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实行海禁和朝贡贸易政策，禁止民间私人出海贸易和外国私人商船前来贸易，严重阻碍海外贸易的发展。沿海居民“以海为生，以津泊为家者，十而九也”[2]。海禁使其生计受阻，沿海居民为求生活不得不违反禁令进行走私贸易。同时，出海经商利润丰厚，“其去也，以一倍而搏百倍之息；其来也，又以一倍而搏百倍之息。愚民蹈利如鹜，其于凌风破浪，直偃息视之，违禁私通，日益月盛”[3]。在丰厚的利益诱惑下，沿海居民往往铤而走险。故私人贸易屡禁不止，以至于出现“寸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4]。“意者私舶以禁驰而转多，番舶以禁严而不至。今欲揭榜禁约，无乃益沮向化之心，而反资私舶之利。”[5]礼部 明 知利权所在，故不采取“揭榜禁约”以免影响官僚的利益，走私贸易反而愈发兴盛，番舶来的日多。地方官员为了广州的安全，开始限制番舶进入广州，而安排在珠江口沿岸的港澳进行贸易。
朝贡贸易不能满足实际的需求，前往广州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虽以朝贡为名，但实质是从事贸易活动。而地方官员甚至中央官僚也利用职权参与牟利活动，沿海居民冒死下海进行走私贸易也屡禁不止。
（一）私下通番
明洪武初年，沿海居民即开始驾船出海进行走私贸易：“一曰接济，谓黠民窥其乡道，载鱼米互相贸易，以赡彼日用。一曰通番，谓闽粤滨海诸郡人驾双桅，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携诸番奇货。”[6]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香山三灶岛吴添进通番”[7]。私下通番的不仅有沿海百姓，不少官员也参与其中，如广东市舶太监韦眷“与海外诸番相贸易，金缯、宝玉、犀象、珍玩之积，郿坞如也”[8]。市舶太监作为朝贡贸易的管理者也与海外商人进行走私贸易。
正统以后，随着朝贡贸易的衰落，非法的走私贸易发展更为普遍。面对海外贸易丰厚的利润，豪富之家也不乏进行走私贸易者，“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奸人阴开其窦，而官人不得收其利权……至嘉靖而弊极矣。”[9]官方屡禁不止，又无法对其收税，不能得其利权。贸易之利全部落入走私者的口袋。
明代中叶，私人贸易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如成化十四年（1478年），江西商人方敏等人筹集600两银，购买景德镇产青白花碗、碟、盆等瓷器2800件，运到广州，碰到商人陈佑等人，于是合谋下海通番，史载：“敏等访南海外洋有私番舡一只出没，为因上司严禁，无人换货。各不合于陈佑、陈荣、吴孟谋允，雇到广东东莞县民梁大英，亦不合依听。将自造违式双桅槽船一只，装卸前项瓷器并布货，于本年五月二十二日开船，越过缘边官府等处巡检司，远出外洋。”[10]此次贸易换回胡椒112包、沉香100箱等物。
正德年间，崇明“沿海各沙民家有双桅大船，出入江洋，兴贩鱼盐”。[11]正德、嘉靖年间，在澳门海面“居海外杂番，广通贸易”，致使“闽粤商人趋之若鹜”[12]。广州游鱼洲市舶贸易兴盛，史载：“广东隔海不五里而近乡名游鱼洲，其民专驾多橹船只，接济番货。每番船一到，则通同濠畔街外省富商搬磁器、丝绵、私钱、火药违禁等物，满载而去，满载而还，追星趁月，习以为常，官兵无敢谁何。比抽分官到，则番舶中之货无几矣。”[13]番货一到，商人先用小船把大部分贵重货物及违禁货物运走，等到抽分官到时，只剩小部分廉价货物。
（二）冒充贡使
明廷在朝贡贸易中奉行“厚往薄来”的原则，回赐时按照朝贡人数进行赏赐，其间利润丰厚，并且海外诸国朝贡时还可附带私货进行贸易。因此，便有商人浑水摸鱼，冒充贡使以图利。
商人冒充贡使进行贸易，洪武年间即已有之。成化、弘治年间，假朝贡之名前来者越来越多，“椒木、铜鼓、戒指、宝石溢于库市。番货甚贱，贫民承令博买，多致富”[14]。据嘉靖间给事中王希文言：“广东地控夷邦，而暹罗、占城、琉球、爪哇、浡泥五国贡献，道经东莞。我祖宗立法，来有定期，舟有定数，比对符验相同，乃为伴送附搭货物，官给钞买，载在《祖训》可考也。洪武间，以其多带行商，阴行诡诈，绝不许贡。”[15](www.xing528.com)
