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的货币化，使明朝的商业资本趋于活跃。手中握有大量白银的商人，可以进行全国性的商业活动，这在徽商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各地。此外，还有粤商、闽商、吴越商等商业资本集团，组成商帮，进行大宗的商品贩卖，使明后期的商业资本显得异常活跃。而且，外国商人来华经商者迅速增加，“凡山海宝藏，非中国所有，而远方异域之人，不避间关险阻，而鳞次辐辏，以故畜聚为天下饶”[109]。
白银的大量流入是以商品的大量输出为前提的，必然刺激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出口商品而得到大量的日本、美洲白银，这明显影响了16世纪后期明代社会一些经济部门的增长。丝织品一直是主要的输出商品，所以丝织业在东南地区发展得最快，万历时张瀚曾说：“余尝总揽市利，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纻，而三吴为最。”[110]在关于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材料中，苏州的丝织业最为典型，这与海外贸易的需要是密切相关的。正如全汉昇所说：“中国的丝绸工业具有长期发展的历史，技术比较进步，成本比较低廉，产量比较丰富，所以中国产品能够远渡太平洋，在西属美洲市场上大量廉价出售，连原来独霸该地市场的西班牙丝织品也大受威胁。由此可知，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成功以前，中国工业的发展，就其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竞争力来说，显然曾经有过一页光荣的历史。中国蚕丝生产普遍于各地，而以江苏和浙江之间的太湖区域最为重要……海外市场对中国丝与丝绸需求非常大，因而刺激这个地区蚕丝生产事业的发展，使人民就业机会与货币所得大量增加，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111]
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也认为，有关经济作物、手工业和贸易增长的基本情况，最值得注意的是临近上海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棉纺织业和丝织业的发展。这两个主要手工业部门和水稻及其他经济作物的发展，创造了明代时期最发达的地区经济。长江中下游的安徽、江西、湖北，尤其是湖南和四川等省份出产的稻米顺流而下运往这个地区，供应当地居民。由于市场的扩展把越来越多的地方联系起来，这些省份的部分地区也开始种植经济作物和发展相关的手工业，如棉花、靛青、药材、陶瓷和纸张。岭南地区，尤其是广东和广西以及福建，呈现了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外贸，尤其是换取白银的丝绸和瓷器出口刺激了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112]。
白银货币化的刺激作用及其引起的经济扩张在南方尤为显著，“白银流回中国（作为出口的回报）。……到1600年，这种贸易造成每年大约有20万公斤的白银流入从宁波到广州的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对丝绸的旺盛需求诱发了土地使用方式的重大变化”[113]。弗兰克引用其他学者的研究说明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土地使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农民回应国外对棉花的需求而将原来的稻田改种甘蔗或桑树，以此来换取华中和华北的棉花；二是外界对丝绸的需求引发了大规模的拓植垦荒活动[114]。
明朝后期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都已卷入商品经济之中，主要是农村家庭副业和农产品的商品化。特别是“一条鞭法”的实行，田赋和力役折银征收后，农民必须出卖更多的产品以换取银两。这就大大加速了农业商品化的进程。如江南的无为州，因地接近芜湖，据有长江水路交通之便，所以该地农产品的加工和手工业就迅速发展起来，而且商品种类也增加很快。据乾隆《无为州志》记载：(www.xing528.com)
明志云：白土线，郡所出也，畜养缫绎去淛与甚。木棉山乡种艺颇多，民贫不暇自谋，率货之外商。苎麻园种亦夥。红蓝、青蓝、白蜡、黄蜡及白蜜诸品，时亦有焉。酒则有蜜淋离、秋露白豆酒、蜡酒，廛井浊醪常飧耳。以豆作乳，柔适胜他境。顷来邻江居山三民，类能榨造油、纸，油以芝麻、桖、菜籽为之，纸用楮皮，瘠土为劳，岂直免游食云乎哉。
按州境民家虽工蚕桑，不为专业，地颇产棉，而南乡善纺织，其布较他郡为佳。种麻者少，市所鬻者多自江来，麦秋时菜子广有，沿江州地所产尤多，油坊亦夥，贩榨饼行丹阳者，颇获利焉。棉料纸张，造自北李家衖者，颇堪适用。[115]
在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中，江南地区的平原和山区以及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农民，都种植经济作物、水果等。如广州周围各县的农民多种植荔枝、龙眼、茶、橄榄等，供广州市民消费。长江三角洲的太仓、松江一带，农民普遍种植棉花，给本地纺织业提供原料。在闽、浙、赣、粤、湘、皖南山区，出现了许多种植染料的农户。如江西西南部山区的“蓝户”，“万羊山跨连湖广、福建、广东之地……各省亦常流聚其间，皆以种蓝为业”[116]。福建永福山区的“菁客”，“则漳、泉、延、汀之民，种菁种蔗，伐山采木，其利乃倍于田，久之穷冈邃谷，无非客民”[117]。
总之，海上丝绸之路对明代商品货币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直接影响了自明中叶至今五六百年的历史，这种联系既潜移默化，又无处不在，深刻地影响了明代以来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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