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史：白银资本流入中国

从朝贡贸易体制及私人贸易的角度来看白银资本的流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方面，朝贡贸易体制中流入的白银数，官方都存有记录且更为详尽具体。考察明代朝贡贸易体制，可以更清楚地探索明代前中期外来白银的使用，探讨在白银本位制未实现的前提下朝贡贸易的作用；另一方面，私人贸易导致的白银大量流入，虽然没有详尽记录且数量庞杂，但对于整体社会经济运行是有巨大冲击的。以私人贸易作为切入点，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明代社会白银资本的运行轨迹，探索白银在明代中叶以来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

日本是明代白银的最初和主要来源，日本白银比较丰富而其他物产贫乏，对中国商品的依赖性很大，“盖日本所需丝、棉、药物、器用之类，悉皆仰给中国，不能缺者”^[89]。而且“大抵日本所需，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磁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棉布，尤为彼国所重。”^[90]因此，明初时，日本来中国朝贡的积极性非常之高，各大名争先恐后，以致后来发生了影响重大的“争贡之役”。而在这种朝贡或勘合贸易中，就有一定数量的白银流入中国。明代前期，朝贡贸易是当时海外贸易的通道，至明代中后期已远不能满足国内对白银的需求。成化、弘治年间，东南沿海地区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已经冲破朝贡贸易和海禁的藩篱，以迅猛之势发展起来。在福建漳州，“饶有心计者，视波涛为阡陌，视帆樯为耒耜。盖富家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91]。在广东潮州，“居积最者惟绸绢，往往杂以造丝，又稀薄不可衣，而几黠民以此昂其价于诸番”^[92]。在浙江舟山，每年盛夏以后，“大舶数百艘，乘风挂帆，蔽大洋而下，而台、温、汀、漳诸处海贾往往相追逐”^[93]。私人海外贸易将中国的丝绸、瓷器、棉布等商品运销海外，开拓了海外市场，而海外的白银则成为人们冒死蹈海的原动力，它激发了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勃兴。

隆庆以后，白银的大量流入是明代后期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现象。这些白银大多来自马尼拉和日本，一部分经由中国海商运回，还有一部分是通过葡人和西班牙人的国际贸易航线辗转流入。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势必对晚明时期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如一条鞭法的实行，货币白银化，东南沿海城市的繁荣、专业城镇的兴起等^[94]。

流入中国的白银主要来自马尼拉和长崎两地。自正德以后，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人陆续来到中国沿海，并占领了一些殖民地。澳门和吕宋成了葡、西两国开展与中国贸易的基地。两国都急于得到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物品。葡、西两国除了少量的毛织品、玻璃、枪炮以外，别的没有多少物品可与中国交换，只好用白银采买。

吕宋距中国较近，往来方便，吕宋岛上的商业中心马尼拉就成了中外海商进行大宗交易的主要场所。因中国商船回航无货可载，所以中国海关只有向他们征收银子，称为“加增饷”。西班牙很早就占领了墨西哥和秘鲁等地，那里盛产白银，这使得西班牙人可以用白银购买中国物品。(www.xing528.com)

美洲的白银经过数条路线运往马尼拉，再由马尼拉流入中国。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从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尔科起航，横渡太平洋抵达菲律宾群岛。在这里，用白银换取中国的丝、瓷等物品，再将这些物品运往美洲，时称“大帆船贸易”。它实际上就是用中国物品换取美洲白银的贸易。1586年，有人自马尼拉写信向西班牙国内报告：“此处有大量白银及银货交换中国物品，此项银及银货，除一小部分残留本岛外，其余大部分，均由华人运回中国。”^[95]1602年，西班牙驻墨西哥殖民当局向马德里报告：“每年从阿卡普尔科运往马尼拉的白银总计有500万比索，1597年高达1200万比索。”另一个人甚至说：“中国皇帝能够用从秘鲁运来的银条建一座宫殿。”^[96]有人统计，从隆庆五年（1571年）到崇祯十七（1644年）年，从马尼拉输入中国的白银总共约有5300万比索^[97]。与西方人的记载相比，这个数字显然偏低。

另一个主要来源是日本。日本对中国商品的依赖性很大，明廷虽然禁止商人去日本交易，但由于去日本利润高，“贩日之利，倍于吕宋”，所以违禁去日的商人依然很多，有的就长期在日本住了下来。天启年间，一个福建巡抚说：“闻闽、粤、三吴之人，住于倭岛者不知几千百家，与倭婚媾，长子孙……”^[98]日本在与中国交易时，也主要使用白银来买中国货。当时，日本的石见、秋田、佐渡等矿山都盛产白银，其主要流向是中国。在此过程中，葡萄牙人和荷兰人起了很重要的中介作用。他们从长崎把白银运往澳门等地，再将换得的中国商品运往长崎，往来贩运，获利甚丰。研究这个问题的日本权威学者笃小火田认为，“在十七世纪初，由日本人、中国人、葡萄牙人以及荷兰人的船只，从日本载运出口的白银每年可达150000到187500公斤。……最终还是流到中国大陆”^[99]。这个数字似乎太惊人了。照此计算，仅在明王朝进入17世纪的40余年间，至少应有2亿两白银从日本流入中国。这个数字看来偏高。另据侯镜如先生统计，从1601年到1647年间，从日本输出的白银约7480万两，绝大部分是流向中国大陆^[100]。从有关文献来看，这个数字比较接近实际。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梁方仲先生估算，“由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合计各国输入中国的银元由于贸易关系的至少远超过一万万元以上”^[101]。一般说来，l元折银7钱2分。从有关资料综合估算，在隆庆开放后的七八十年间。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的白银大约1亿两。这可能还是一个保守的估计。

与明王朝的白银赋入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个数字是相当巨大的。据《明史》载，在嘉靖时，“天下财赋，岁入太仓库者二百万两有奇”。有的年份则少得多，例如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岁入太仓者仅七万”。万历时，由于张居正当国，整顿赋役，故赋入大增。“万历六年，太仓岁入凡四百五十余万两。”这是最多的一年。万历时一般岁入白银400万两左右。显而易见，明后期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大增，对中国社会经济不能不产生重大影响^[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