地，而城南郭外，正诸商贸易之区，生民之凑集如云，财货之积聚满市。真一省丰阜之最，两广通利之源也。”[257]为了防止“海寇倭夷”的骚乱，保卫城南商业区的安全，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开始，围绕城南商业区修筑了城墙，全长一千一百多丈，是为外城，又称之为新城。
这里的工商业相当发达。手工业中比较有名的是锡铁器。屈大均说：“锡器以广州所造为良。谚曰：‘苏州样，广州匠’。铁冶亦然。广州之佛山多冶业，冶者必候其工而求之，极其尊奉。有弗得则不敢自专，专亦弗当。故佛山之冶遍天下。”[258]又广州的纱缎等也很有名。屈大均说：“广之线纱与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光缎，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259]又绵布，“东粤之绵布，良苦不一，最美者白㲲……其布细腻精密，皑如雪，轻如茧纸，幅广至四五尺。”[260]此外，如制糖、造纸、造酒、玉雕、角雕、牙雕、漆器、藤器、金饰陶瓷、竹木家具等业，也应有尽有。
工商业店铺的数量很多，原来主要开设在城南的濠畔等街，大约自嘉靖以后，由于新城的修建与大观河的开凿，西关逐渐发展成为新的商业中心[261]。
这些工商业店铺的主人，有些是广东土著。但更多的则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他们在经营中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价格公道、以诚待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来过广州的徽州休宁商人叶权曾这样写道：“广城人家，大小俱有生意，人柔和，物价平，不但土产如铜锡俱去自外江，制为器，若吴中非倍利不鬻者，广城人得一二分息成市矣。以故商贾骤集，兼有夷市，货物堆积，行人肩相击，虽小巷亦喧阗，固不减吴阊门、杭清河坊一带也。”[262]不仅如此，为了使消费者满意，他们对产品质量特别注意。凡不符合规定者，可以退换。对此，叶权曾说：“广城货物市与外江人，有弊恶者，五七口持来皆易与之，非若苏杭间转身即不认矣。”[263]
广州商业的另一特点，是对外贸易占了很大的比重。外国输入广州的货物（当时称之为洋货）主要有珠宝、香料、犀角、象牙、水晶、玛瑙、沉香、降香、西洋铁、锡、胡椒、苏木、乌木、琉黄、西洋细布、红印花布、油红棉布、白绵布、乌棉布、园璧花布、织罗丝竹布、织花红丝打布、织杂丝竹布、红花丝手巾、杂色缦、花红边缦铁刀、铜鼓、乳香、设茶等。其中除贡品外，都是随船带来用以贸易的商品，这是明王朝所允许的。这些商品经市舶司“抽分”后“给价收买”，其中部分贵细物品，或解京以供皇帝享用，或为地方高级官员折俸，其余的许令贸易，必须通过官牙来进行。在这一过程中，明朝地方官府可以得到税收，商民也可以从中牟取厚利。所以黄文裕说：“往者番舶通时，公私饶给。其贸易旧例。有习择其良者，如价给之；次则资民买卖。故小民持一二钱之货，即得握椒，展转交易，可以自肥。广东旧称富庶，良以此。助国供军既有赖，而在官在民又无不给，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者也。”[264]尤其是那些富商巨贾获利更多。对此，屈大均曾说：“在昔州全盛时，番舶衔尾而至，其大笼江，望之如蜃楼屭赑，殊蛮穷岛之珍异，浪运风督，以凑郁江之步者，岁不下十余舶。豪商大贾，各以其土所宜，相贸得利不赀，故曰金山珠海，天子南库。”[265]
