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朝贡贸易和海禁政策相结合，形成明朝特殊的官方垄断贸易制度——朝贡贸易。禁止商民私自出海贸易，为官方朝贡贸易提供保护。
明廷朝贡贸易的原则：“凡外夷贡者，皆设市舶司领之，许带他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矣。”[49]朝贡贸易只允许与明朝有朝贡关系的官方船只前来贸易，不允许外国民船私自前来贸易。朝贡贸易也就是明政府控制的官方海外贸易。因此，明代朝贡贸易的实质是具有浓厚政治外交色彩的、官方控制的政府间贸易。
明代朝贡贸易的目的是“怀柔远人”，“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希望借助朝贡贸易来达到“万国朝宗”的政治目的。洪武元年（1368年）十二月，即遣使前往高丽、安南，拉开了明朝对外关系的序幕[50]。洪武二年（1369年）正月，又遣使以即位诏谕占城、安南、爪哇、渤泥、三佛齐、真腊等东南亚国家，宣布明朝“正统”，并邀请这些国家遣使来朝贡。二月再次遣使到这些国家，以玺书、织金绮缎、纱罗赐诸国王，敦促其尽快来朝贡贸易[51]。为示友好，又把安南、占城、真腊、暹罗、苏门答腊、爪哇、彭亨、三佛齐、渤泥等15国（绝大多数为东南亚国家）列为“不征之国”。然而在朝贡体制下，与明朝建立宗藩关系，直接冲击到满者伯夷在南海的地位。这是明太祖始料未及的。满者伯夷用兵消灭了接受明朝册封的三佛齐，并堵塞马六甲海峡的航道，迫使来自西洋的印度、阿拉伯的海船不敢穿越马六甲海峡东来。国际海域秩序随之发生改变[52]。而至明成祖即位后，极力开通南海朝贡航道。永乐元年，“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又命江楚、两浙及镇江诸府衙，造海风船。”[53]频繁遣使外出。永乐元年（1403年）八月、九月、十月，3个月间，明成祖连续遣使往安南、爪哇、苏门答腊、暹罗、占城、真腊、满剌加等国，赐诸国王织金文绮、纱罗、彩绢等物，邀其入明朝贡[54]。
永乐时期，推行积极的朝贡贸易政策，对海外诸国的朝贡可以说是来者不拒。明成祖即位后便接受了日本的朝贡，永乐元年（1403年）九月，日本贡使到达宁波，并私以兵器出售，有关官员认为违背禁令，准备“籍封送京师”，受到明成祖的训斥：“岂当一切拘之禁令？……勿拘法禁，以失朝廷宽大之意。”[55]再如当年十月，外国贡使以附载胡椒与百姓互市，“有司请征其税”，明成祖却以为不妥，有失朝廷颜面，“今夷人慕义远来，乃欲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万万矣！”[56]永乐二年（1404年）五月，琉球贡使私自派人往各处采买磁器，“法当逮问”，但明成祖却认为：“远方之人，求利而已，此不足罪。”[57]因永乐时期对朝贡贸易的积极态度，外国贡使及随贡使来华的商人便越来越多，贸易量也越来越大。同时，也出现商人冒充外国贡使，借以得到互市的机会。
明成祖为显示中国邦交诚意，宣布恢复市舶司制度，永乐元年（1403年），复设广东、福建、浙江三市舶司，负责接待朝贡使团和管理朝贡贸易。永乐五年（1407年），有9个国家和地区来中国朝贡。至永乐十四年（1416年）冬季，有满剌加、古里等19个国家的贡使来到中国。到永乐后期，“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58]。据李庆新先生的研究，永乐一朝，有45个国家和地区238次由海路前来朝贡。渤泥、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四国的11位国王来过中国，有两位在中国去世，葬在中国[59]。由此，永乐时期朝贡贸易的兴盛可见一斑。