为此，明廷不断加强管理，对违反规定，冒充贡使进行私自交易者治罪，如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番人马力麻者，为海商，诡称苏门答剌使臣私通贩易。市舶中官韦眷利其货，不究问之。广东布政使陈选发其奸抵罪”[16]，并严格审查勘合、贡期，对朝贡货物征税。对不按贡期前来朝贡者，一律拒绝其入贡。如：
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海上诸岛夷自广东入贡者，旧制验实奏闻，则榷其赀以充国用。久之，奸利之徒冒称入贡，去来无时，而有司利其所榷，漫不之禁，滋成内讧，民甚患之。至是，守臣以闻，诏：“自今外夷来贡，必验有符信。且及贡期，方如例榷税。其奸民私舶，不系入贡，即入贡不以期，及称诸夷君长遣使贸迁者，并拒还之。”[17]
但是，官商勾结的假冒现象仍时有发生。如嘉靖年间，佛郎机（葡萄牙）船只到达广东海上。由于佛郎机不在朝贡国之列，明廷禁止与之交易。于是，佛郎机交接了一位号称客纲的周鸾，一起假冒他国入贡，进入广州城贸易。周鸾与海道副使汪柏互相勾结，抽分海外船只，并与其交易。史载：
（嘉靖三十三年），佛郎机国夷船来泊广东海上，比有周鸾号称客纲，乃与番夷冒他国名，诳报海道，照例抽分，副使汪柏故许通市。而周鸾等每以小舟诱引番夷，同装番货，市于广东城下，亦尝入城贸易。岁乙卯，佛郎机夷人诱引倭夷，来市广东海上，周鸾等使倭扮作佛郎机，同市广东卖麻街，迟久乃去。自是佛郎机夷频年诱倭市广东矣。[18]
（三）沿海官员违禁贸易
巨大的商利使不少官员也私自派人下海进行贸易，或者默许和纵容手下参与走私贸易。如洪武年间，“何淑川，洪武癸酉以人材知钦州，守御百户胡全纵子仆私贩夷椒并诸不法……”[19]景泰七年（1456年）六月，“都指挥张士纵家奴下海，私易番货”[20]。天顺五年（1461年），兵部郎中何宜知的父亲何演，“累岁在广东兴贩珍珠，得银万计”[21]。成化五年（1469年），福建都指挥佥事王雄受部下贿赂，“听其与岛夷奸阑互市，及军出海遇番舶逗挠官军，遂为所伤”[22]。弘治十一年（1498年），沈希达任宁波通判，郡人与日本人私自通商，地方官任由之，史载：“郡人利与交易，得券即以货物与之。已而贡使还，伪券纷然莫辨，镇巡皆难之。通守招倭众，谕以善恶征应，大书‘天理人心，万里海面’八字悬之。倭气慑吐实，偿其价云。”[23]嘉靖元年（1522年），占城及暹罗等国商船来到广东，“时太监牛荣提督市舶司，乘其货未报税，命家人蒋义私与交易，收买各物。事发，蒋义抵罪，货没于官”[24]。官员利用或纵容其下人参与走私贸易获取利润，一旦被官府稽查或出现祸端，则多由其下人顶罪，官员坐收渔利。
地方政府为了活络经济和增加收入，官员对非法走私贸易一般听之任之。据广东巡按御史高公韶上奏：“顷者，权豪贪纵，任其住泊，遂令诸夷交结奸民肆行剽掠，贻患地方。参议陈伯献尝奏禁革，而奉行之人因循未止。乞再申禁约，以杜侵患。”[25]还有官员利用职权或与豪民勾结，私自扣押和抢夺海上走私商人的货物，据记载：“豪民张政者，先窜名番舶商海外诸国，致番货直数十万，夤结中人监舶者，假以公牒，得捕盗海上，凭藉声势张甚，因欲吞十人者之业不得，悉诬十人为盗，捕置狱中，七人瘐死，余三人当论决。缨谳得其情，并释三人，抵政死。指挥倪凤亦以捕盗，恣剽海上，害尤甚。”[26]
（四）出使官员违例带货
明朝常派遣官员出使周边国家，进行册封等事宜，官员往往利用出使机会夹带私货出国贸易，或者回国途中从海外夹带货物回国。如正统八年（1443年）八月，“占城国公干人船回，委官盘出象牙小梳坯三百三十七个、牙笏坯二枝、牙箸坯八十双，俱系番物，欲连人解京，其掌船百户陆善等告称自用己财贸易，未敢定夺”[27]。对此，正统帝示以宽大，并未收缴，全部给还。景泰四年（1453年）七月，“给事中潘本愚等奉使占城回还，于本船内搜出下番官军镇抚罗福等二百四十二员，带回象牙梳坯、乌木、锡、蜡等物，共一千九百三十三斤”[28]。可见此次走私的货物数量较大。成化十七年（1481年），行人司右司副张瑾被判有罪而入狱，其入狱原因就是借出使之机夹带番货，以图谋利，史载：“先是，瑾与给事中冯义同奉命，赍敕、印封占城国王故齐亚麻勿庵为王，多挟私货，以图市利。至广东，闻齐亚麻勿庵已死，而其弟古来遣哈那巴等来请封，虑空还失利，亟至占城……又经满剌加国，尽货其私物以归。”[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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