但是，这种贡舶贸易毕竟有很多限制，贡期或一年、或三五年一次，有的甚至十年一次。贡舶一般不超过三艘，人不超过二百，而且要检验、要抽分。贡船需要带回的，必须是经过官府许可的非违禁商品。很明显，这些规定远不能满足买卖双方的需要。因此，要求突破这些限制的斗争便不时发生。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外国，即有些国家，对上述限制不满，或冒充入贡，或不按贡期，或托言因遇风漂泊至境，“而有司利其所榷，漫不加禁”[266]，故番舶来者日多。这一状况，正如王圻所说：“不论是（贡）期非（贡）期，是贡（国）非贡（国），则分贡与互市为二，不必俟贡而常可以来互市矣。”[267]二是来自国内，即有些商人私通番舶，每当番舶之来，即将其贵重货物私相交易。如严从简所说：“夷货之至，各有援引之家，先将重价者，私相交易，或去一半，或去六七，而后牙人以货报官……则其所存以为官市者，又几何哉？”[268]另一方面，番商需要的各种商品，包括各种违禁商品，也都由他们为之提供。离广州仅有五里之地的游鱼洲，就是当时番汉商人私相交易的地点之一。对此，明朝政府束手无策，但对中外商人却非常有利。故番舶来者日多。嘉靖末年庞尚鹏说：“每年夏秋间，夷舶乘风而至，往止二三艘而止，近增至二十余艘，或倍增焉。”[269]也就是说，番舶数字比原来增加了近10倍；而且其资本之巨，尤为惊人。据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王临享记载说，有三舶各带白银30万两[270]。
这一状况，反映在市舶司的税收上也在不断增加，据万历时的统计，每年所征之税即达4万余两。番舶所买的商品，除广州等地的土特产品外，有很多是各地商人贩来的商品。早在嘉靖时，谭纶就曾说过：“浙人诈，窃买丝绵、水银、生铜、药材，一切通番之货，抵广（州）变卖，复易广货归浙……曰‘走广’。”[271]因为这种贸易可得厚利，故各地商人，趋之若鹜。除浙商外，还有湖广商和“福（州）、泉（州）、徽商，皆争趋焉”。其中以闽商人数为最多。据嘉靖时郑若曾说：“闽商聚食于粤，以澳为利者”，就有万人之多[272]。另外一些商人，尤其是广州商人，他们除把当地商品与部分“洋货”贩往内地外，有的则直接贩往澳门和日本、琉球、暹罗、吕宋等国。屈大均说：“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其黠者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求、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万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273]广州商业的繁荣及其在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
2. 澳门
澳门原是一座位于广东省香山县南端的小岛，赖以西江冲积的泥沙，堆积成一道沙堤将这座孤岛与大陆相连，形成一座陆连岛。如记：“澳门僻处海岛，北枕青州山，南望十字门，波涛澎湃间，鲸鱼出没，云气往来，实为壮观。”[274]
据《澳门记略》载：
出南门不数里为莲花茎，即所谓一径可达者。前山、澳山对峙于海南北，茎以一沙堤亘其间，径十里，广五六丈，茎尽处有山拔起，跗萼连蜷，曰莲花山，茎从山而名也。[275]
澳门位于珠江口西南，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岛和路环岛三部分。东部松山海拔91.07公尺，为全澳最高峰。此外，由东北向西南还有望厦山、西望洋山、妈阁山等。澳门港口分为内港和外港，内港即西部濠江沿岸，以外的海岸为外港。内港和外港水深较浅，需挖泥疏通航道。
从现存史料分析，澳门早期内地移民主要来自福建和广东。宋元时期，闽人大量移居香山，这与宋末元初的朝代更迭有关。南宋末年，政局动荡不安，最后的两个统治者在张世杰、陆秀夫的支持下来到泉州，并雇佣了许多泉州籍水手组成一支大规模船队到达香山、新会一带的沿海，据《广东通志》载：“（张氏等人）奉帝幸香山，以马南宝宅为行宫，复驻浅湾。”[276]战败后，南宋移民流散于此，此后定居下来，其中闽籍遗民不少。从现在相传沙梨头“永福古社”土地庙为南宋人所建的资料来看，大约在南宋末年至元代时，澳门已有定居的居民点。
根据清嘉庆间举人赵允菁《重修澳门望厦村普济禅院碑记》云“家自闽宦，改官粤之香山，遂世居澳地。”[277]的记载，说明在洪武、永乐年间时已有家族定居望厦。依据《澳门纪略》记载，福建人很早就来到澳门地区。“相传明万历时，闽贾巨舶被飑殆甚，俄见神女立于山侧，一舟遂安，立庙祀天妃，名其地曰娘妈角。娘妈者，闽语天妃也。于庙前石上锈舟形及‘利涉大川’四字，以昭神异。”[278]根据有关学者的实地观察调查，那块被称为“洋船石”的摩崖石刻，其石上雕刻的正是闽式的大眼鸡海船，两边船首锚孔绘着圆形的大鸡眼图案[279]，说明福建移民很早就来到澳门，从事海上捕捞及贸易活动。