此外，为宣扬国威，加强中外官方交流，确保西洋航道的畅通无阻，推动朝贡贸易发展，自永乐三年（1405年）始，皇帝还派遣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是明政府组织的大规模航海活动，其船队规模庞大，第一、第三、第四、第七次下西洋的人数均达到两万多，每次出航时间长达两三年之久，航程远达东南亚、南海、印度洋、波斯湾及非洲东岸，不仅展示明朝雄厚的国力，保障了海路的畅通，奠定了大明帝国的海洋国际地位，有力加强海外交流，推动明代朝贡贸易发展。
郑和下西洋开拓了同海外诸国的交往。郑和下西洋后，海外前来朝贡的国家明显增多。但是，郑和下西洋实质是在海外进行的朝贡贸易，其政治因素压倒经济因素，且进一步强化朝贡贸易体制，并未为明廷带来巨大的商贸利益。永乐时期，由于朝贡贸易和郑和下西洋消耗大量财力，至明仁宗继位后改弦更张，接受夏元吉的建议，下令“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60]。还禁止沿海居民“私下番贸易及出境与夷人交通”[61]。明宣宗在位期间（1426—1435年），朝贡贸易回落到永乐以前的水平。
对于朝贡贸易，明政府的原则是“厚往薄来”，明政府对前来朝贡的国家赏赐非常丰厚，赏赐物多为金银、玉器、丝织物、铜钱等贵重物，经常以高于贡品几倍价值的货物来“回赐”朝贡国。朝贡贸易的丰厚赏赐，使一些国家期望扩大朝贡贸易来获取高额利润。这些国家往往并不遵守规定的贡期及人员数目，甚至常常提前朝贡并超员朝贡，比如中山王“一岁常再贡、三贡”，暹罗“比年一贡，或一年两贡”。此外，有些商人甚至以（假借）朝贡之名来赚取丰厚赏赐。
明政府以“厚往薄来”的原则开展朝贡贸易，赏赐物的价值远高于贡品，海外诸国频繁的朝贡给明朝带来巨大财政负担；海外各国因在朝贡贸易中获利丰厚，往往一年数贡。因此，明朝不得不对朝贡贸易做详细、具体的规定：
1. 规定贡期、贡使人数
明廷在朝贡贸易中秉持“厚往薄来”的原则，海外各国往往找各种借口前来朝贡，以期获得丰厚的赏赐，给明廷带来财政负担。为规范对朝贡贸易的管理，明廷也对朝贡的贡期、船数、人数进行限制。洪武七年（1374年），暹罗国以船被风损坏为由而来到海南，请求朝贡，明太祖认为其无金叶表文，可能是番商假冒贡使前来贸易而拒绝，如史载：“（洪武）七年，（暹罗）使臣沙里拔来贡。言去年舟次乌猪洋，遭风坏舟，飘至海南，赖官司救护，尚存飘余兜罗绵、降香、苏木诸物进献，广东省臣以闻。帝怪其无表，既言舟覆，而方物乃有存者，疑其为番商，命却之。”[62]随后，明太祖下诏中书及礼部，发牒文要各国减少来贡频次：“古诸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则每世一朝，所贡方物，表诚敬而已。惟高丽颇知礼乐，故令三年一贡。他远国，如占城、安南、西洋琐里、爪哇、浡泥、三佛齐、暹罗斛、真腊诸国，入贡既频，劳费太甚。今不必复尔，其移牒诸国俾知之。”[63]
明初规定各国朝贡原则上三年一贡，但各国多有不同。与明廷关系最亲密的琉球，规定其贡期为两年一贡；三年一贡者有暹罗、安南、爪哇、占城、高丽；十年一贡者有日本；还有不定期朝贡者，如三佛齐、浡泥、苏禄、吕宋等。朝贡贸易中，明廷往往按朝贡人数进行赏赐，贡使多则会带来巨大财政负担，因此明朝对贡使人数也加以限制。明朝对日本朝贡的贡期与贡使人数所做的限制较为典型。永乐二年（1404年），规定日本10年一贡，船限2艘，人限200人，违例则以寇论，如记：“惟日本叛服不常，故独限其期为十年，人数为二百，舟为二艘，以金叶勘合表文为验，以防诈伪侵轶。后市舶司暂罢，辄复严禁濒海居民及守备将卒私通海外诸国。”[64]
琉球国面积小，资源少，以海外中转贸易为生，经济上对海外贸易依赖度较高，因此往往违例朝贡，一年两贡甚至三贡，“天朝虽厌其烦，不能却也”。成化十年（1474年），琉球使臣在福建为非作歹，致使明政府限制其两年一贡，入贡人数只能是100，朝贡时只允许带国王正贡物品，不许其携带附贡物，给琉球经济带来重大打击。成化十一年（1475年），琉球使臣请求恢复先前朝贡规定，一年一贡，但并未被批准。其后，琉球多次请求一年一贡，直至正德二年（1507年），朝廷不胜其乞，只好同意恢复一年一贡[65]。
