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的走私贸易自明初以来就未停止过。如永乐年间福建沿海居民，私载海船交通外国。景泰二年（1451年），刑部禁约“福建沿海居民毋得收贩中国货物，置造军器，驾海交通琉球国，招引为寇。”[1]成化八年（1472年），“福建龙溪县民二十九人，泛海通番，官军追之，拒捕。为风破其舟，浮水登岸，被获下狱，多瘦死。诛者十四。”[2]正德年间，巨商富贾入私下出海非常普遍，“海澄县在漳东南，距郡五十里，本龙溪八九都地也。旧名月港，唐宋以来海滨一大聚落，至明生齿益繁。正德间，豪民私造巨舶，扬帆他国，以与屿市。久之，引寇内讧，所司法绳不能止。”[3]漳州月港从事走私贸易频繁，人们出洋或潜赴外海岛屿进行贸易非常普遍。如史料载：“海物互市，妖孽荐兴，则漳浦龙溪之民居多。”又说：“月港者，夷货毕集，人烟数万。”[4]
有关福建沿海违禁出海贸易的记载屡见于史书，也反映了福建沿海民众的生活状态，据《海澄县志》载：“盖富家以资，贫人以佣，输中华之产，骋彼远国，易其方物以归，博利可十倍，故民可乐之。虽有司密网，间成竭泽之渔，贼奴煽殃，每奋当车之臂。……方夫趋船风转，宝货塞途，家家歌舞，赛神钟鼓……以舶主中上之产，转盼逢时，容至巨万，顾微遭倾覆，破产随之，亦循环之数矣。成弘之际，称小苏杭者非月港乎？”[5]月港人出海贸易在成化、弘治年间已十分普遍。不过，月港走私贸易的扩大则与葡萄牙人的到来密切相关。
葡萄牙人在广东沿海受挫后，遂北上寻找新的机会。嘉靖二年（1523年），巡按福建御史向朝廷上奏：“盗起广东，转入漳泉，势其猖獗，请罪诸纵盗不捕者。”[6]可见，原在广东沿海活动的葡萄牙商船转入漳泉一带了。(www.xing528.com)
嘉靖之后，受“争贡”事件的影响，浙江宁波市舶司被罢设，此后虽然恢复与日本的朝贡贸易，但是浙海走私贸易从未停止，山海相连，从山浮海，走私普遍，如：“向来海上渔船出近洋打鱼樵柴，无敢过海通番，近因海禁渐弛，勾引番船，纷然往来海上，各认所主，承揽货物，装载或五十艘，或百余艘，或群各党分泊各港，又各用三板草撇脚船不可胜计，在于沿海兼行劫掠，乱斯生矣。”[7]嘉靖间尤其严重，“浙海私商，始自福建邓獠。初以罪，囚按察司狱。嘉靖丙戌（1526年）越狱，逋下海，诱引番夷市浙海双屿港，投托合澳之人卢黄四等，私通交易。”[8]嘉靖八年（1529），兵部尚书李承勋上奏：“浙江宁、绍、台、温诸府，枕山濒海，通连福建，盗贼啸发，下海劫掠，出没不常，事干两省，势难控制。”[9]沿海海防受到冲击。
宁波外海的双屿港逐渐成为新的非法走私贸易中心，大量外国船只在此靠泊贸易。据《筹海图编》所记：“商舶乃西洋原贡诸夷，载货泊广东之私澳，官税而贸易之。既而，欲避抽税省陆运，福人导之改泊海仓、月港。浙人又导之改泊双屿，每岁夏季而来，望冬而去。”[10]双屿港主要是丝、布等货物的集散地，与日本贸易往来较多，葡萄牙人在福建沿海购买的部分货物，也是自双屿港转口。不过，双屿港的贸易风险日益加大，如：“滨海之民以小舟装载货物，接济交易，夷人欺其单弱，杀而夺之。接济者不敢自往，聚数舟以为卫，其归也，许二辈遣倭一二十人，持刀送之。”[11]繁荣又无序的走私贸易激发了武装反海禁斗争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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