至迟在南宋香山建县之后，福建人已开始陆续迁入香山地区。《香山县乡土志》就有不少类似的记载：
仁良都南湖部族。莲塘始迁祖芑，宋以状元官广州郡。乾道壬子年七月，由福建莆田县徙香山，卜居莲塘……分居城内东里、深巷、厚兴街、基边、张溪、东了、库涌、柏山、沙溪等处，丁口约七千余。
良都长洲黄族，始迁祖献，字文宪，先世闽之福州人，避乱徙新宁潮境乡，凡八传至献。宋理宗朝宝祐进士。景定三年，官行人，册封安南国王陈日煊。归舟遭风漂泊至香山。复命后，遂卜居长洲。所娶平岚林氏女为继室。生子祐，孙广派，定居良都，析居城北，分支大塾、麻洲、外界涌等处。丁口万余。
仁都邑城高族，原籍闽之莆田，始祖师曾，官保昌县丞，遂家南雄。子南洲，宋宝祐乡举，初徙香城。孙参军添献粟饷宋军，从端宗至冈州，御敌殉难。遗孤宸英，生子四，曰元生、梁生、洪生、忠生。其后分支城南麻洲马头街，治东节尾，新村、白庙、城西长塘街，隆都豪兔、岐坑、大石兜、青羌、良都、长环、尖涌、寮后北台、磨刀等处，丁口七千余人。徙马澳洪简者，亦成巨族云。[280]
这些福建氏族，自南宋迁入香山后，及至明初，仍陆续有福建人迁至香山地区。如“四部林屋边林族，始迁祖孟七，明初由福建至榄边。分支山洲杭、陂头、窈窕、沙棚下、大岭各乡，丁口三千余。”[281]以上史料反映了福建人很早就来到香山地区。葡萄牙人来到澳门开展贸易活动，也吸引了香山地区的福建人，澳门成为香山闽籍巨族迁移的目标，他们逐渐移居澳门，参与澳门的早期开发，是澳门地区最早的移民之一[282]。
澳门城市的格局是开埠400多年时间里逐步形成的。明嘉靖间，葡萄牙船长索萨（Leonel de Souza）与广东海道副使达成协约，允许各国商人（包括葡商）前往广州及其他地方经商，其中也包括澳门。至1557年以后，葡人开始大兴土木，筑室居住，主要集中在半岛南面海岸一狭长地带。
嘉靖三十二年，蕃舶托言舟触风涛，愿借濠镜地暴诸水渍贡物，海道副使汪柏许之。初仅苃舍，商人牟奸利者渐运瓴甓榱桷为屋，佛郎机遂得混入，高栋飞甍，栉比相望，久之遂专为所据。蕃人之入居澳，自汪柏始[283]。
至1568年，唐卡内罗（D. Melchior Carneiro）主教抵达澳门时，他已见到“虽然不太好，却已是一座城市”。
1605年，葡人私筑澳城，经香山知县蔡继善报告总督何士晋后，“下令堕澳城台”[284]。1621年，葡人为防御荷兰人的进攻，大修炮台和堡垒，又筑城墙，随后被海道副使徐如珂遣兵拆毁[285]。1640年前后的明清之交，葡萄牙人再筑起城墙，澳门成为一个有独立防御体系的城市。至清乾隆年间，澳门已经“城固而庳”[286]，共有4道城门，即“大门一，曰三巴门；小门三，曰小三巴门、曰沙梨头门、曰花王庙门”[287]。“由望厦而西三里为澳门，其地周一千三百八十余丈”[288]。黄鸿钊先生认为[289]，直到鸦片战争前，澳门城的面积仍没有变化[290]。
明代，澳门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的是葡萄牙人进行的转运贸易。在东方，葡萄牙人建立了国际贸易网，转运贸易的重要支点之一是澳门。而澳门国际贸易的支点是中国商品，主要包括中国的生丝和丝绸等产品，可以说，澳门是作为中国商品输出世界的辐射地而兴起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的生丝和丝绸等商品从澳门大量出口，经由果阿销往欧洲，通过长崎销往日本，也经马尼拉销往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由此，海上丝绸之路得到了空前发展，中国商品对当时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市场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91]。
澳门城市产生和发展的总根源在于，在16世纪的世界格局中，东方和西方之间存在巨大的贸易利润落差，这种落差可以用远洋贸易的方式实现。在东西方贸易体系之间，中国的货物以及人工费，从明清时期到现代，一直处在世界市场上较便宜的一方，故而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另一方面，中国人口众多，又有强大的购买能力，这是近代史中最为重要的事实之一。
