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史: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的原因及意义

明代，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中国海外贸易从朝贡贸易转变为市舶贸易为主，主要贸易对象也从周边亚洲国家转变为以欧美国家为主，海上丝绸之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明代前中期海上丝绸之路进口商品仍主要以香料为主。香料是进口数量最大的商品，其他珍宝、手工业制品等进口商品种类颇多，但数量很少。此时的海上丝绸之路仍旧主要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进口商品主要为统治阶级需要的奢侈品，所以奢侈品类进口商品种类多，数量少。但到了明代，香料在民间也产生了巨大的需求，甚至明代宫廷对香料的需求也超过了前代。所以香料仍旧是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进口商品。另中国海外贸易长期顺差带来了数量巨大的白银流入，出现了“东矿西珍”的说法，即东西洋的主要商品贸易结构，贵金属白银的加入，极大地改变了传统进口商品的性质，反映了中国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白银既是商品，又是货币。东洋成为中国民间海上贸易获取白银的主要地区，在其中贸易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白银购买中国的商品^[205]。

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出口商品主要为丝绸、瓷器、铁器和蔗糖。丝棉织品和瓷器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出口商品，到了明代出口数量更多。而铁器和铜钱虽然被明令禁止出口，但仍有大量外流。蔗糖较大规模的输出是在明末清初时，这时中国糖类出口量才逐渐增大。至鸦片战争前，我国蔗糖的出口范围几乎遍及全球各地。还需要说明的是与丝、瓷并列的中国古代三大出口品之一的茶叶。在明代时，虽然有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将中国茶叶转入欧洲，但欧洲饮茶习惯尚未成风，输出数量也不很多，大规模茶叶海上贸易是在清代才形成的，而且只是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贸易中，茶叶才是真正的大宗海上贸易商品。欧洲人真正大规模输入中国茶叶也即大规模的茶叶海上贸易在清代才形成。

中国的丝绸、瓷器、糖等大宗商品远销世界各地，获得了更加广阔的海外市场，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和海洋经济得到空前发展。丝、瓷器、蔗糖等产品有庞大的世界市场需求，进一步促进了相关地区逐步形成专业化的农业和手工艺区域，如松江的丝织业、景德镇的瓷器制造业和福建、广东的蔗糖产业。海上对外贸易所带来巨大利益，使得农民离开土地，进行自由的商业生产和活动，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转型，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有了明显的转变。内地商人纷纷南下粤闽，长途贩运商品至广州和福建市场，然后又运回洋货至内地市场，加速了区域人口与物资的流动。贵金属白银的流入形成了货币体系的重大变革，带来了货币经济和赋税制度的革新。

长期活跃在东方海域的亚洲海商，在西方商人的竞逐下纷纷退出历史舞台，或者沦为次要的海商群体；中国商人在东亚海域国际贸易领域里依然占据重要地位，但已很少越过马六甲海峡与印度、阿拉伯商人做生意。16、17世纪西方国家采取各种措施扩大与中国的贸易，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由东南亚国家转向日本、欧美国家，进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东西方各国正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等渠道进行经贸交往，丰富彼此间的经济生活，分享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

【注释】

[1]［荷］戴闻达：《中国人对非洲的发现》，胡国强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第27页。

[2]严小青、张涛：《郑和与明代西洋地区对中国的香料朝贡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80页。

[3]［清］张廷玉：《明史》卷七四《职官三》，中华书局，1974。

[4]《明太祖实录》卷一一六，洪武十年十一月乙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5]［清］张廷玉：《明史》卷八二《食货六》，中华书局，1974。

[6]《明英宗实录》卷二五一，景泰六年三月丙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7]《明世宗实录》卷三六一，嘉靖二十九年六月甲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8]《明太宗实录》卷一八三，永乐十四年十二月戊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9]《明太宗实录》卷二〇一，永乐十六年六月庚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10]《明宣宗实录》卷一九，宣德元年秋七月壬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11]［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九《苏门答剌》，中华书局，1993。

[12]［明］郭棐：万历《广东通志》卷六九《外志四·番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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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明］林希元：《林次崖先生集》卷五《与翁见愚别驾书》，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

[15]［明］舒化辑《大明律》附编，《问刑条例》，《兵律·关津》“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条例”。

[16]［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暹罗》，中华书局，1993。

[17]［明］马欢：《瀛涯胜览》，中华书局，1985。

[18]［明］费信：《星槎胜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9]［西晋］张华：《博物志校证》，范宁校证，中华书局，1980，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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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唐］李绰：《尚书故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一，洪武十一年十一月庚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23]《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一，洪武十五年春正月辛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24]《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三，洪武二十年秋七月戊寅，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25]《明太祖实录》卷二〇一，洪武二十三年夏四月甲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26]Leur，J. C. van：Indonesian Trade and Society（The Hague：W.Van Hoeve），1955，p.125.