虽然明廷对朝贡贸易的贡期、人数、船数加以限制，但在巨大利润诱惑下，诸国仍然违例入贡，使这种限制效果甚微。如洪武七年（1374年），暹罗朝贡“来者不止。其世子苏门邦王昭禄群膺亦遣使上笺于皇太子，贡方物”[66]。无奈之下，朝廷“命引其使朝东宫，宴赉遣之”[67]。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以安南屡次“不从所谕，又复入贡”，朝廷“而却其贡，令遣速还”[68]。
2. 实行勘合制度
为防止外国海商冒充贡使来华贸易从中谋利，同时对朝贡国频繁来贡进行限制，明朝实行勘合制度。勘合是明王朝赐予海外国家朝贡贸易的凭证，主要是区分官方和民间的贸易，前来朝贡必须带有明王朝发给的勘合，即“夫贡者，夷王之所遣，有定期，有金叶勘合表文为验。使其来也以时，其验也无伪”[69]。
勘合制度始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最先发给暹罗，后渐及其他国家，第一批获得勘合的国家有暹罗、日本、占城、爪哇、满剌加、真腊、苏禄国东王、西王、峒王、柯支、浡泥、锡兰山、古里、苏门答腊、古麻剌等15国。据载：“凡勘合号簿，洪武十六年，始给暹罗国，以后渐及诸国。每国勘合二百道，号簿四扇。”[70]海外诸国前来朝贡必须比对勘合，比对无误后方许入贡，以暹罗为例，礼部把暹字号勘合100道及暹罗字号底簿一册存于内府，把罗字号勘合100道及暹罗字号底簿一册赐给暹罗，罗字号底簿一册交广东布政司。暹罗入贡，每艘船需带勘合1道，上面填写朝贡人员名单、贡物、数量等信息，广东布政司核对底簿后，护送到北京，再同礼部保存的勘合及底簿进行比对。如《广东通志》记载：“勘合号簿，洪武十六年始给暹罗，以后渐及诸国。每国勘合二百道，号簿四扇。如暹罗国，‘暹’字号勘合一百道，及暹罗字底簿各一扇，送贮内府；‘罗’字勘合一百道，及暹字号簿一扇，发本国收填；‘罗’字号簿一扇，发广东布政司收。比遇朝贡，填写国主、使臣姓名、年月、方物，令使者赍至布政司，先验有无表文，次验簿，比号相同，方许护送至京。每纪元，则更换给。时暹罗、占城、爪哇、真腊、满剌加、锡兰山、苏门答剌，皆以次给付（三佛齐，据《会典》未给簿籍），使回，俱广东布政司管待。”[71]
明初为保障朝贡贸易，维持沿海治安，勘合制度管理较为严格，对防止番商假冒朝贡、维护沿海秩序确有一定作用。明中叶以后，朝贡贸易衰落，走私贸易兴起，朝贡使团不按贡例，不验勘合，勘合制度形同虚设。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礼部上奏：“苏门答剌国遣使进贡，广东布政司因无印信勘合，奏准将本国所进表文寄贮广东官库，省令各夷回还。内借拔番人斤荡等三名管送贡物来京，每人量赏生绢一匹、棉布二匹、胖袄及鞋以酬其劳。”[72]宪宗对广东的做法表示肯定。弘治四年（1491年），两广总督都御史闵珪上奏请求通过比对勘合等方式加强对朝贡贸易管理：“广东沿海地方，多私通番舶，络绎不绝。不待比号，先行货卖，备倭官军为张势，越次申报有司，供亿糜费不赀，事宜禁止，况番情谲诈，恐有意外之虞。宜照原定各番来贡年限事例，揭榜怀远驿，令其依期来贡，凡番舶抵岸，备倭官军押赴布政司，比对勘合相同，贡期不违，方转与呈提督、市舶太监及巡按等官，具奏起送。”[73]弘治五年十月，“各番进贡年限，乞行广东布政司出给榜文于怀远驿张挂，使各夷依限来贡。如番舶抵岸，先赴布政司比对勘合，字号相同，贡期不违，然后盘验起送，庶沿海人民不得常与外夷交通，以致起衅招寇。”[74]外国船只到达广东沿海后，不得先行贸易，要先赴广东布政司进行勘合，进行校验后方许入贡。
3. 规定贡道
