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建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并调整了对手工业、商业和商人的政策，以缓解社会矛盾。这样，商品经济获得了比先前较为开明和宽松的发展环境，明代的商贸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松窗梦语》言：“夫利者，人情所同欲也。同欲而共趋之，如众流赴壑，来往相续，日夜不休”[118]。正是由于这些人追逐利润的活动，才有山东牟丘之铁器散遍奉天、直隶、山西、河南及江南数省。福建的大量商品运往“吴越”：“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桔，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之小关，下吴越如流水。”[119]江南棉花纺织，仰给于山东、河南；广东蚕丝原料，求取于湖州；江宁毛纺织业，因陕西供应羊毛而发达。《嘉定县志》中记述其织造的棉布，颇为自豪地说：“商贾贩鬻，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其用至广，而利亦至饶。”[120]
明代农业作物和手工业产品的商品化，以及商贾流通贸易的较高程度发展，无疑会刺激和影响城市面貌的改观[121]。高墙市门、鼓钲启关的严格控制，自北宋以降已有改变。墙围门禁制度的撤除，使城市门面铺席，作坊市肆随着兴旺的房屋租赁业日渐获得扩散。一方面是商业网点渗入街坊，在一些较大城市中形成一个个日常生产、生活用品销售的商业区；另一方面则形成像南京夫子庙、苏州玄妙观、上海城隍庙、北京土地庙那样的庙集。各地庙市大同小异，都是定期或不定期的物资交流的初级市场，平地张幕，画界成巷，炫采居奇，百货备悉，给人们推销产品和购买日用品带来不少方便。明中叶以降，城市更为繁华，北京城隍庙集市，由庙东“直摆到刑部街上来卖”[122]。杭州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无虚空之屋，无一家不买卖者。万历年间的临清城，布店就有73家，缎庄有33家。苏州“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123]。同一行业又有众多专业性商店，“南京罗缎铺、苏杭罗缎铺、潞州绸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居之”[124]。
全国范围的商品流通量增加和市场的扩大，不仅表现在原有城区的扩张及街坊的延伸，商业网的拓展与坐商数量的增长，而且还表现在新兴市镇的崛起。在坐贾发达和交通要冲地带，一些集市出现了简易的建筑和设施，有的地方逐渐发展成固定摊位、店铺，甚至街市；有的地方出现一种地区突破性的商业集镇。总之，明中叶以长江往北，沿运河一线及北京、山西等地；往南如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发展较快。最明显且具典型性的，又莫过长江三角洲一带。成弘年间的黎里镇，已为“居民千百家，百货并集，无异城市”的巨镇，以后“居民更二三倍焉”[125]，还在发展。
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而城市经济的繁荣则吸纳了大量的非农业人口，促使城市及其手工业、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劳务市场，时间一长，也使进入流通领域的产品种类和数量增加，商品经济使整个社会，特别是城市社会，呈现出相当的活力。
城市经济发达，也吸引了蛰居乡间无所事事而又富裕的地主，他们纷纷迁居城市，过起城里人生活。他们与一些退职官僚一样，在乡有田庄，使用庄头雇工从事粮食或其他经济作物生产，为市场提供农产品以谋取利润。周之夔说：“其田主及有力家城居者，仓廒既设外乡，或设他县，每年不过计家口所食谷几何，量运入城，余尽就庄所变粜。”[126]四川新都姓杨的乡宦，其外庄之一就是一个经济作物基地：“满地种着红花（中药材），广衍有一千余亩。每年卖那红花，有八九百两出息。”[127]另有一些为逃避赋役的巨姓也举家向各地城市迁徙，如《海阳纪略》中记载的休宁大族，“挚家藏匿各省，如上元、淮安、维杨、松江，浙江杭州、绍兴，江西饶州、浒湾等处”。
脱离土地束缚，外出谋生的人越来越多，除因为赋徭严重外，也是商品经济发展、城乡差别所造成的结果。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进入经商从贾行列。一部分投身于显贵富豪之家，导致明代蓄奴之风大盛。从奴仆、仆从、奴、奴蟀、蟀仆、仆者、仆人、家人、家奴、家童、童仆、佣书、厮养、义孙、小奚、小厮、小郎、养娘、丫鬟、丫头、女使、侍儿、侍婶、婆娘、管家婆、门公、园公等称呼可见，当时社会使用奴仆相当普遍，且其社会地位相当低下。明代法律尽管承认他们是人，而事实上进入主家后即是主人的财产和工具。他们以卑幼者身份进入主人家中，以主子为“爹”“娘”，须无条件供其役使。除充任家庭杂役外，还有使用于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奴仆中之层次，因工作位置、主人亲近信任程度、担负任务不同而有差异，生活待遇也有区别。除势要豪奴成为主人的爪牙帮凶有所蜕变外，一般都没有自己的独立经济地位，是被压迫、被奴役者。
商品经济发达的地方，人们的法律意识要比闭塞的地方较高，这便是史载中的“健讼”。打官司多了，讼师职业在城市中也旺盛起来。他们精通法律，筹计一事，指天画地，势若悬河建瓴，生死阴阳，诪张为幻，百出不穷，往往都是衣冠子弟为之：“最高者名曰‘状元’，最低者曰‘大麦’”，高者藉此“获厚利，成家业”，一般的亦能丰衣足食，“从无有落莫饥饿死者”[128]。此外，城市还聚集着一批市侩帮闲。
