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年（1523年）四月，日本大内集团派遣宗设谦导率领的3艘船300余人抵达浙江宁波港。数日后，日本细川集团由鸾冈瑞佐、宋素卿率领的日本使团百余人也来到宁波。宗设的船虽然先行到达，但尚未进行检验勘合。等到细川集团的船只到达后，市舶司一道检验。按理先到先验证，但是宋素卿原本是中国人，对中国情况十分熟悉，他向市舶太监赖恩行贿，使得其船先于宗设的船进港验货。等到查验宗设的船只时，市舶司发现有新旧勘合[131]之分，遂故意刁难宗设船队。此后，在安排席位时，市舶司又违反常规将后到的鸾冈瑞佐安排在首席，其席位“坐之宗设上”，此举令宗设不满。双方在席间发生争执。
宴会之后，宗设谦导唆使船队中的海盗，抢出原被收缴的武器，攻击鸾冈瑞佐和宋素卿，烧掉其船舶，追杀被明政府保护的宋素卿至绍兴。宗设追到城下，索要未得，又回到宁波，沿途烧杀抢劫，杀死明备倭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百户胡源，最后夺船而去。一时“浙中大震”，此一事件被称为“争贡之役”。
事情发生后，明廷大为震动，嘉靖帝下旨，切责巡视、镇巡等官，“先事不能预防，临事不能擒剿，姑夺俸。令镇巡官即督所属，调兵追捕，并按失事情罪以闻”[132]。同时，明廷还命礼部讨论日本朝贡事宜，礼部官员认为二夷相杀，衅起宗设，而宋素卿之党被杀甚众。虽素卿以华从夷，事在幼年，而长知效顺，已蒙武宗宥免，毋容再问。唯令镇巡等官司省谕宋素卿，回国移咨国王，令其查明勘合，自行究治，待当贡之年，奏请议处[133]。礼部根据宁波来的奏报，为宋素卿及太监赖恩开脱。
给事中张翀认为日本贡使杀掠中国百姓，不可放归不治，请“绝约闭关，永断其朝贡之途”[134]。世宗下令收审宋素卿，彻查事情真相。经过半年调查，定宋氏之罪并死于狱中。此后，明廷让琉球贡使转交给日本一道敕谕：“以宋素卿、中林等凶叛就戮，妙贺等无罪，以礼遣返。其元恶宗设及佐谋倡乱数人，亟捕系缚送中国，以听天讨，余并罔治。虏去人民，仍优恤送归。否者，将闭绝贡路，徐议征讨。”[135]但结果如何并未可知，明廷对“争贡之役”的处理可以说是形同虚设，不了了之。
因为明代浙江市舶司主要是接待日本贡使的，“争贡之役”后朝廷官员主张罢撤浙江市舶司。福建市舶司也因“争贡之役”被停罢。于是朝廷“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136]。此后，福建、浙江市舶司时存时废。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唐顺之提议恢复三市舶司，《明史》记载：“凤阳巡抚唐顺之议复三市舶司，帝议从之。”[137]但遭到浙江巡抚刘畿的反对，户部商议后，决定暂不恢复浙江市舶司。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浙江市舶司复置。为增加内府收入，明神宗大榷天下关税，是年派遣内官刘成、高寀、李凤到浙江、福建、广东三市舶司，并委与征收舶税的权利，市舶太监大肆敛财，给地方带来极大危害。万历末年，明神宗在其遗诏中要求停止征收，“一切榷税并新增织造、烧造等项，悉皆停止”[138]。据此，白斌先生等研究推断，浙江市舶司的最终罢设是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139]。
福建沿海因倭乱严重，市舶司也是废置不常。嘉靖二年（1523年）“争贡之役”发生后，福建市舶司被停罢。李庆新的研究认为，嘉靖七年至三十年，福建市舶司可考的提举有10位，至少可以说明，福建市舶司在此期间并没有罢撤[140]。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唐顺之提议恢复三市舶司，可知此后福建市舶司被罢撤过。万历八年（1580年），福建市舶司又被裁革，《大明会典》记载“福建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旧有市舶提举司，万历八年裁革”[141]。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明神宗大榷天下关税，福建市舶司得以恢复。此后，福建市舶司存废情况不明。(www.xing528.com)
“争贡之役”后，惟存广东市舶司。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广东市舶司官制有所调整，革副提举诸吏，史载：
广东市舶提举司在府城外西南一里，即宋市舶亭海山楼故址。洪武初开创，正厅、后厅、左右厢房、库房、吏目厅，三门，额设提举。嘉靖三十七年，提督奏革去副提举、吏目一。廨次有水心亭，前有观澜亭，其上有阁，濒江上树坊牌，曰重译。前衢树坊牌二，东曰来宾，西曰柔远，今改于承宣街右。[142]
嘉靖以后，福建、浙江市舶司存废无常，运作不连续，广东就成为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各国商船与中国贸易，俱在广州，“近日闽浙有倭寇之扰，海防峻密，凡番夷市易皆趋广州”[143]，时人霍韬言：“东南夷皆由广入贡，因而贸易互为利市焉，中国不可拒之以自困。惟佛郎机之夷，则贼虏之桀也，不可不拒。因拒佛郎机并拒诸夷，非策也。为今之策，在诸夷之来，则受之；在佛郎机则斥之，否则厉兵以防之。”[144]广东成为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但对海防，尤其是对葡萄牙人的防范仍未放松。不仅海外商人仅限于广东贸易，内地商人也贩货至广东交易，名曰“走广”，史载：
（嘉靖间）连年倭患，皆为私通贸易而起。浙人多诈，窃买丝绵、水银、生铜、药材，一切通番之货，抵广变卖，复易广货归浙。本谓交通，而巧立名曰走广。[145]
于是，广州港成为第一大港，对外贸易极大促进了广州的繁荣。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叶权在《游岭南记》中认为广州商业的繁华丝毫不逊色杭州的清河坊：“广城人家大小俱有生意，人柔和，物价平，不但土产如铜锡俱去自外江，制为器，若吴中非倍利不鬻者，广城人得一二分息成市矣。以故商贾骤集，兼有夷市，货物堆积，行人肩相击，虽小巷亦喧阗，因不减吴阊门、杭清河坊一带也。”[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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