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立初期，沿袭元代传统，实行积极对外开放的政策，并未实行海禁和禁止民间商贸往来。明朝建立的前一年，朱元璋就于太仓设立黄渡市舶司，《明太祖实录》记载“吴元年十二月，置市舶提举司，以浙东按察使陈宁等为提举”[1]。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罢黄渡市舶司。随后，又在宁波、泉州、广州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明初，沿海地方还有不少商舶往来。据记载，广东“番商私赍货物，入为易市者，舟至水次，悉封籍之，抽其十二，乃听贸易”[2]。这说明明代初年不仅没有海禁，海外贸易中还存在抽分。福建“地濒大海，民物庶富，番舶往来，私交者众”[3]。其中“私交者众”表明贸易形式为民间贸易而非官方朝贡贸易，显示明代初期尚未实行海禁。
洪武四年（1371年），明政权突然开始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从此奠定明代对外政策的总基调，一改唐宋元以来的对外开放政策，对中国产生深刻影响。而推行海禁的原因：一是北部边防压力。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后，蒙古人被赶到漠北，但其势力并未灭绝，所谓“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4]，给明朝边防造成很大压力，因此明朝派重兵守备西北，甚至数次主动出击。二是防范海外逃亡势力。洪武初年，盘踞在海岛上的张士诚、方国珍余部与海盗、倭寇相勾结，侵袭劫掠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给新生的明朝带来很大困扰。史载“初，方国珍、张士诚分据温、台、宁、绍诸郡并濒海。及已降灭，而余党逋海上，辄纠岛倭入寇”[5]，纠集在海岛上的倭寇海盗劫掠各地。同时，这些余部还与其他势力相勾结，“负海以为舡，东借日本诸岛悍夷以为爪牙，而西南接交趾、占城、阇婆、暹罗逋薮……而又内结山寇，以为腹心之患”[6]。三是沿海倭寇猖獗。广东“洪武、永乐间，倭夷入犯广东，屡为所扰”[7]，江苏“倭寇出没海岛中，数侵略苏州崇明，杀掠居民，劫夺货财，沿海之地皆患之”[8]。对于东南沿海，明政府采取防备守势，“闭关听其自服而不之讨，戒启衅也”[9]。
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表示“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10]，并颁布海禁法令，宣布“仍禁滨海民不得私出海，时方国珍余党多入海剽掠也”[11]。开始推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禁止民间海外贸易，“洪武初，令番商止集舶所，不许入城（广州），通番者有厉禁”[12]之后，朝廷又多次重申海禁，洪武十四年（1381年），“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13]；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诏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上以中国金银铜钱、段匹、兵器等物，自前代以来不许出番，今两广……愚民无知，往往交通外番，私易货物，故严禁之”[14]。对海外朝贡国家进行限制，只允许琉球、真腊、暹罗前来朝贡。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以海外诸夷多诈，绝其往来，惟琉球、真腊、暹罗许入贡[15]。洪武三十年（1397年），又重申“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16]。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皇帝还专门颁布圣旨禁广东通番：“如今广东近海的百姓，内有等不畏公法，专一为非。将带违禁物货，私自下海，潜往外国买卖。那沿海卫所巡守官军，不行用心，设法巡拿，以致诱贼，不时出没，劫掠良民。该府便出榜文，着沿海卫所，今后不问军民，但私自下海的人，问他往何外国买卖，通诱消息，若拿有实迹可验的，就全家解来，赏原拿人大银两个，钞一百锭。若守把官军不肯用心巡拿，与犯人同罪。有能首告，一体给赏。”[17]广东海岸线线漫长，百姓下海较难防范，故朝廷特别颁布法令禁广东通番，命令沿海卫所严查私自通番，向海外泄露消息的沿海军民，如有查获则给予奖励，对执行不力者治以重罪。建文帝时，“重申禁夹带番香货卖”[18]。