这种落差可以从贸易产业链连接的两头去看。一方面，十六世纪的全球市场是一个典型的短缺经济的卖方市场，拥有稀缺资源以及奇货可居是所有利润的根源。在东方尤其中国大陆，廉价的人力资源和价廉物美的货物，是整个欧洲社会和东南亚地区都无法比拟的。另一方面，随着明代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深入，大陆对海外的奇货及白银具有强大的购买能力。这就形成了世界经济舞台上强大的供需利益链条，东西方之间巨大的利益落差是推动相互之间经济交流的动力源，实现这个链条的不断往返的运转，就使得商业运作成为世界上最有利可图的行当。
据《澳门经济四百年》所述，博克塞总结了中国货物的价格，（1600年）从澳门运货到果阿，白丝的价格在广州每担是80两，但运到果阿价格就高达200两，利润率150%。在澳门与长崎的贸易中，广州每担白丝80两，但货物运到长崎每担可卖到140至150两，利润高达75%至87%。各种绸缎广州价格每匹1.1至1.4两银子，但运到长崎可卖到2.5至3两银子，利润率高达111%至127%。大黄在广州价格为每担银2.5两，运到长崎每担银5两，利润高达100%至133%[292]。正是这样高额的利润推动了整个澳门城市的商业运作。
以白银为例，万历十三年到十九年（1585—1591年），每年从果阿运进澳门的银子就高达20万两[293]，这些白银大部分是由墨西哥、秘鲁和里斯本运到果阿的。而1585年到1630年，葡萄牙人从长崎输入澳门的银子就高达14899000两，平均每年为1354454两[294]。这无疑为葡萄牙人的商业冒险带来了更丰厚的回报，也大大促进了中国与海外的贸易。
同样，葡萄牙人从海外运进中国的东西一样奇货可居，可以卖到很高的价格。如檀香就是一例，施涅华主教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曾经谈到，檀香在中国是很受重视的，虽然它的一般价格是每担澳门币20元，但有一段时间，当由帝汶岛开往澳门的商船不足时，它在澳门的售价是澳门币150元，这就意味着檀香在中国的利润高达100%至200%，檀香贸易是明末澳门贸易利润额中最高的货物之一[295]。
其他利润相当高的物品，还有各种军需品、水银、火药、军火、丝绸，等等。崇祯十三年（1640年），一位耶稣会士在谈到中国纺织品贸易的利润时说：“所有这些货物是以中国丝货为主，都运到了墨西哥，在那里就地出售，利润非常之大，我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这种买卖更令人致富的贸易。”[296]如在马尼拉，当时广州缎子的卖价是每匹5个比索，但是如果运到秘鲁去卖，就能卖到50个比索，利润率高达900%，在棉布类中，买1000比索的中国棉布较之买5000比索的西班牙亚棉布穿得更实用，这就是中国市场的特点。
据统计，万历八年至十八年（1580—1590年），从澳门运往果阿的生丝为3000多担，价值银24万两；崇祯八年（1635年）达到6000担，价值银48万两。葡萄牙商人就是从贩运这些中国货物中获取高额利润的。在十六七世纪之际葡萄牙商人每年经营澳门至长崎的货物价值达到100万两以上，崇祯十年（1637年）增加到2141468两[297]，以后超过300万两[298]。
另一方面，葡萄牙人把白银贩入澳门，也可以赚取超额利润。万历十三年至十九年（1585—1591年），每年从果阿运进澳门的白银约20万两[299]。这些大量的白银也不是果阿和里斯本所产，而是由银的原产地墨西哥（Mexico）、秘鲁（Peru）向葡萄牙购买大量非洲黑奴的交易中经西班牙港口赛维拉（Seville）和里斯本运往果阿，再转运至澳门的。例如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一位曾经经营东亚贸易达25年之久的马德里（Madrid）商人所说：“葡人自里斯本输往果阿的白银，都全部经由澳门流入中国去了。”[300]由此可见，当时澳门对果阿、里斯本的贸易是处于入超的地位[301]。
