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冶金生产主要是金、银、铜、铁、锡、铅、锌等，产量和规模都比宋元时期有较大的增长。此外，还有白铜、硃砂、水银等产品，以云南、贵州为最多，大小厂矿百余处。明代冶铁生产比元代有很大的发展。元代天历元年（1328年）铁岁课数规定：江浙、江西、湖广、河南、陕西、云南六省共八十八万四千五百斤[78]。明代全国的铁矿产地达到246个州县。明初规定湖广、四川、广东、河南、北平、浙江、江西、陕西、山西、山东、福建等十一省各处炉冶铁一千八百四十七万五千斤[79]。这超过了我国历史上以往任何一代的最高水平，可见明代前期冶铁的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
冶铁的规模也在不断地扩大，据《明史》记载：“铁冶所，洪武六年置。江西进贤、新喻、分宜，湖广兴国、黄梅，山东莱芜，广东阳山，陕西巩昌，山西吉州二，太原、泽、潞各一，凡十三所。”[80]以后又增设长沙、茶陵铁冶所一处。永乐时，四川的龙州，湖广的武昌，北直隶的遵化，辽东的三万卫皆设立铁冶所，铁矿的开采及冶炼遍及全国各地。由于技术的改进，生产效率有所提高，如明代遵化铁厂，正德四年（1509年）与正德六年（1511年），虽大鉴炉减少一半，但铁产量不减。
明清采矿、冶铁的迅速发展为铁器制造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诸炉之铁冶既成，皆输佛山之埠”。以铁器业生产著名的广州府佛山镇，发展成为全国有名的铸铁中心，尤以铸锅业、炒铁业、制铁线业、制铁钉业和制针业等著称。“故凡佛山之镬贵坚也，石湾之镬贱脆也。鬻于江楚之间人能辨之。”[81]佛山铁锅驰名全国各地，而且大批地远销国外，是广州出口货物中的主要商品之一。天启二年（1622年），佛山已有铁锅行、铁灶行、炒铁行、铁锁行、农具行、杂品行、铁钉行等“炒铸七行”，其铸铁质量和工艺水平居全国之首。
明代的采矿技术，主要是沿用以锤敲击的方法。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也有一定的改进，创造了烧爆法等新技术。《菽园杂记》记载：“旧取矿携尖铁及铁鎚，……今不用鎚尖，惟烧爆得矿。”[82]从用铁锤一点一点敲击，改用烧爆，在技术上是一个进步。至于烧爆法的内容，尚待进一步研究。据调查，河南西部明清金矿矿洞至今残留着火烧矿体的痕迹，是用“火烧水漓法”开采的，即先用火局部烤热矿床，随后以冷水淋石，利用矿石激烈的热胀冷缩的体积变化，使矿石爆裂。这种采矿方法可能就是上面所说的烧爆法。河北省《唐县志》记载：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采矿时“或用火爆石裂”使“山灵震列”，“鸟惊兽骇，若蹈汤火”[83]。这表明当时采矿可能已用火药爆破。(www.xing528.com)
在冶铁技术上，把冶炼用的简单木风煽改成活塞式的木风箱。比欧洲18世纪后期才发明的活塞式鼓风器早一个多世纪。这种木制风箱利用活塞的推动和空气压力自动开闭活门，产生比较连续的压缩空气，从而提高了风压和风量，强化了冶炼。明代已用焦炭作为冶铁的燃料。据《物理小识》记载：“煤则各处产之，臭者烧熔而闭之成石，再凿而入炉曰礁，可五日不绝火，煎矿煮石，殊为省力。”[84]这里所说的“礁”，就是焦炭，“臭”煤是指含挥发物较多的炼焦煤。在密闭的条件下把“臭”煤“烧熔”成坚硬的“礁”，用来炼铁，效果很好。另一记载：“北京诸山多石炭，俗称水火炭，可和水而烧之也，……或炼焦炭备冶铸之用。”[85]这些史料说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已经掌握了炼焦技术，并用于冶铁。焦炭的透气性和燃烧性能比煤好，更适宜于冶炼，进一步提高了冶铁的产量和质量。
鼓风设备的改进，焦炭的使用，都使炉温得以提高，产量有较大的增长。遵化的明代大鉴炉，高一丈二尺，一炉可容矿砂二千多斤[86]。河北省武安县发掘的明代土高炉，高一丈九尺，内径七尺，外径十尺。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记述的和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里记载的高炉炉高均为一丈七八尺。这些都表明炼铁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
铁器制造技术的进步，和其他手工业领域的发展是有着分不开联系的。明代以来的铁器制造业，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一方面，铁器制造技术的进步，给内销、出口铁制品制造提供原料，促进了社会上铁器贸易的繁荣，更是出现了以铁器制造为核心的商业市镇——佛山镇，足以证明其规模之大和影响之广；另一方面，铁器制造技术的进步，为其他手工业领域的技术改良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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