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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新作物品种引进与推广|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史

时间:2023-10-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6世纪以来,约二十余种美洲作物传入中国,其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这一时期番薯、玉米、花生、烟草等农作物的引进。[24]指出万历二十二、二十三年间,番薯在温陵(今泉州)发挥了救荒作用,因此受到重视,同时在福建巡抚金学曾及闽人陈振龙家族的推广下,逐渐被闽地人民接受。玉米相较于稻、麦等粮食作物来说,对土地的要求不高,更能够适应山地等复杂地形的生长,也不需消耗大量的人力对土地进行额外耕耘。

外来新作物品种引进与推广|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史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航路的开辟与商贸的繁荣,不同地区之间作物的交流愈加频繁,全球的农业景观也随之发生了改变。16世纪以来,约二十余种美洲作物传入中国,其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这一时期番薯、玉米、花生、烟草等农作物的引进。这些作物都原产于美洲,随着海上商贸航线传至东南亚各国,并进而传入我国,逐渐成为我国广泛栽培的重要作物,对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番薯

番薯,一般称为甘薯,又称为红薯、红苕、地瓜、朱薯、金薯等,薯蓣科植物,原产地是墨西哥和哥伦比亚,1492年新大陆发现后,逐渐向外传播到欧洲和东南亚诸国。据杨宝霖先生的研究,最早将番薯引进中国的是广东东莞人陈益[19]。明万历十年(1582年),陈益自安南带回番薯种,在其家乡虎门的小捷村(今梁屋)一带种植成功。《东莞县志》载:“壬午(万历十年)夏,乃抵家焉。……初,公至自安南也,以薯非等闲物,栽种花坞,冤白日,实已蕃滋,掘啖益美,念来自酋,因名‘番薯’云。嗣是种播天南,佐粮食,人无阻饥。”[20]另外,广东吴川人林怀兰也自交趾携带番薯回家乡种植,据光绪电白县志》记载:“相传番薯出交趾,国人严禁,以种入中国者罪死。吴川人林怀兰善医,薄游交州,医其关将有效,因荐医国王之女,病亦良已。一日,赐食熟番薯。林求生者,怀半截而出,亟辞归中国。过关,为关将所诘,林以实对,且求私纵焉。关将曰:今日之事,我食君禄,纵之,不忠;然感先生之德,背之不义。遂赴水死。林乃归,种遍于粤。”[21]但具体时间不明,后人推测大约在明万历年间。

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则是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从吕宋携薯藤回闽,其子陈经纶在“本屋后纱帽池边隙地试种,甫及四月,启土开掘,子母钩连,大者如臂,小者如拳”。成熟后,陈经纶将番薯献于时任福建巡抚的金学曾。金学曾大力推广,并撰《海外新传七则》为之介绍,番薯种植遂遍闽中[22]。据周亮工《闽小记》记载:“万历中,闽人得之外国,……初种于漳郡,渐至泉州,渐至莆。”

番薯之所以能广泛传播,主要是它自身的优良特性,对番薯的特性总结最为详细的就是明代知名农学徐光启。徐光启在其《农政全书》中提到番薯有“甘薯十三胜”,即“一亩数十石”,“色白味甘”,“益人”,“遍地传生”,“风雨不侵”,“凶岁不灾”,“可充笾实”,“酿酒”,“可做饼饵”,“生熟可食”,“用地少而利多”,“无妨农工”,“虫蝗不食”[23]。正是因为番薯的不择地而生、存活率高、产量高、抗虫抗灾、加工应用广泛的特性,使之得到推广种植。

番薯传入后,由于优点众多,经过各界的大力推广,逐渐由沿海地区传入内地,并推广到全国。据苏琰所撰《朱蓣疏》所载:“甲午、乙未间,温陵饥,他谷皆贵,惟蓣独稔,乡民活于蓣者十之七八。”[24]指出万历二十二、二十三年间,番薯在温陵(今泉州)发挥了救荒作用,因此受到重视,同时在福建巡抚金学曾及闽人陈振龙家族的推广下,逐渐被闽地人民接受。从《农政全书》中可知,这一时期的番薯还未推广到北方地区,“或问:‘薯本南产,而子言可以移植,不知京师南北,以及诸边,皆可种之以助人食,无令军民枵腹否?’余遽应之曰:‘可也。’……今北方种薯,未若闽广者……”[25]由此可见,明代番薯的种植还主要是在闽广地区。直到清代,乾隆帝在位时对番薯进行全国范围的普及,番薯得以广泛传播。番薯在南方,特别是福建和广东,已成为一种极为重要的粮食作物。雍正时闽浙总督高其倬说:“福建自来人稠地狭,福、兴、泉、漳四府,本地所出之米,俱不敷民食……再各府乡僻之处,民人多食薯蓣,竟以之充数月之粮。”[26]