此外，明朝还颁布一系列法令来强化海禁，其主要内容有：
（一）禁止沿海官民擅造二桅以上大船及私自驾船出海通番。
奸豪势要军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19]
明朝海禁政策下只允许领有执照的渔民使用单桅小船于海边捕鱼。因二桅以上大船能够出海远航，明廷担忧沿海居民擅造二桅以上大船下海通番威胁海防，故严行禁止。永乐二年（1404年），更下令让沿海居民将海船全部改为平头船，据《明成祖实录》卷二七记：“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平头船无法进行远洋航行，以此防止沿海居民出海交通外夷。
（二）禁止民间贩卖和夹带番货。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朝廷颁布法令重申沿海居民不许存留买卖番货，如有存储，限期销毁，史载“沿海军民私自下番，诱引蛮夷为盗，有伤良民。不问官员军民之家，但系番货、番香等物，不许存留贩卖，其有见者，限三个月销毁，三个月外仍前存留贩卖者，处予重罪”[20]。明建文帝时再次颁布此法令，建文三年十一月，“礼部禁约：沿海军民私自下番诱引蛮夷为盗，有伤良民。不问官员军民之家，但系番货番香等物，不许存留贩卖。其见有者，限三个月销尽；三个月外仍前存留、贩卖者，处以重罪”[21]。
同时，对于沿海居民勾引番商，藏匿番货逃避抽分进行治罪，如《大明律》记载：“凡泛海客商舶船到岸，即将物货尽实报官抽分。若停靠沿港土商牙侩之家，不报者杖一百。虽供报而不尽者，罪亦如之，物货并入官，停藏之人同罪。”[22]
（三）禁止私运违禁货物出海。
明朝海禁的目的之一就是防止海上倭寇袭扰，因此老百姓将铁器、军器、牛马、铜钱等军需物资带出海外会被处以酷刑。如《大明律》规定：
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段匹、绸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担驮载之人，减一等，物货船车并入官。于内以十分为率，三分付告人充赏。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其拘该官司及守把之人，通同夹带，或知而故纵者，与犯人同罪。失觉察者，减三等，罪止杖一百，军兵又减一等。[23]
《明实录》对禁止沿海居民私运违禁物品下海也屡有记载：
洪武二十三年，诏户部申严交通外番之禁。上以中国金银、铜钱、段匹、兵器等物自前代以来不许出番，今两广……愚民无知，往往交通外番，私易货物，故严禁之。[24](www.xing528.com)
以铜钱为例，铜钱为中国重要的货币，明朝铜矿资源缺乏，铜钱关乎明朝经济运行，是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所以明廷禁止将铜钱私自带出国外。
此外，明太祖还让沿海卫所严加盘查，以防军器出境流入倭寇手中，据记载：“国朝洪武初，广东各府俱设军器局大使一员，副使一员，其后革去，惟令各卫所指挥千百户等带管造作军器，咸有定制，其出境及下海私卖与夷人者治以重罪。”[25]同时，对前来进行朝贡贸易的外国贡使也严加防范，不许其入城，“洪武初，令番商止集舶所，不许入城（广州），通番者有厉禁”[26]。
除上述禁令外，明朝还通过征船户为军来加强海禁。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诏靖海侯吴祯籍方国珍所部温、台、庆元三府军士，及兰秀山无田粮之民尝充船户者，凡一十一万一千七百余人，隶各卫为军”[27]。为防止沿海疍民扰乱沿海秩序，洪武十五年（1382年），“命南雄侯赵庸籍广州蛋户万人为水军，时蛋人附海岛，无定居，或为寇盗，故籍而用之”[28]。“四澳旧有居民，国初属海阳，与黄隆、海山俱为信宁都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以居民顽梗，尽发充海门千户所军，因误粮饷，仍发回四澳渔耕”[29]。
明廷还在沿海地区建立卫所和设置巡检司来加强海禁，史载：“（倭寇）时犯海道，用此于山东、淮浙、闽广沿海要害去处，列置卫所，设总督、把总、巡哨等官，又专设巡视海道副使一员，并都布二司堂上官，亲来督视，所以备御之术，可谓周且远矣。”[30]洪武二十年（1387年）四月，“命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福、兴、漳、泉四郡，视要害筑海上十六城，籍民为兵，以防倭寇。增置巡检司四十有五，分隶诸卫”[31]。