另外，美国历史学家艾维四指出：“在十五世纪后期，欧洲和其它各地视为珍贵的亚洲奢侈品，当中多半是中国生产的生丝、丝织品，产于江西景德镇、江苏宜兴及福建德化的精美的瓷器。”[302]这些数量多、质量好、价格便宜的手工业产品和特产品，就为明末澳门的对外贸易提供了丰富的货物资源。特别是生丝和丝织品，更是外国居民一贯艳羡的目标。例如当时西班牙的官僚贵族，为了追求更奢侈的生活和炫耀其身份地位，十分乐意购买价廉物美的中国丝织品及其他商品；而西属殖民地墨西哥以及中美洲地区的黑人和印第安人，无力购买来自西班牙的昂贵的亚麻织品，更欢迎中国棉布及丝织品。因此，中国的商品便在马尼拉、墨西哥、秘鲁以及欧洲各国不断扩大销售市场。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当新大陆的价值还没有完全被发现之前，具有上述丰富商品的中国则被公认为是一个取之不竭的商品宝库[303]。而澳门则是这个商品宝库最好的中转港。
3. 海澄
海澄，原名月港，属福建漳州府，是明隆庆后由于海外贸易发展而繁荣起来的一个新兴商业城市。如前所述，明初与海外各国的朝贡贸易，一直处于明王朝的严格控制之下。福建沿海虽设有泉州市舶司（成化时迁于福州），与琉球等国进行贸易，但因限制太多，远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的需要。故明中叶后，要求开放海禁的呼声越来越高，私造海船通番下海者越来越多。如张燮说：“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304]又何乔远说：“湖海大姓私造舰，岁出诸番市易。”[305]在嘉靖以后，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在《明世宗实录》中，不时提及此事。如嘉靖四年（1525年）八月，浙江巡按御史潘傲上言：“漳、泉等府黠猾军民，私造双桅大舡下海，名为商贩，时出剽劫。”[306]嘉靖十二年（1533年），兵部奏报：“浙、福并海接壤，先年漳民私造双桅大船，值用军器火药，违禁商贩，因而寇劫。”[307]又嘉靖十三年的记载“直隶、闽、浙并海诸郡奸民，往往冒禁入海，越境回易以规利”，其中林昱等有舟50多艘，“其舟所载皆违禁物”[308]。嘉靖十五年（1536年），兵部覆御史白贲条陈备倭事宜中说：“（漳州）龙溪、篙屿等处，地险民犷，素以航海通番为生。其间豪右之家，往往藏匿无赖，私造巨舟，接济器食，相倚为利。”[309]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三月，由朝鲜国王遣人解送回国的福建下海通番商民341人，前后共1000人以上[310]。
这一状况，迫使明王朝在隆庆时不得不除贩夷之律。自此海外贸易有了显著的发展，海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发展起来的。这里原系漳州府龙溪县八九都地方。其地外通海潮，内接淡水，其形如月，故旧名为月港。这里“商人贸迁，多以巨舶兴贩番货，获厚利”[311]，故“人烟辏集”，为闽南著名的大市镇之一。嘉靖时，朱纨曾说：“泉州之安海，漳州之月港，乃闽南之大镇，人货萃聚。”[312]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根据漳州知府唐九德的建议，于此设县，赐名海澄。此后，这里从事海外贸易的人越来越多。正如张燮所说：“大率夷人入市中国，中国而商于夷，未有今日之伙者也。”[313]嘉靖时福建按察司巡视海道副使柯乔在描述月港的繁荣时曾说：“漳州府龙溪县月港地方距府城四十里，负山枕海，民居数万家。方物之珍，家贮户峙。而东连日本，西接暹、球，南通佛郎、彭亨诸国。其民无不曳绣蹑珠者。盖闽南一大都会也。”[314]
月港每年税饷总额，隆庆时为三千两，万历三年时（1575年）为六千两；万历四年（1576年），溢额至万两；万历十一年（1583年），累增至二万有余；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再增至二万九千有奇[315]。即在不到30年的时间，税饷增至原额的9倍以上。可见当时这里海外贸易之发达。可惜的是，月港与腹地的交通极为不便；而当地多山，土地比较贫瘠，可以出洋的货物并不太多；而外来的货物，奢侈品占了不小的比重，明王朝与后来的清王朝又限制很多，因此，没有也不可能长期持续发展下去[316]。