2. 玉米

玉米,学名玉蜀黍,又名包谷、苞米、包粟、包芦等,原产于美洲墨西哥、秘鲁、智利等地。关于玉米引入中国的时间,缺乏具体的记载,一般认为是经由多渠道、多途径传入中国。大约是16世纪中叶左右分别从西北、西南和东南三条渠道传入,这三条途径分别如下:①西北陆路:西班牙到麦加,由麦加经中亚细亚的陆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西北地区;②西南陆路:欧洲传入印度、缅甸,再到我国西南地区;③东南海路:欧洲传入东南亚,经中国商人葡萄牙人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27]

玉米在国内的传播可以分成两个时期,明代中叶到明代后期是开始发展时期。嘉靖后期到万历初年,已有河南《襄城县志》《巩县志》《温县志》等方志中有对于玉米的记载。明中叶后,甘肃、山东、陕西等地区同样有对玉米的记录,由此可见玉米传播的广泛。到晚明更是广见于史籍,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就有对于玉米性状及功用的描述;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也有对玉米的较详细提及。这说明玉米在明代后期,其作物习性特征已被时人认识,并逐渐本地化为栽培粮食作物,更是引起中国本土植物学家、农学家的关注。到清代前期,玉米分布更为广泛,全国各省州县多已种植,多见于史籍,并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来源。

玉米能成为重要的粮食作物是和其特点分不开的,总的来说,主要有如下四点:对土壤需求不高、产量高、营养价值高、用途广泛。这四点特性恰好适应了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的状况——土地的缺乏必须开辟山区、海路贸易刺激经济作物发展导致粮食供应不足、人口几何式上升致人多地少、专业化生产各方面需求旺盛。玉米和其他几种美洲粮食作物的栽培让问题得到了解决,这使得清代初期社会得到稳定并继续前行,有效地缓解了社会危机。

明清之际的诸多社会人士已认识到了玉米的价值,如清代包世臣的《齐民四术》在“辨谷”篇中就提到“玉黍……生地瓦砾山场皆可植,其嵌石罐尤耐旱……不须厚粪,旱甚亦宜溉……收成至盛,工本轻,为旱种之最”[28]。玉米相较于稻、麦等粮食作物来说,对土地的要求不高,更能够适应山地等复杂地形的生长,也不需消耗大量的人力对土地进行额外耕耘。沿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玉米对于平民阶层产生了重大影响。

3. 花生

花生,蔷薇目,豆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拉丁美洲,大致于16世纪初传入中国。我国亦称为长生果、落花生、落地松、万寿果、番豆、花果等。我国最早记载花生的是江苏太湖地区的文献,如弘治常熟县志》详细记载:“落花生,三月栽,引蔓不甚长。俗云花落在地,而子生土中,故名。霜后煮熟可食,味甚香美。”[29]在王世懋《学圃杂疏》也明确记载:“香芋、落花生产嘉定,落花生尤甘,皆易生之物可种也。”[30]但在《本草纲目》《农政全书》中暂未提到花生,说明当时中国虽有花生栽培,但尚未普遍,未被人们所重视。

花生传入我国有小粒型和大粒型两种,传入的时间不同,传入的途径也有多条。目前,根据文献记载一般认为福建首先引种花生,而浙江可能传自福建。例如康熙《衢州府志》曰:“落花生,种自闽中,堆沙植之,花落沙土,结实如茧。”万历《仙居县志》也记载:“落花生原出福建,近得其种植之。”《星余笔记》记载:“落花生……干者壳肉相离,撼之有声,云种自闽中来,今广南处处有之。”[31]可见福建是花生最早传入地之一。

