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荷兰东来与福建海贸的冲击

为对华贸易的巨大利益所吸引，荷兰人继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之后，于1601年首次到达中国，这一年是明万历二十九年。据记：“辛丑（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九月间，有二夷舟至香山澳，通事者亦不知何国人，人呼之为红毛鬼……香山澳夷虑其以互市争澳，以兵逐之。”^[162]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担心荷兰人与之争夺中国市场，于是将荷兰船队驱逐出澳门。作为海上贸易的后起之秀，不管是从航海业的发展还是资本积累来看，荷兰都有足够的实力加入东南亚贸易圈的利益角逐。1602年（万历三十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自此后荷兰人更是积极的开拓世界市场。

从隆庆元年（1567）月港开港至荷兰人东来之前，东南亚地区的海上贸易基本上由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所主导，中国的月港、澳门以及西班牙人控制下的马尼拉，成为这一时期东亚贸易框架下的三个重要贸易基地。由于各自都能在这一框架下获得可观利益，这一贸易秩序得以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稳定，晚明的海上贸易呈现繁荣景象。16世纪末，受巨额利润吸引，荷兰人也来到了东南亚，企图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手里分一杯羹。当然，荷兰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他们的目标是垄断东南亚的香料贸易。

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七月，荷兰舰队抵达澎湖，便打算以此地为基地，开展对华贸易，他们在此“伐木筑舍，为久居计”^[163]，并贿赂福建市舶太监高寀，意图达成互市之目的。但是此举遭到福建巡抚徐学聚的反对，他上疏指出荷兰与日本勾结，认为荷兰人在澎湖互市将对海防极为不利，“年来倭夷，屡窥此岛，不得志意，岂一日忘彭湖耶！若以此岛与番市，倭必不甘心。番必结连倭夷，为并力盘据之计。”^[164]考虑到海防压力，万历帝下诏：“红毛番无因忽来，狡伪叵测，著严行拒回。”^[165]遭到明政府的拒绝后，荷兰人被迫离开。然而，荷兰舰队并不死心，仍然继续在中国沿海寻求贸易的机会。

在17世纪的头20年里，荷兰已经完成了对东南亚香料贸易的垄断，一方面不断巩固其垄断地位，一方面加紧在亚洲的商业扩张。1619年，荷兰人占领雅加达，将其命名为巴达维亚，荷兰人下一步便是垄断中国的对外贸易。

162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派遣雷杰森（Cornelis Reijersen）率领舰队远征中国。6月，荷兰舰队抵达澳门，并对澳门进行了突袭^[166]。最终失败，雷杰森只得带领舰队继续北上，再次来到澎湖。这一次荷兰人不愿再轻易离去，他们计划在澎湖筑城，以澎湖为据点拦截前往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明朝政府为让荷兰人撤离澎湖，与之进行了多轮谈判，期间荷兰舰队与明军还发生了数次战争，据福建巡抚商周祚上奏：

红夷自六月入我澎湖，专人求市，辞尚恭顺；及见所请不允，突驾五舟犯我六敖……把总刘英用计沉其一艇，俘斩十余名，贼遂不敢复窥铜山……又因奸民勾引，蓄谋并力，遂犯中左；盘据内港，无日不搏战。又登岸攻古浪屿，烧洋商黄金房屋船只……复入厦门、入曾家澳，皆即时堵截，颇被官兵杀伤；进无所掠，退无所冀，于是遣人请罪，仍复求市。^[167](www.xing528.com)

最终荷兰人于1624年撤离澎湖迁往台湾，继续窥伺中国。

荷兰人为了打开中国的贸易大门不惜诉诸武力的方式，在时人看来便是一幅侵略者的姿态，就连清代反对禁海、主张发展对外贸易的代表蓝鼎元，对待“红毛”的态度都是警惕不安的——“性情阴险叵测，到处窥觇，图谋人国”^[168]。或许，“图谋人国”便是当时明朝政府所真正忌惮荷兰的，因此，在对待荷兰人问题上，晚明政府虽内部危机重重，仍然拿出了较为强硬的态度。

何以原有的商贸秩序会受到荷兰人东来的冲击，其自身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首先，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比较脆弱。荷兰人闯进广州后，地方官员提出“澳夷之力足以抗红毛耶？是以夷攻夷也，我无一镞之费，而威已行于海外矣；力不能抗，则听红毛互市，是我失之于澳夷而取偿于红毛也。”^[169]这则材料中，除了提出了“以夷制夷”的策略之外，还应注意到在广东官员看来，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和贸然前来的荷兰人并没有什么不同，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从明朝政府的态度可以看出，他们并不看好或者说并没有强烈的欲望想要维持巩固与葡、西之间的贸易关系，这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也显示出在原有贸易秩序下中国占有的优势地位。其次，有学者分析，由于月港舶税体制上存在缺陷，使得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存在不可忽视的利益冲突^[170]。这些问题伴随着荷兰人的到来，加速了原有贸易秩序的瓦解。

荷人东来极大地冲击了福建海贸。受荷兰人入据台湾的侵扰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漳州月港渐渐没落，而在海商集团郑芝龙以及郑氏家族的经营下，泉州安海迅速兴起并取代月港地位，福建海商逐渐把贸易中心向以荷兰东印度公司、台湾、日本以及广东香山澳的多角贸易格局转移^[171]。荷兰人在迁往台湾之后并没有如愿取得台湾的对华合法贸易许可，这就给中国走私海商留下足够的空间，郑芝龙等海商集团趁势崛起，与荷兰人争夺海上商贸的利益。此外，由于始终没能取得对华贸易的正式许可，荷兰人便通过袭击贸易航线上的中国船只以及频频侵扰福建沿海来获取利益，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受此影响也多有反复，这些因素都不利于晚明海贸的正常发展。在晚明最后的十年里，特别是沈犹龙上任福建巡抚后，由于中央政府已无力控制地方，福建海贸由地方官僚集团与郑芝龙集团瓜分操纵^[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