4. 厦门
厦门，在宋代因产嘉禾而出名，称为“嘉禾屿”，是隶属于泉州府同安县的一个海岛。元代，在此设立嘉禾千户所。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太祖朱元璋命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任官。为防御倭寇，周德兴在厦门建城，移永宁卫中、左千户所官兵戍守此地，是为中左所，隶福建都指挥使司，号为“厦门城”[317]。
厦门位于福建第二大江九龙江的江口，为月港的外港，是进出月港贸易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优越。史载：
同安海屿，地大而山高者惟浯洲、嘉禾为最。嘉禾之南，中左之所城也，而洪济为之镇，浯洲东北四巡检之所棋置，而南则金门之所城也，而太武为之镇。嘉禾去邑五十里，一海可通[318]。
厦门因地处泉州府和漳州府交界处，是东南海防之要地，据《鹭江志》记载：
若夫全岛之胜，则天马、美人对峙于西北；鸿渐、覆釜拥于北东；东则金门、烈屿以补其缺；西则文圃、高浦以壮其观；南则太武，雄镇海外，以为之蔽；其东南则青屿、大担其所出纳者也，星罗棋布，无所不备。以故人文蔚起，而财赋不穷，洵泉郡之名区、海疆之要地也[319]。
厦门地理位置优越，是开展海外贸易的优良港口。但由于明代厉行海禁，使得厦门成为海上走私贸易繁盛之地。浯屿为地处厦门南边的岛屿，是海澄、同安的门户。洪武间，周德兴在此设立浯屿水寨，防备倭寇。成化年间，因认为浯屿水寨孤悬海外，孤立无援，官府把水寨移到内港中左所地方，原来的浯屿水寨遂发展成为走私贸易中心。
明末，厦门港的崛起和月港贸易密不可分。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明廷在福建漳州月港设立海澄县，并于隆庆元年（1567年），同意巡抚涂泽民之请，解除“贩夷之律”，漳泉之民“准贩东、西二洋”，部分开放海禁。
月港开放后，允许漳、泉商民出海贸易，通过设置督饷馆，征收税饷、陆饷、加增饷和引税。此一时期，月港的对外贸易空前繁荣。月港位于漳州府城南部，其出海贸易的航道从海澄港口起，沿南港顺流而东，经海门岛，才到九龙江口的圭屿，再经今天的厦门岛出海。由此，位于月港贸易必经之地的厦门，因月港贸易的开禁而逐渐发展起来，史载“其来月港者，多就鹭门宿”[320]。同时，因月港水域面积狭窄，无法停泊过多船只，前来贸易的许多船只都停留在厦门港，这也带动了厦门港的发展。
月港开海后，各地名优货物汇集于此，经由厦门出口到海外各地，其中最主要的当为丝绸与瓷器。厦门出口的丝绸主要来自江浙地区。当时由厦门出口到菲律宾的丝绸不仅种类众多，而且质量上乘。据1596—1598年任马尼拉总督的摩加（Antonio de Morge）列举出来的有：“成捆的生丝、两股的精丝和其他粗丝；绕成一束的优质白丝和各种色丝；大量的天鹅绒，有素色的、有绣着各种人物的、有带颜色的和时髦的，还有用金线刺绣的；织上各种颜色、各种各样的金、银丝的呢绒和花缎；大量绕成束的金、银线；锦缎、缎子、塔夫绸和其他各种颜色的布”[321]。中国的丝绸赢得了很高的赞赏：“在中国人带来的所有丝织品中，没有任何东西可比之更白，雪没有它白，在欧洲没有任何丝织品可比得上它。”[322]中国丝绸大量进入拉美市场，对西班牙的丝织业生产带来巨大冲击，西班牙王室甚至不得不掀起限制进口中国丝绸的运动。
瓷器也是厦门出口的大宗产品，这些瓷器大都来自周边的泉州、安溪等地，都是质量较差的日用瓷器，如茶杯、盘子、瓷碗等类，主要是销往欧洲各地。162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霍兰迪亚”号商船从巴达维亚航行到阿姆斯特丹，其中运载的瓷器量非常大：盘子、瓷碗之类共9790件，价值2225荷兰盾。荷兰东印度公司还派船到厦门购买瓷器。1626年，“希达姆”号从巴达维亚航向到阿姆斯特丹，其运载瓷器12814件，价值1645荷兰盾[323]。由此可见，当时厦门瓷器贸易量之大。