到17世纪以后,浙江已有种植花生的记载,浙江的花生大多从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引进。直到清初,沿海地区花生种植已较为普遍,如《广东新语》中就对花生的植物性状有着详细的记载:“落花生,草本蔓生,种者以沙压横枝,则蔓上开花,花吐成丝,然成丝而不能成荚。其荚乃别生根茎间,掘沙取之,壳长寸许皱纹,中有实三四,状蚕豆,味甘以清,微有参气,亦名落花参。”[32]由此可见在当时已对花生的种植及利用有着相当的认识,这是和花生的广泛种植分不开的。在《滇海虞衡志》中也提到广东的花生,“粤估从海上诸国得其种归种之”,又提到“落花生为南果中第一,……高、雷、廉、琼多之,大牛车运之以上海船,而货于中国”[33],说明在清代初期花生作为重要的经济作物已有大宗的商品生产。(www.xing528.com)

大粒花生是在19世纪后期传入中国,之前的文献记载都为小粒花生。花生最大的特点是含油量高,除此之外还具有一定的食用价值,因而作为重要的经济作物被广泛栽培。在清光绪年间大粒花生引进前,花生食用价值大于经济价值的。明末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中记载有:“番豆名落花生,土露子,二、三月种之,一畦不过数子,行枝如蕹菜、虎耳藤,横枝取土压之,藤上开花,花丝落土成实,冬后掘土取之,壳有纹,豆黄白色,炒熟甘香似松子味。”《物理小识》和《滇海虞衡志》相同,关注点都在于其味道、形态和种植方面,而到了光绪年间,对花生的记录逐渐转向榨油获利方面。吴汝纶在《深州风土记》中就有记载:“光绪十年许后,花生之利始兴。其物远行闽粤,外国购之,用机器榨油,转售中国取利……亦颇自榨为油,以便民用,其岁入过种谷。此近年新获之田利,前无古有。”[34]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记载侧重的改变,正是花生品种带来的。由于海外贸易的刺激,到19世纪中期,花生种植几乎遍及全国,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

4. 烟草

烟草(Nicotiana),茄科烟草属作物,原产于中南美洲,由哥伦布船队最早带回西班牙,后经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传至世界各地,传入我国一般称其为“淡巴菰”,还有“淡肉果”“担不归”“还魂草”“金丝”等名。明末名医张介宾的《景岳全书》,就详细提到烟草的种植及传播:

烟草自古未闻。近自我国明万历时,始出闽、广之间,自后吴、楚间皆种植之矣。然总不若闽中者色微黄、质细,名为金丝烟,力强气胜为优也。求其习服之始,则向以征滇之后,师旅深入瘴地,无不染病。独一营安然无恙,问其所以,则众皆吸烟。由是遍传。今则西南一方无分老幼,朝夕不能间矣。[35]

可见,至迟在明中叶,烟草就已传入中国并在沿海及滇南地区有一定程度的种植,人民对烟草的习性及功用也有了一定的认识。

我国最早进行烟草研究的是明史专家吴晗,他在1959年撰写的《论烟草》一文提出,烟草传入我国当在明万历后期,最早是由福建水手从吕宋带回。目前根据文献记载,烟草最早见于史籍的是明万历年间姚旅所著的《露书》有载:“吕宋国出一草,曰淡巴菰,一名曰‘醺’,以火烧一头,以一头向口,烟气从管中入喉,能令人醉,且可避瘴气。有人携漳州种之,今反多于吕宋,载入其国售之。”[36]这也是最主流的观点,认为烟草最早于明万历年间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福建沿海的漳、泉一带。最近王思明的研究认为烟草于16世纪中后期和17世纪初经由南、北两线传入中国。其中南线分三路:由菲律宾传入闽广,再入江浙、两湖和西南;吕宋入澳门,经台湾入内地;自南洋或越南传入广东[37]

