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市舶司沿革
明太祖立国，“海外诸国入贡，许附载方物与中国贸易。因设市舶司，置提举官以领之，所以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也”[110]。于是在1367年于太仓设立黄渡市舶司，史载：“吴元年十二月，置市舶提举司，以浙东按察使陈宁等为提举。”[111]洪武三年（1370年），黄渡市舶司罢。
随后，因朝贡国家增多，为加强对朝贡贸易的管理，于是在宁波、泉州、广州设立市舶司。《粤海关志》记载：“明洪武初设市舶司于太仓黄渡，三年二月罢之。凡番舶至太仓者，命军卫有司封籍其数，送赴京师。寻复设市舶司于浙江、福建、广东。浙江通日本，福建通琉球，广东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112]
洪武七年（1374年）九月，明太祖“罢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113]。不久，又恢复其设置。据《筹海图编》记载：“七年九月，又罢。未几复设。盖东夷有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舶。所以通华夷之情，迁有无之货，收征税之利，减戍守之费；又以禁海贾而抑奸商也，市舶不复，利归豪强，而国家坐受其害。”[114]可见，洪武七年九月，三市舶司被罢之后旋即复设。
明成祖时期，积极推行朝贡贸易政策，遂于永乐元年（1403年）复置市舶司。“（永乐元年八月丁巳）上以海外番国朝贡之使附带物货前来交易者，须有官专主之。遂命吏部依洪武初制于浙江、福建、广东设市舶提举司，隶布政司，每司置提举司一员，从五品；副提举二员，从六品；吏目一员，从九品。”[115]由此可见，洪武七年（1374年）三市舶司复设之后又再次被废，至永乐元年复设。永乐三年（1405年），三个市舶司分别建设馆驿，以接待外国贡使往来：“以诸番贡使益多，乃置驿于福建、浙江、广东三市舶司以馆之。福建曰来远，浙江曰安远，广东曰怀远。”[116]此后，永乐六年（1408年），在交趾、云南设立市舶司，置提举、副提举各一员，“寻设交址、云南市舶提举司，接西南诸国朝贡者”[117]。此后，又设新平、顺化二市舶司。
终明之世，共设立7个市舶司，但市舶司时罢时设，存废无常。7个市舶司中以广东、福建、浙江市舶司为主，其中又以广东市舶司最为稳定。黄渡市舶司、交趾市舶司和云南市舶司存续时间较短，兹不详述。下面仅就粤、闽、浙三省市舶司进行简述。
1. 广东市舶司
广东市舶司设于洪武三年（1370年）。之后，废置不常，永乐元年（1403年）复设。永乐年间，朝贡贸易兴盛，接待朝贡使团的馆驿以至不敷使用，于是在广州设立“怀远驿”接待外国贡使团。史载：“永乐间，四夷来王，市舶至用内官监镇，寻置怀远驿于郭西南蚬子步，创屋百二十间，以司馆谷。时内官总货，提举官吏但领簿而已。其入贡者，惟正使进城，余皆就驿止宿，遇设宴管待方入，宴毕即出。成化、弘治间犹然。”[118]
广东市舶司建在广州原宋代市舶旧址，明代多次修建：“广东市舶提举司在府城外西南一里，即宋市舶亭海山楼故址。洪武初开创。永乐元年，提举潘定复重修。正统十四年，毁于兵燹。景泰六年，提举祝应韶重建。正厅三间，匾曰‘怀夷堂’；后厅三间，匾曰‘天珍堂’；左右厢房各三间，库房一百一十六间，吏目厅三间，三门三间。额设提举一人。嘉靖三十六、七年，提督奏革去副提举、吏目一人。官吏廨舍三十间。廨次有水心亭，前有观澜亭，其上有阁，濒江树坊牌曰‘重译’。”[119]
嘉靖二年（1523年），因争贡之役，福建、浙江市舶司被罢，唯存广东市舶司。
2. 浙江市舶司
永乐元年（1403年），浙江市舶司复设于宁波，位于元末方国珍的住宅区。永乐四年（1406年），改为安远驿，而以驿西原方国珍花厅为市舶司，并添置吏目厅于右边，在魏家巷、小梁街、大池头、盐仓门内等地设市舶提举衙门，办理舶务。为接待贡使，市舶司除安远驿外，还设置四明驿、迎宾馆和嘉宾馆。
浙江市舶司主要是管理日本朝贡贸易，而日本贡期为十年一贡，所以其舶务远不如广东市舶司繁忙。嘉靖二年（1523年），“争贡之役”发生，而浙江市舶司又主要是接待日本贡使的，故停罢浙江市舶司。但是，白斌等人的研究认为嘉靖年间浙江市舶司虽屡被停罢，但并未废止[120]。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才裁革浙江市舶司。
3. 福建市舶司
福建市舶司复设于永乐元年（1403年），位于泉州南水仙门内宋市舶务旧址，“来远驿”设于城南车桥村。福建市舶司专主琉球贡使，后因琉球贡船来时多到福州河口，因此设在泉州的市舶司作用不大，遂移至福州。史载：“福建市舶提举司，在布政司西南，侯官县之西，都指挥佥事王胜宅也。旧置司于泉州，后番舶入贡，多抵福州河口。成化五年（1469年），巡抚副都御使张瑄奏请移建于此。”[121]福建市舶司迁往福州，主要是为方便接待。因为琉球贡使主要由福建布政司、镇巡官及市舶宦官负责接待，这些官员又均驻福州，市舶司设在泉州，不便接待。(www.xing528.com)