为防止沿海居民私自交通外人，明廷甚至下令迁徙沿海居民。“永乐间，倭夷越海劫掠，难以防御，将吴宗理等九十五户，徙入苏湾、下外二都安插。原田地五十三顷令抛荒，不许人耕，以绝祸根。”[32]永乐间将南澳岛民徙入大陆安插。
永乐帝即位之初，北部边防吃紧，为谋求东南安定，多次颁布海禁法令。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下诏：“缘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33]永乐五年（1407年），明廷平定安南后，成祖申明“不许军民人等私通外境，私自下海贩鬻番货，违者依律治罪”[34]。
永乐五年之后，永乐朝关于海禁的法令不见史载。如《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永乐间，以渔人引倭为患，禁片帆寸板不许下海。后以小民衣食所赖，遂稍宽禁。”[35]同时，永乐帝逐渐改变洪武朝确立的守备为上的外交策略，推行积极的对外交往政策，如派郑和出使西洋、派兵征安南、亲征漠北、对瓦剌用兵等。在明成祖积极的对外政策影响下，海禁政策似乎有所松动。
明仁宗、明宣宗在位时期，谨遵洪武祖制，推行“驭夷之道，守备为上”的政策，海禁政策重新得到强化。据载，宣德六年（1431年），“上闻并海居民有私下番贸易及出境与夷人交通者，命行在都察院揭榜禁戢。”[36]宣德八年（1433年），朝廷颁布法令严私通番国之禁，如“近岁官员军民不知遵守，往往私造海舟，假朝廷干办为名，擅自下海，扰害外夷或引诱为寇，比者已有擒获，格之重罪。尔宜申明前禁，榜谕缘海军民，有犯者许诸人首告，得实者给犯人家赀之半，知而不告及军卫有司纵之弗禁者，一体治罪。”[37]
明朝实行的海禁政策在加强海防、维护政权等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但是，禁止私人擅自出海贸易则严重影响了沿海人民生计。如福建向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居民多以海为生，“闽地斥卤硗埆，田不供食，以海为生，以津泊为家者，十而九也”[38]。迫于生计，沿海人民只能违反海禁政策，私自下海，“耕者无所望岁，只有视渊若陵，久成习惯……一旦戒严不得下水，断其生路，若辈悉健有力，势不肯缚手困穷，于是所在连结为寇，溃裂以出”[39]。
在严厉的海禁政策下，朝贡贸易成为海外贸易唯一的合法形式，压缩了私人海外贸易发展空间，阻碍民间对外交往和商贸往来。但是，有限的朝贡贸易远远不能满足民间对海外产品的需求，走私贸易成为满足这种需求的另一种途径。
海禁是禁止私人擅自出海贸易的，但即使在海禁严厉的洪武朝，沿海人民仍大量从事走私贸易，“蹈利如鹜，其于凌风破浪，直偃息视之”[40]。据《明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三年）今两广、浙江、福建愚民无知，往往交通外番，私易货物。”[41]再如，“（洪武二十七年）而缘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盗。”[42]沿海一带的任职官员也往往利用职权之便从事走私贸易，史载：“何淑川，洪武癸酉，以人材知钦州，守御百户胡全纵子仆私贩夷椒并诸不法。”[43]
永乐时期，沿海军民“往往私造海舟，假朝廷干办之名，擅自下番”[44]。成化、弘治时期，私人海上贸易更加兴盛，沿海居民出海贸易者尤多。弘治四年（1491年），两广总督都御史闵珪奏称，广东沿海地区私下海外贸易络绎不绝，海防压力较大：“不待比号，先行货卖，备倭官军为张势，越次申报有司，供亿糜费不赀，事宜禁止，况番情谲诈，恐有意外之虞。”[45]
沿海地区海寇与私商混杂，平时为民，入海为寇，难以打击，以致“海滨人人皆然，有诛之不可胜诛者，是则闽、浙及广之所同也”[46]。有人甚至认为，海寇屡剿不绝就是因为海禁政策下商路不通，如“商货之不通者，海寇之所以不息也。……货贩无路，终岁海中为寇……设若攻破之，旧寇既破，新寇必生”[47]。部分沿海商民出海后甚至借机叛附外国，如正统年间，“广东潮州府民滨海者纠诱傍郡亡赖五十五人，私下海，通货爪哇国，因而叛附爪哇者二十二人，其余俱归复，具舟将发，知府王源获其四人”[48]。
海禁政策使明朝失去广阔的海外市场，不利于海洋经济发展。同时，洪武时期推行的海禁还奠定明代对外政策的总基调，明代中后期虽屡有松动或者局部开海贸易，但终明之世，朝廷都未放弃海禁这一基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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