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针对铜铁等金属商品实行严格的限制。洪武二十年（1387年）四月，“禁番使毋得以麻铁出境。仍命揭榜海上，使咸知之”[189]。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令“迤北小王子等，差使臣人等赴京朝贡，官员军民人等与他交易，止许光素、丝绢、布衣服等件，不许将一应兵器并违禁铜铁等物。敢有违犯的，都拿来处以极刑。”[190]再如：“正德十四年（1519年）春，广东置铁厂，以盐课提举司领之。禁私贩，如盐法。”[191]《大明律》中记载走私铁器等为违法行为，将受到处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物货船车并入官。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192]在古代社会，中国向外输出铁等金属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涉及军事安全问题。所以从统治稳定来考虑，历代政府在铜铁等金属出口政策上，都有严格限制，几乎不让出境，明朝也不例外。
明代对贡使、国王、王妃等人的赏赐物品中，黄金、白金（银）、铜钱及其他金属制品占有一定份额。对于与明朝关系密切的朝贡国，在金属制品的禁令下，回赐常常可以突破禁例，获得明廷额外赏赐，称“特赐”。获得这一殊荣的主要有朝鲜、琉球、安南等国国王。例如，洪武九年（1376年），琉球国王“察度遣其弟泰朝从浩来朝上表谢恩，并贡方物。命赐察度及泰朝从浩等罗绮、纱帛、袭衣、靴袜。浩因言其国俗，市易不贵纨绮，但贵磁器、铁釜等物。自是，赐予及市马多用磁器、铁釜云”[193]。成化十三年（1477年）十一月乙亥，朝鲜国王以朝廷禁外国市铜铁、弓角等物，奏言：“窃惟高皇帝时，尝赐小邦火药、火炮，待遇异于诸藩。”[194]最终，明廷以朝鲜奏乞恳切，每岁许买铜铁、弓角等物，但不许过多。
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永乐帝苦心经营海外活动的结果，也是明代对外活动达到高峰的重要标志，同时也将明朝前期的朝贡贸易推向了顶点。在郑和下西洋时，宝船上也带有相当多的铁锅，用来赏赐各国。《明史》记载：“以陶器七万、铁器千件就其市马。”[195]《西洋番国志》卷首也载：“原下西洋官员买到磁器、铁锅、人情物件。”[196]铁器千件，每件以二十斤计，共重二万斤。
在走私贸易中，铁制产品如铁锅、铁针、铁线等成为重要的输出品，特别是铁锅输往日本、朝鲜、柬埔寨、缅甸、爪哇、琉球、吕宋（菲律宾）、交趾（今越南北部、中部）等东南亚国家，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因为“铁制炊具不仅价格低廉而且更加清洁，它不像铜那样给食物染上异味”[197]。
1. 铁器出口日本(www.xing528.com)
郑若曾在他的《郑开阳杂著》中的《倭好》中记载：“（日本）水银，镀铜器之用，其价十倍中国。常因匮乏，每百斤价银三百两。针，女工之用，若不通番舶，而止通贡道，每一针价银七分……铁锅，彼国虽自有，而不大，大者至为难得。每一锅价银一两。”[198]有关铁针运往日本的记载还有：“嘉靖十八、十九、二十七年间，日本使臣周良也在苏州购买铁器。其中苏针一项，仅嘉靖十八年（1539年）十一月十一日即购苏针360本，十六日购1350本，又150本，十八日购5000本。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又遣人到针工之家商洽针的买卖。”[199]
葡萄牙人东来后，将手铳制作之法传到日本，日本很快兴起制作手铳之风。但手铳制作对铁的质量要求较高，而日本本土所产铁“脆不可作，可为刀不可作铳”[200]，因此其所需铁多来自中国。明政府严禁钢铁出口，因此铁器主要以铁锅的形式流出海外。除由葡萄牙人从澳门将佛山等地铁锅运往日本外，潮州、惠州等地商人用船将铁锅运往日本等地，每个售价银一两[201]。
2. 铁器出口东南亚
《明史》载，沙瑶、呐哔啴，“皆与吕宋近……物产甚薄，华人商其地，所携仅磁器、锅釜之类。”[202]万历五年（1577年）三月，漳州海澄县商人陈宝松，舶载铜铁瓷器等商货，渡航于交趾、顺化地方[203]。同年，江西临川商人朱均旺亦把铁器运往交趾进行贸易，历史记载：“朱均旺系江西抚州临川县人，于万历二年在建宁府开铺生理，至万历丁丑二月，到海澄县地名八都港口贩卖布匹……铁、铜、磁器等货往交趾顺化地方。”[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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