明朝规定各国前来朝贡的船只必须停泊在指定的港口，按规定的路线运送贡品进京。明朝于广州、泉州、宁波三地设市舶司接待贡使，并规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75]。
海外国家朝贡船只进入指定的港口后，市舶司官员会查验勘合运载的货物，核验完毕无误后安排使臣至馆驿，即“四夷来朝，必先具咨布政司，乃与比对勘合，查照表文、方物。事理明白，然后遣使驱驿，否即却之”[76]。接待各国贡使的馆驿，“福建曰‘来远’，浙江曰‘安远’，广东曰‘怀远’”[77]。
贡使到达馆驿后，官员会设宴招待，随从人员留在馆驿，正使才有机会入城，如《广东通志》载：“其入贡者，惟正使进城，余皆就驿止宿，遇设宴管待方入，宴毕即出。成化、弘治间犹然。其衣服诡异，至有帽金珠，衣朝霞者。将侍宴，老稚咸竞观之。”[78]招待结束后，市舶司会派人护送朝贡使团到北京。(www.xing528.com)
各国朝贡使团到达广州之前，其船只多停泊在广州外港码头，史载：“布政司查得递年暹罗国并该国管下甘蒲沰、六坤州与满剌加、顺塔、占城各国夷船，或湾泊新宁广海、望垌，或新会奇潭，香山浪白、蠔镜、十字门，或东莞鸡栖、屯门、虎头门等处海澳，湾泊不一。”[79]各国贡使从广州至北京的路线也有详细规定。自广州出发，乘船到佛山，然后通过北江，经韶州到南雄，再翻越梅岭，进入江西，接着由水路辗转以抵达北京附近的运河终点，上岸到北京。同时，明朝考虑到南岭交通险阻，还令诸国贡品暂存南雄，史载：“永乐四年（1406年）六月，广东布政司奏，每岁海外番夷入贡方物，水路以舟楫运载，惟南雄至南安，限隔梅岭，舟楫不通，请用民力接运。上曰：‘番贡无定期，而农民少暇日。自今番夷入贡，如值农务之时，其方物并于南雄收贮，俟农隙运赴南安。’”[80]
宁波至北京的路线是由安远驿乘船溯甬江而上，经余姚、绍兴、萧山等地，渡钱塘江至杭州，然后经京杭大运河到达江苏镇江，横渡长江后进入运河，经扬州、淮安、济宁等地到天津，再溯运河至通州登陆，乘驿马前往北京。
永乐元年（1403年），福建市舶司设于泉州，位于泉州南水仙门内宋市舶务旧址，规定琉球贡船泊于泉州港，由泉州市舶司接待。后因琉球贡船来时多到福建长乐五虎门，然后到福州河口，返程时也是由福州至长乐，然后出海，因此设在泉州的市舶司作用不大，遂移至福州。从福州至北京的路线为，自来远驿乘船溯闽江，经延平、建宁到崇安，越过武夷山到达浙江，然后沿日本贡道到达北京。
虽有规定贡道，但各国为朝贡方便考虑，往往不循贡道。如朝鲜贡道由鸭绿江经辽阳、广宁，进入山海关后抵达北京。洪武十七年（1384年），朝鲜贡使因不循贡道朝贡，而遭到绝贡的惩罚。
明代，广州市舶司接待朝贡国家较多。《殊域周咨录》记载：“本朝永乐十五年（1417年），东国王巴都葛叭答剌、西国王巴都葛叭苏哩、别洞王叭都葛巴剌卜，各率其妻子酋长来朝。贡珍珠、玳瑁诸物。赐国主纱帽、金镶玉带、金蟒衣、衾褥、器皿铺陈，赐王妃冠服、文绮、纱罗等物，王子女姻戚酋长使女给赏有差。诏货物俱给价，免抽分。……贡道由广东。”[81]从洪武十六年（1383年）至正德四年（1509年），贡道经由广州的有占城、暹罗、爪哇、满剌加、真腊、苏禄、渤泥、古里、柯支、苏门答腊、锡兰山、古麻兹等国家。嘉靖二年（1523年），闽、浙市舶司裁撤后，只留广东市舶司为外国入贡口岸。
4. 朝觐与赏赐
贡使到达北京后被安排在会同馆下榻，然后由礼部、文武大臣、内官进行设宴接待。同时，还会派鸿胪寺官员教贡使朝觐相关的礼仪。朝觐之时，使臣着本国服装，行八拜礼，呈上贡品，皇帝给予惠赐。朝觐后，各国使臣会在官员的护送下按照贡道返回。
明代，海外各国进贡方物多为珠宝、香料、珍奇异兽、药材、布料等物。根据《明会典》[82]记载，海外诸国进贡方物可大致分为几类：
（一）香料：胡椒、苏木、乌木、黄花木、降真香、木香、速香、丁香、檀香、黄熟香、熏衣香、安息香、罗斛香、乳香、树香、奇南香、龙涎香、黄蜡、龙脑、米脑、梅花脑、沉速香等。
（二）海外珍奇：玛瑙、水晶、象牙、犀角、孔雀翎、宝石、翠毛、龟筒、珊瑚、鹤顶、玳瑁、珍珠、螺壳、熊皮、珊瑚珠等。
