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年间，葡人东来，企图同中国进行贸易。正德末年，因屯门海战爆发，明廷尽逐广东葡人，通商受阻的葡人遂沿东南沿海北上寻求贸易，葡人在闽人、浙人的导引下，在福建、浙江、广东沿海进行走私贸易，史载：“（嘉靖）二十六年，有佛朗机船载货泊于浯屿，漳、泉贾人往贸易焉。”[123]葡人相继在双屿港、浯屿、南澳等岛屿建立贸易据点，这些岛屿方便与中国内地民众交易，并便于把交易的货物迅速转运往其他地方，实际上成了国际贸易的中转站，不但冲击传统的朝贡贸易体制，而且刺激中国沿海民众下海贸易。
随着澳门开埠，以及广州开始实行每年一次的交易会，广东海外贸易相对繁荣，且获利颇多。同样位于东南沿海的福建、浙江则因防倭需要厉行海禁，关闭对外贸易。福建背山面海，山多田少，沿海居民多倚重商贸为生，关闭对外贸易严重影响人民生计。开海的呼声得不到回应，沿海居民便下海私通番夷，从事走私贸易，明廷不仅无法征税，而且还威胁着海防安全。
对于两省政策的不同，时人也颇有看法，“今广东市舶，公家尚收其羡以助饷，若闽中海禁日严，而滨海势豪，全以通番致素封。频年闽南士大夫，亦有两种议论，福、兴二府主绝，漳、泉二府主通，各不相下，则何如官之为市，情法可并行也。况官名市舶，明示以华夷舟楫，俱得住泊，何得宽于广而严于闽乎。况迩年倭侵高丽，亦何曾问闽、广海道也。”[124]
此外，福建地方因连年剿灭倭寇，加强海防，地方政府财政紧张，开海贸易可为地方政府带来税收收入，因此，地方官员也呼吁开海。邓钟《论海市》言：
市舶海禁之开，惟可行于闽、广，何也？广东去西南诸番不远，其货物皆足资中国之用，非若日本惟一刀一扇耳。且南方风气柔弱，非倭奴剽悍之比，故香山之抽税，凡以收诸夷之利也。福建阻山负海，旁旅病于跋涉，民多贩海为生，禁之太严，奸民势穷必至为盗。自纳饷过洋之例开，豪猾之徒咸趋利而畏法，故海澄之开禁，凡以除中国之害也。若行之于他省，则如王直构祸，遂使倭乱侵寻，可为殷鉴矣。然海禁开于福建为无弊者，在中国往诸夷，而诸夷不得入中国也。倘严其违禁之物，重其勾引之罪，则夷夏有无可以相通，恣其所往，亦何害哉！[125]
同时，还有官员认为，若厉行海禁，沿海居民生计无着，容易导致民变，“情困计穷，势必啸聚。况压冬者不得回，日切故乡之想，佣贩者不得去，徒兴望洋之悲。万一乘风揭竿，扬帆海外，无从追捕。死党一成，勾连入寇，孔子所谓‘谋动干戈，不在颛臾’也。”[126]
西方葡萄牙等国势力的扩张、海禁政策与海防需要、沿海兴盛的走私贸易、地方政府紧张的财政状况，多种因素交织作用，多方势力相互博弈、妥协，遂使明廷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在福建漳州月港设立海澄县，并于隆庆元年（1567年）同意巡抚涂泽民之请，解除“贩夷之律”，漳泉之民“准贩东、西二洋”，部分开放海禁。
对于准贩东西二洋，张燮《东西洋考》记载：“四十四年，奏设海澄县治。其明年隆庆改元，福建巡抚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127]但是明廷又特别规定不许与日本进行贸易，“盖东洋若吕宋、苏禄诸国，西洋若交趾、占城、暹罗诸国，皆我羁縻外臣，无侵叛；而特严倭奴者，比于通番接济之例。”[128](www.xing528.com)
此外，还应注意福建月港贸易制度和澳门贸易体制又有所不同，福建准许商人出海贸易，但不允许外国商人前来福建沿海进行贸易；而澳门地区允许外国商人前来贸易，发展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转站。同时，福建准贩东西二洋，而明代广州港贸易则是不对东洋开放，澳门开埠后，进入澳门或广州贸易的主要是西洋诸国。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一艘吕宋船来广东求贡市，广东地方官员“咸谓其越境违例，议逐之”。[129]