《本草备要》中对烟草功效是这样描述的:“其气入口,不循常度,顷刻而周一身,令人通体俱快,醒能使醉,醉能使醒,饥能使饱,饱能使饥,今人以之代酒、代茗,终身不厌。”[38]烟草中具有的祛风除湿、消肿解毒、杀虫等功效是显著的。在密林深处、深山老林之中,凡山岚瘴气较多的地方,一天之中吸1至2支烟,可预防瘴疟,在大雾弥漫的天气,吸少量的烟,可避免雾气侵害,防止疾病发生;在阴暗潮湿的地方居住,每天吸1至2支烟,可预防寒湿病症和风湿性关节炎,在寒冷的天气里,吸烟可以暂时御寒。正是如此,烟草传入之初,主要作为药用。如记:“淡巴菰,种出东洋,近多莳之者。茎叶皆如牡菊而高大,花如蒲公英,有子如车前子。取叶洒酒阴干之。细切如丝,燃少许置管中,吸其烟,令人微醉,云可辟瘴。”[39]烟草发展迅速,很快传遍大江南北。明末北方市场上烟价很高,“烟叶出自闽中,边土人寒疾,非此不治。关外至以匹马易烟一斤。”[40]但烟草存在成瘾性,甚至于出现“或有穷乏之家,其仆从皆穷乏无衣,犹买烟自用”的社会现状。同时,吸食过量烟草还会“久服则肺焦,诸药多不效,其症忽吐黄水而死”的症状,因此种植烟草获利和禁烟运动始终是明清以来政府关注的重点。

5. 辣椒番茄

辣椒(Capsicum frutescens L.)原产于中南美洲的热带、亚热带地区,在中国别名番椒、海椒、秦椒、地胡椒和辣茄等。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后最早发现了辣椒,第二年将之带到西班牙,此后辣椒迅速在欧洲传播开来。据学者推论,辣椒传入中国的路线,最大的可能是通过海路。由西班牙人带到菲律宾,再传至东南亚,并进而传入我国。辣椒传入中国最早的地点并非广东,而应该是浙江、福建沿海[41]

中国虽然以能食辣闻名,但古代中国人并没有辣椒可吃。在辣椒传入中国之前,主要的辛辣调味品是花椒生姜茱萸等。目前所见我国最早的辣椒记载见于明代杭州人高濂的《遵生八笺》(1591年),“番椒丛生,白花,果俨似秃笔头,味辣,色红,甚可观。”[42]高濂将番椒记入“四时花纪”中,可见当时人们是将辣椒视为观赏植物的一种,且此时钱塘地区已经比较常见该品种了,故推论辣椒传入中国的时间应该是早于1591年。

辣椒传入中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是作为观赏植物。后来又作为药物,人们发现它有温胃和脾、化毒解瘴的功效。此后才渐入蔬菜。清初,《山阴县志》载:“辣茄,红色,状如菱,可以代椒。”此时浙江已经将辣椒替代胡椒食用。至18世纪中期以后,辣椒发展尤其迅速,长江中上游及西南、西北的许多省区甚至成为蔬中要品、每食必备。明代中后期,辣椒自美洲传入中国后,最终成为在中国食用最普遍的辣味蔬菜,许多地区嗜之最深,尤其是冬季冷湿少阳环境背景的长江中游地区。

番茄(Lycopersicon Mill),茄科,番茄属,一年生稍近蔓性草本植物。茎叶淡绿或浓绿,表面有细毛和油腺,分泌一种液体,发出臭味。果实为浆果,花为黄色,种子小、形扁、色淡黄、有淡灰色的绒毛。亦称番柿、西红柿,原产南美洲安第斯山一带。我国最早对番茄的记载是明代王象晋的《群芳谱》:“番柿,一名六月柿,茎如篙,高四、五尺,叶如艾,花如榴,一枝结五实或三、四实,一树二、三十实,缚作架,最堪观,火伞火珠,未足为喻。草本也,来自西番,故名。”[43]

番茄大约在明万历年间传入我国,最初也是作为观赏植物,称为西番柿、蕃柿。明代《植品》一书中记载,大约是在明万历(1573—1619)年间西方传教士传入西番柿、番茄、西红柿[44]。番茄引种到我国后,长期作为观赏植物,所以传播速度缓慢且具有一定的间断性。至清代末叶、民国初期也只是在大城市郊区有零星的栽培,后来进入菜园。直到20世纪年代我国东北、华北、华中地区才开始种植[45]

美洲作物的引进给明代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改变:番薯、玉米作为重要的粮食作物,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粮食结构,提升了粮食总产量,同时最重要的是开发了山地和贫瘠土地,使整体土地利用率得到提升。花生、烟草作为重要的经济作物,提高了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率,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拓宽提供了动力。总之,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这些新作物,在中国得到了极好的推广引进,并进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整个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对后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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