[27]《明英宗实录》卷一五，正统元年三月丁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28]［明］张夑：《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中华书局，1981。

[29]［宋］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七，中华书局，1981，第38页。

[30]［明］费信：《星槎胜览》，《龙涎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9页。

[31]［明］申时行：《明会典》卷一〇五《朝贡一》；卷一〇六《朝贡二》，中华书局，1989。

[32]［清］张廷玉：《明史》卷八二《食货六》，中华书局，1974。

[33]［明］周嘉冑：《香乘》卷五《香品·广购龙涎香》，《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4册，商务印书馆，1986，第392页。

[34]《明世宗实录》卷四一三，嘉靖三十三年八月己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35]［清］张廷玉：《明史》卷八二《食货六》，中华书局，1974，第1994页。

[36]《明世宗实录》卷二四三，嘉靖十九年十一月壬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37]《明世宗实录》卷五四三，嘉靖四十四年二月戊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38]［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五《货语·诸番贡物》，中华书局，1985。

[39]［清］梁兆硻编纂《梅菉志》卷六《金石》，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40]［清］张廷玉：《明史》卷三二四《占城传》，中华书局，1974，第8386页。

[41]［明］俞汝辑编《礼部志稿》卷三八《主客司职掌给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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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明］王恕：《王端毅奏议》卷四《前参赞机务·参奏南京经纪私与番使织造违禁贮丝奏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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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明］田艺蘅：《留青日札》，朱碧莲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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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金素安、郭忻：《外来药物传入史略——宋金元至明清时期》，《中医药文化》，2011年第2期，第23页。

[58]李隆生：《明后期海外贸易的探讨》，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系，2005，第32页。

[59]《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一，洪武十一年十一月丁未，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60]《明太祖实录》卷一五二，洪武十六年二月庚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61]《明太祖实录》卷二〇一，洪武二十三年四月甲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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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明孝宗实录》卷八七，弘治七年四月甲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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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明］费信：《星槎胜览》，《旧港》等条，冯承钧校注，中华书局，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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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关锡汉：《中华优秀传统艺术丛书·陶瓷》，吉林出版集团，2013，第109页。

[136]澳门《文化杂志》编《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况》，（葡）孟三德：《日本天正遣欧使节团》，大象出版社，2003，第154页。

[137]［明］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卷六六《外志三·番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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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明］徐光启：《徐文定公集》卷四，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1933，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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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陈台民：《中菲关系与菲律宾华侨》，香港朝阳出版社，1985，第145—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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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明太祖实录》卷二五〇，洪武三十年三月甲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181]［明］申时行：《明会典》卷一七五《刑部·罪名三》，中华书局，1989。

[182]［明］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二《倭国事略》。

[183]［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一四《皇明异典述》，中华书局，1985。

[184]《明宣宗实录》卷一〇二，宣德八年五月丙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185]［日］藤家礼之助：《日中交流二千年》，张俊彦、卞立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第164页。

[186]《明太宗实录》卷七一，永乐五年九月壬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187]［明］马欢：《瀛涯胜览》，中华书局，1985。

[188]［明］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中华书局，1982。

[189]《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一，洪武二十年三月辛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190]［明］李东阳：《明会典》卷一六四《律例五·市厘》，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1989，第2303页。

[19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海鹏主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第149页。

[192]《大明律》卷十五《兵律三·关津》。

[193]《明太祖实录》卷一〇五，洪武九年三月乙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194]《明宪宗实录》卷一七二，成化十三年十一月甲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影印本。

[195]［清］张廷玉：《明史》卷三二三《琉球传》，中华书局，1974。

[196]［明］巩珍：《西洋番国志》，中华书局，1982，第10页。

[197]E.E.里奇，C.H.威尔逊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高德步、蔡挺、张林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第五卷，第231页。

[198]［明］郑若曾：《郑开阳杂著》卷四《倭好》。

[199]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52页。

[200]［明］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二《器用》。

[201]黄启臣：《黄启臣文集》，《明代钢铁生产的发展》，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第14页。

[202]［清］张廷玉：《明史》卷三二三《沙瑶、呐哔啴传》，中华书局，1974，第8375页。

[203]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0，第121页。

[204]［明］张天德：《张忠言定疏稿》卷一，转引自黄启臣《十四至十七世纪中国钢铁生产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第67页。

[205]万明：《晚明海洋意识的重构——“东矿西珍”与白银货币化研究》，《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