中国东南沿海良港众多，浙江的双屿港、福建的浯屿、广东的南澳，其港口的贸易条件不差于月港，选择开放月港其实是官府势力与民间海上力量较量后的妥协。嘉靖年间，闽浙商人多勾引葡萄牙人前来沿海贸易，《明世宗实录》记载：“前贼乃满剌伽国番人，每岁私招沿海无赖之徒，往来海中，贩鬻番货，未尝有僭号流劫之事。二十七年，复至漳州、月港、浯屿等处。各地方官，当其入港，既不能羁留人货，疏闻庙堂，反受其私赂，纵容停泊，使内地奸徒交通无忌。”[130]《筹海图编》记载：“既而皆避抽税，省陆运，福人导之，改泊海沧、月港。浙人又导之，改泊双屿。每岁夏季而来，望春而去。”[131]月港、浯屿等地走私贸易繁盛。
嘉靖二十七（1548年），因发生海盗商人侵入明陵事件，且浙江双屿港地近南京，明廷下令捣毁浙江的贸易据点，于是走私贸易又避居福建浯屿、南澳、梅岭。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朱纨指挥副使柯乔、都司卢镗进攻梅岭，使中外走私商人受到严重打击，随后俞大献又提出用松木打桩法封闭此港口。浙江双屿港被毁，南澳、梅岭等走私贸易据点不复存在，月港遂变为海上走私贸易的重要据点。
很多史料都记载了月港的走私贸易，如：“浙人通番皆自宁波定海出洋；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132]“（月港）乃海陆之要冲，实东南之门户。当其盛，则云帆烟楫，辐辏于江皋。市肆街廛，星罗于海岸。商贾来吴会之遥，货物萃华夷之美。珠玑象犀，家阗而户溢，鱼盐粟米，泉湧而川流。”[133]月港地区走私贸易兴盛，地方政府只好逐步加强对月港的管理。嘉靖三十年（1551年），在月港设靖海馆。四十二年（1563年），都御史谭纶请设海防同知驻扎月港，并将靖海馆改为海防馆。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析龙溪一至九都、二十八都之第五图，并漳浦二十三都第九图在月港设县，并由朝廷赐名海澄县，取海疆澄清之意。正因为月港成为走私贸易的据点，才使月港最终成为海澄县的县治，成为管理从月港下海通番的中心。隆庆元年，正式开放月港，允许商民出海贸易。
但是，透过月港贸易体系，我们也应看到明廷对外贸易政策带有的保守性和局限性的一面。月港，在漳州城东南五十里，地处九龙江出海口，它的港道从海澄港口起，沿南港顺流而东，经海门岛，才到九龙江口的圭屿，再经今天的厦门岛方可出海。月港属于内河港，港道不深，如载：“此间水浅，商人发舶，必用数小舟弋之，舶乃得行。”[134]就作为海洋贸易港口而言，在东南沿海，月港的自然条件与实际通商的状态并不是最优越的。东南沿海的福建的中左所（今厦门）、浙江的双屿港、广东的澳门，其自然条件与原有的贸易基础都不比月港弱，这些都没有成为明政府“准贩东西二洋”的港口，而恰恰是自然条件相对较弱的海澄月港担当此任。
究其原因，月港道水浅，大型舶船不能靠岸，是为了便于明朝官吏的管理。月港附近港道曲折，港外又与海门、中左所、浯屿、南澳、铜山、澎湖等岛相连，利于官吏设卡盘验。在海禁时期，月港作为官定的边海居民下海谋生的出海口，并不像南澳、诏安梅岭一带，适合私人海商出海活动。把月港设为对外贸易的港口，显然带有方便管理，限制大型船舶下海通番的考虑因素。明政府选择自然条件并不优越的月港作为私人贸易港，是为将“开放”控制在能够由统治者掌控的范围内。月港本身的地理局限，加上其经济发展并不足以支撑起对外贸易，及至清代遂被中左所（厦门港）所取代。
从洪武年间的海禁到隆庆元年的准贩东西二洋，传统朝贡贸易体制的打破，民间走私贸易变为合法贸易，月港也由走私贸易港口转变为合法对外贸易港口。虽然开放月港贸易，是适应沿海形势而对海禁政策进行的调整与妥协，但月港开放后准许私人申请船引，缴纳税饷，海禁之中有通商，有限制地允许商民出海贸易，部分满足商民出海贸易需求，比一味海禁更有利于维护沿海秩序和海防安全，既维护祖制又做适当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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