使团居住于“来远驿”，永乐三年（1405年）建于泉州府城南，“以馆海外诸国之来贡者”。成化年间，福建市舶司移置福州，来远驿也被废置。福州新建接待贡使的馆驿在进贡厂南面，因只接待琉球贡使，所以又称琉球馆。嘉靖二年（1523年），争贡之役发生后，福建市舶司被停罢。
（二）市舶司官制
市舶司官员设置主要有市舶提举和市舶副提举，《粤海关志》记载，“洪武时已设市舶司，至是乃定为提举一员、副提举二员，吏目一员”[122]。
洪武年间，市舶司废置不常。永乐元年，恢复三市舶司以后，市舶司官员的配置也逐步完备，市舶司隶属布政司管辖，每司置提举一员为从五品，副提举二员为从六品，吏目一员为从九品。
明代市舶司官制与宋元时期有很大差别。宋元时期，市舶提举一般为转运使兼任或另设专官，官员品级较高，政府对市舶司官员的配备非常重视。绍兴年间，宋高宗派遣知州李庄提举福建市舶司时，宋王朝重视海外贸易，故遴选市舶官员谨慎，认为“提举市舶官委奇非轻，若用非其人，则措置失当，海商不至矣”[123]。然而，明代市舶提举仅为从五品，相当于散州知州，官职不高，显示明代对市舶司的重视程度较低。市舶司隶属于布政司，对非进贡的外国商船无权过问。此外，为加强对朝贡贸易的控制，永乐帝还派遣市舶宦官提督市舶，攘夺市舶提举的权力。
广东、福建、浙江三市舶司接待贡使国家数目差异较大、管辖范围亦不相同，其政务繁杂程度也相去甚远，所以三市舶司官员配置除市舶提举相同外，其余官员配置略有不同。浙江市舶司主要接待日本贡使，其设提举一人，副提举五人。相较而言，比福建、广东市舶司官员为多。市舶提举司有供其差遣的吏役，浙江市舶提举司属下配有司吏、典吏、弓兵、工脚、库子、秤子、合干人、行人等[124]。福建市舶司只管琉球朝贡，事务相较简单，设有提举、副提举各一人，吏目一员，从九品。司有同吏二人、典吏四人[125]。福建市舶司属役有祗候、弓兵、门子、轿伞夫、探事马夫等，分派于兴化、泉州、漳州三府。广东市舶司设提举一人，副提举两人，属役有直门堂子、轿伞夫、探事马夫、弓兵、库子等。
（三）市舶司职责
明前期市舶司的设立主要是管理朝贡贸易，如“上以海外番国朝贡之使附带货物前来交易者，有官以主之。此置市舶提举之始”[126]。市舶司及市舶提举之设就是为加强海禁的实行，把海外贸易严格控制在官府的垄断之下，完全不同于宋元时期。
《明史》记载：“海外诸国入贡，许附载方物与中国贸易。因设市舶司，置提举官以领之，所以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也。”[127]《福建市舶提举司志》言市舶司“专管进贡方物，柔待远人”。可见市舶司不仅有接待贡使、管理朝贡贸易的职能，还有加强海禁和海防的需要。
《广东通志》记载，市舶司之责，“掌海外诸番朝贡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伪，禁通番，征私货，平交易，闲其出入而慎馆谷之”[128]。勘合是明朝发放给海外诸国前来进行朝贡贸易的凭证，主要是为区分官方贸易和民间走私贸易，维持朝贡贸易的正常运作。
明代海外诸国带来的“贡品”主要分为贡品和私货，贡品是朝贡国家送给明朝的礼物，市舶司不征税，私货是指朝贡国家王室及其他私商附于朝贡贸易船舶带来贸易的货物。征私货就是指对朝贡使团所带贡物以外的私货进行抽分。抽分即征税，显示市舶司承担一定的海关职能。但是，明政府为显示其“怀柔远人”的政策，明前期对海外诸国的私货往往给予税收减免甚至是不征税，《广东通志》记载：“布政司案查得，正统年间以迄弘治，节年俱无抽分。”[129]直至明正德以后，广东市舶司开始对私货进行抽分。
平交易是指对外国商人与中国商人的贸易活动进行管理，正德四年（1509年）之前，市舶司对朝贡使团带来的私货采取“给价收买”的方式，实行专买。正德四年，实行抽分制，市舶司就不直接参与对外贸易，而是设牙行与民贸易。史载：“凡外夷朝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领之。在广东者，专为占城、暹罗诸番而设……其来也，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130]
官设牙行的牙人成为对外贸易的实际管理者，开始取代市舶司而执行对外贸易管理的职责，具体事务有：番舶抵达港口后，由牙行进行验货，然后代为报官；市舶司对番货抽分后，由牙行评价并介绍买卖。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官牙开始替代市舶司执行贸易管理的职责，逐步控制和垄断海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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