（三）珍禽异兽：孔雀、火鸡、鹦鹉、倒挂鸟、莺歌、狮子、象、六足龟、犀、白鹿、红猴、黑熊、白獭、白麂、黄黑虎、马、黑猿、麒麟等。
（四）军用物品：马、盔、铠甲、剑、腰刀、宝铁刀、拂郎双刃刀、枪、弓、马鞍、番锡等。
（五）药材：人参、阿魏、紫梗、藤黄、没药、肉豆蔻、大枫子、丁皮、血竭、毕澄茄、芦荟、闷虫药、紫胶、乌爹泥、藤竭等。
（六）手工业产品：苾布、油红布、白缠头布、红撒哈剌布、红地绞节智布、红杜花头布、红边白暗花布、乍连花布、细棋子花布、织人像花纹打布、西洋布、织花红丝打布、剪绒丝杂色红花被面、织杂丝打布、红花丝手巾、织人像杂色红文丝缦、姜黄布、撒都细布、红八者兰布、红番布、凯木里布、金银八宝器、珠子项串、琉璃器皿、金镶戒指、洒金厨子、描金粉匣、细花席、竹布、番花手巾、金系腰等。
海外诸国进贡物品中还有奴隶，如洪武十一年（1378年），彭亨贡番奴6人[83]；洪武十四年（1381年），爪哇贡黑奴300人[84]。
使团朝觐后，皇帝会对其进行赏赐，赏赐物多为丝织物、玉器、金等。明代永乐时期，对朝贡使团的赏赐格外丰厚。永乐时期的《蛮夷来朝赏例》的赏赐条例规定：三品、四品，钞百五十锭，锦一段，纻丝三表里；五品，钞百二十锭，纻丝三表里；六品，七品，钞九锭，纻丝二表里；八品，九品，钞八十锭，纻丝一表里；未入流，钞六十锭，纻丝一表里。永乐十五年（1417年），苏禄国东王来朝贡，赏赐“人赐金相玉带一，黄金百两，白金二千两，罗锦文绮二百匹，绢三百匹，钞一万锭，钱三千贯，金绣蟒龙衣、麒麟衣各一袭。赐其随从头目文绮、彩绢、钱钞有差”[85]。
明朝对海外诸国的赏赐物中，铜钱也为数不少，因为海外诸国，如琉球、日本、爪哇、三佛齐均通用中国的铜钱。永乐三年（1405年），赏赐日本国王物品中有铜钱150万；永乐四年（1406年），赏赐日本国王铜钱1500万，王妃500万[86]。日本前来朝贡时，有时甚至明确要求明廷赏赐其铜钱。如成化四年（1468年），日本贡使带来的国书称：“书籍、铜钱，仰之上国，其来久矣。今求二物，伏希奏达，以满所欲，书目见于左方。永乐间多给铜钱，近无此举，故公库索然，何以利民？钦待周急。”[87]成化十二年（1476年），日本上书，乞求明廷赐予铜钱：“抑敝邑久承焚荡之余，铜钱扫地而尽，官库空虚，何以利民？今差使者入朝，所求在此耳。圣恩广大，愿一十万贯以满其所求，则赐莫大焉。”[88]
5. 交易管理
朝贡使团携带的物品分为正贡物和附进物，附进物由明朝进行博买，剩余部分允许使团进行贸易。皇帝对使团赏赐后，其附进物允许在会同馆开市5天，开市期间，使团可将所带货物出售并购买回程货物。
为防止外国朝贡使者与中国人随意接触，以致走漏信息，明廷对朝贡使团的交易进行管理和限制。首先，禁止铺行人等与外国人私下交易，违者治以重罪。《明会典》规定：“各处地方，如遇夷人入贡经过驿递，即便查照勘合应付，不许容留令买卖，连日支应，违者重罪；若街市铺行人等，私与夷人交通买卖者，货物入官，犯人问罪，枷号一个月发落。”[89]其次，对相关人员的行为进行限制，如“会同馆夫，五年以上不替役，及近馆军民用强揽当者，会同馆内外四邻人等，代夷收买违禁货物，牙行及棍徒，诓赊货物，年久无还，累死客商，属军卫者。”[90]
此外，会同馆交易时，禁止外国使团购买书籍、玄黄等物，史载：“（永乐）二十一年，又贡。赏赐使臣及通事总管客人蕃伴衣服……许于会同馆开市，除书籍及玄黄、紫皂、大花、西番莲锻并一应违禁之物不许收买，其余听贸易。”[91]官府控制及管理下的会同馆贸易，其出售的货物为博买后剩下的货物。各种交易的限制，使团也难以购买到需要的货物，造成私下买卖现象不断：“往往交通馆夫及市人，不待礼部开市之期，预将违禁货物私卖。”[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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