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珍异宝当然是贡品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一类品种多，但数量较少，如珊瑚、玳瑁、鹤顶、珍珠、翠毛、龟筒、宝石、象牙、犀角、水晶、玛瑙、孔雀翎等。清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记载：“真腊本扶南属国，洪武六年，其王忽儿那遣使柰亦吉郎等来贡，其物有象、象牙、犀角、孔雀翎、苏木、胡椒、黄蜡、乌木、黄花木、土降香、宝石。”[38]清人梁兆硻亦云：“（梅菉墟）泉刀贝布，玳瑁犀象，靡不罗集。”[39]这其中又以象牙、宝石和珍珠、珊瑚等海洋珍宝最为主要。
（一）象牙
自古以来，象牙具有神圣的含义，也是权力的象征。象牙自先秦始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由最初具有装饰性质的生活物品，发展成为一种炫耀财富、体现等级差别具有象征意义的生活用品，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明代以象牙为主要贡品的国家有安南、真腊、暹罗、占城、爪哇、彭亨、满剌加、阿鲁等国，多位于东南亚地区，且上贡象牙数量较大。如洪武十六年（1383年），占城国“贡象牙二百枝及方物”[40]，入贡的象牙数量以“百”枝为量，规模较大。这时朝贡贸易成为象牙贸易的主要途径。据《礼部志稿》载，象牙等宝物的“给价”多少由内府进行评定，“内府估验定价例：……象牙每斤五百文”[41]。象牙的定价单位以“斤”论，价格为500文，远比市场价格要高[42]。贩卖象牙的丰厚利润和民间庞大的需求量，在这样的供需矛盾下，一些人就铤而走险，各地的官员、海商和经纪与海外各国的贡使间进行“象牙走私”。成化十四年（1478年），事发，政府开始追缴走私的象牙：“王文名下追出象牙六石，共秤重五百三十六斤；吴斌名下追出象牙八石，共秤重七百二十八斤；王信、陈荣名下追出象牙四石，共秤重三百八十七斤。”[43]明代后期为了更好地控制私人贸易，开始对货物征收饷税，万历十七年（1589年），提督军门周宷详允“陆饷货物抽税则例：……象牙，成器者每百斤税银一两”[44]。
（二）宝石
由于缺乏宝石资源，中国传统文化通常用软玉替代宝石作为装饰。唐代又将缅甸翡翠引入中国。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宝石开始对中国文化产生重要影响。明代朝贡贸易将中外文化交流推向又一巅峰，尤其是郑和七下西洋，在印度、波斯和阿拉伯采买了数以万计的宝石，并由永乐帝赏赐给皇子、嫔妃和各地藩王。郑和下西洋结束后，明朝与印度洋沿岸诸国的朝贡贸易仍在继续，西方宝石仍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明史》记载：嘉靖中叶以后，“太仓之银，颇取入承运库，办金宝珍珠。于是猫儿睛（金绿宝石）、祖母绿、石绿（绿盐、硫酸铜）[45]、撒孛泥石（浅绿宝石）、红剌石（红尖晶石）、北河洗石、金刚钻、朱蓝石、紫英石、甘黄玉（黄宝石），无所不购。穆宗承之，购珠宝益急。”[46]隆庆六年（1572年）“诏云南进宝石二万块，广东采珠八千两。神宗立，停罢。既而以太后进奉，诸王、皇子、公主册立、分封、婚礼，令岁办金珠宝石。复遣中官李敬、李凤广东采珠五千一百余两。”[47](www.xing528.com)
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合法的地位后，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隆庆开关后，数以万计的猫眼石、祖母绿等异国宝石流入中国。万历初，田艺蘅《留青日札》记载：“祖母绿本绿宝石。上者名助把避，深暗绿色；中者名助木剌，明绿色；下者名撒卜泥，浅绿色带石者。皆出回回山坑中。正德、嘉靖以来，抄没刘瑾、江彬、严嵩辈，此宝最奇且多。隆庆四年（1570年），进上金两事，内猫睛（黄宝石）、祖母绿等项一万八千四百颗。”[48]
（三）海洋珍宝
中国古代社会对紫贝、珍珠、玳瑁、珊瑚、砗磲等海洋珍宝很早就产生了消费需求。在先秦时期，华夏文明已形成崇尚紫贝、玳瑁等海洋珍宝的习尚，且以贝为币。司马迁在《史记》曰：“至秦……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49]在有些时代甚至比金银等金属货币还要贵重。除作为货币外，这些海洋珍宝还作为宫殿、服饰、器皿等生活方面的装饰及宝玩。
中国东海、南海等近海海域出产的珍宝满足不了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在中国消费市场的驱动下，邻近国家和地区也受到影响，借助朝贡和贸易等方式，与中国开展海洋珍宝的交换。南海和南海诸岛处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盛产与朝贡和贸易相关的一些海洋珍宝，如珊瑚、玳瑁、珍珠、砗磲等。如明代宫廷太平清乐曲《上清歌》歌颂：“一愿四时风调雨顺民心喜。摄外国，将宝贝。摄外国，将宝贝。见君王，来朝宝殿里，珊瑚、玛瑙、玻璃，进在丹墀。”[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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