明代的手工业者地位不断得到改善，人身也逐渐解放。从住坐与轮班至景泰间延长轮班期，又于成化间改“纳银折代”，嘉靖时废轮班制度，规定一律纳“班匠银”，而官办工场采用雇佣制法，都大大促进了手工技术的发展与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同时亦利于作坊的发展。《松窗梦语》中张瀚所说“毅庵祖，家道中微，以酤酒为业”，后于成化末年购机一张，获利“增至二十余”张而致“家业大饶”[129]；《醒世恒言》中为人引论的嘉靖间盛泽镇机户的发家，都是这一时代的产物。(www.xing528.com)
与手工业商品生产相呼应的，是商贾在城市经济中的活跃。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估计，明万历年间仅徽商的资本总额就有三千万两，年利在九百万两左右。沈思孝《晋录》称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如新安黄钟，数十年便聚敛了家财巨万。《金瓶梅》虽以宋代人物为名，写的却是道地的明代市民生活，西门庆可算是当时富商的一个典型。[130]
明代商品经济的活跃，拓宽了明人的眼界，也改变了城市生活方式。正德《建昌府志》载：“天顺、景泰前，男子窄檐高帽，衣腰中裾幅周身，袖曲肱而已；妇女平髻，衫制古朴，婚会以长衣。成化间男帽已有莲子帽、桃尖帽、平顶帽多种，宽衣大袖，或腰及于膝，或近于胸，咸非中制。近时稍稍复古，而侈妇饰僭拟妃嫔娼优，隶卒之妇，亦有黄金横带者，俗之敝也，斯为甚。”[131]丰富的生活用品，华贵的奢侈品，众多的游乐场所，在城市中争奇斗艳。只要有钱，衣食住行都可改观，“百物皆仰给于贸居”[132]，明人对商品市场的依赖性日见加强。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刺激了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也激发了时人观念的更新[133]。
嘉靖前期有论及扬州市民社会的生活方式时，就指出“扬俗尚侈，蠹之自商始”[134]。扬州奢风之烈，乃其地沃饶而近盐故。盐商麇集，暴富后心态失衡，竞以崇奉奢丽发泄。凡婚嫁丧葬，居处饮食，衣服舆马，挥霍动辄数十万金，另又交结名人雅士，刊刻收藏书画古器，附庸风雅，积习成风。邓之诚指出，明人的高消费时尚，又随着这些商贾的行踪“传之京师及四方，成为风俗”[135]。不管怎样，商品经济的发展，确实影响到明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对当时人的思想、道德、经营、消费等诸多方面所造成的躁动与变异，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16世纪在商业发展的巨大推动下，社会发生剧变，为传统文人轻视的富商，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可以买到功名和官职。明代施行的捐纳制度，“凡文武迁擢，不论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136]，使明人从经商致富、蓄资致仕的通途中展望美好前景。如明代思想家何心隐肯定了商人的地位，突破了传统社会的四民观念和职业分层，将“商”的地位提升于“农”“工”之上，如他所言：“商贾大于农、工，士大于商贾，圣贤大于士。”他并且认为每个人有权利去获取更高的社会地位，“农、工之超而为商贾，商贾之超而为士，人超之矣，人为之矣”[137]。
繁荣的城市经济确实丰富了明人的物质生活，拥资则富屋宅，买爵则胜舆服。明人心理都崇尚富侈为荣，追求潮流。如：“隆万以来……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厨几棹，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138]。
社会风尚的变化不仅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发达的江南等地区，其他地区也不例外。如山西洪洞县在16世纪发生了以“风醇俗厚”到“风靡朴敞”的变化。人们服饰从“老幼多服布衣”，变为士吏共戴忠靖冠、贵贱不分，悉服麟凤绣补妆花锦服，“珠翠金宝”“五梁金髻”通衢遍戴[139]。明人在衣食住行中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定式，宣泄着自己的七情六欲，去追寻人生的乐趣，“习俗移人，贤者不免”[140]，显示出有明一代市民的人心价值取向。人们的消费观念和价值取向影响到人们的相互交往。明代中后期传统的等级森严、尊卑分明的社会被撕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人们在日常生活的待人接物出现了一些不同以往的新趋向[141]。社会上货币关系的迅速膨胀，使社会风貌产生了很大的变异，读书人放下架子去经商，也愿娶工匠的女儿做老婆；商人要选读书人做女婿，婚嫁之家惟论财势，“有起自奴隶，骤得富贵，无不结姻高门，缔眷华胄者”[142]，也有“细民连姻宗贵，转相仿效”者[143]。蔚然成风的风气再也难以逆转了。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到，明代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明代城市的繁荣，同时也使明人观念发生改变，社会风俗发生变迁。这种崇尚奢侈之风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对中国社会步入近代文明的价值重构具有先期导向作用[144]。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