晚明来到中国的西班牙人描述云“（中左所）是一个有3000户人家的市镇”，对厦门港的贸易情况则说道：“那个港口是壮观的，除了大到能容纳大量的船外，它很安全，清洁而且水深，它从入口处分为三股海湾，每股海湾都有很多船扬帆游弋，看来令人惊奇，因为船多到数不清。”[324]据明人何乔远言：
嘉禾为屿，山断而海之为襟带。自国初以来，徙丁壮，实民籍，长子育孙，今而冠带郡右，往往辈出，生齿若一县。其地上硗下卤，率不可田，即田不足食民三之一；则土人出船贸粟海上，下至广，上及浙，盖船以三百余[325]。
综上可见，至明末，厦门因月港贸易的带动，已逐渐发展为重要的贸易港口城市。但是，其贸易量还不及漳州月港。
月港的地理位置不如厦门优良。月港是内河港口，其附近港道曲折且水位较浅，吃水深的大船想进入月港，必须用小船拖拽，运输货物极为不便。厦门港自然条件较月港为优，其外港最深水深达34米，港埠所在地一般水深为9米，水面面积宽阔，能停靠众多大船；内港水深自7米至25米不等，最深处达40多米，港内风力不大，不淤积，水域面积大，是优良港口。时人鉴于月港不利大船停泊，主张将开海港口由海澄移往厦门。何乔远言：“愚见以当请于朝，将海澄之税移在中左所，而我以海防官管之。外则使芝龙发兵巡逻，私贩之人，治以重罪，彼素知其窟穴而习夫风涛，必不至漏网，而昔日海澄之饷，今在中左。”[326]随着泥沙淤积、航道淤塞，月港港口逐渐向外海迁移，终被厦门取代。至清康熙二年（1663年），清廷在厦门设立闽海关，正式取代月港的海外贸易地位。
此外，明末清初厦门港的发展和崛起与郑芝龙、郑成功为首的郑氏家族的经营也密不可分。郑芝龙为泉州南安县人，早年在澳门谋生，为东南沿海海寇头目。天启六年（1626年），郑芝龙在厦门扩充队伍，并在东南沿海劫掠商船、收取“报水”。同年，福建水师卢毓英率部攻打郑芝龙，兵败。郑芝龙遂攻占中左所，随后劫掠广东沿海。崇祯元年（1628年），郑芝龙在厦门接受明朝招抚，被授为福建海防游击，据《崇祯长编》载：
崇祯元年六月壬子（二十三日）。初，海寇郑芝龙先从海贼颜枢泉，枢泉死，遂有其众。天启末，乘闽饥，益招致多人，攻广东海丰嵌头村，既得而复弃之，仍入闽中左所。然而不杀不焚，颇有悔罪之意。兴泉道邓良知因遣其乡人李瑞、陈凝、陈瑶往抚之。又命芝龙母舅黄梦龙剖析利害。芝龙遂于正月十八日就中左所受抚，余众渐行解散。[327]
郑芝龙接受招抚后，大力打击其他海寇商人。史载：“闽贼李魁奇扬言就抚，而聚兵造船，肆毒无已，由闽及粤，其祸蔓延。福建抚彝守备郑芝龙亲督标兵并新抚船只在中左港合攻，魁奇就擒，其党斩溺无算，海氛肃清。”[328]郑芝龙率兵击败荷兰殖民者对东南沿海的骚扰。同时，利用其海上力量，通过给商人颁发贸易许可证的方式，垄断海外贸易，获取大笔收入，如记“自就抚后，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舶税三千金，岁入千万计，尤以此居奇为大贾”[329]。
郑芝龙还积极派船到海外进行贸易，获取巨额利润。如1641年，派6艘船到日本贸易，所载生丝一项就有30720斤、丝织品90920匹，相当于当年到达日本的其他中国船载运的生丝总量的三分之一，丝织品总量的三分之二[330]。1642年，荷兰人说“中国人本年自中国输出丝织品及其他价值黄金45吨以上的货品，已出现于卡罗乌拉市场，其中三分之二以上为一官及其盟党所有”[331]，可见当时郑芝龙的富裕程度。
1646年，郑芝龙降清后，其子郑成功利用其留下的资财，在厦门起兵反清。1655年，郑成功将厦门改为“思明州”。1661年，郑成功在台湾去世后，郑经继位。至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厦门作为抗清基地维持30余年。在郑氏家族占据厦门的时期，郑氏积极经营厦门，从而促进了厦门的城市发展。郑氏家族以厦门为基地，掌握了一支庞大的船队发展对外贸易，如在杭州及其附近设立金、木、水、火、土陆五商，在厦门设立仁、义、礼、智、信海五商[332]，分工合作，努力经营，促进厦门海外贸易发展及城市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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