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议行新政，康有为建议赞赏，羽党被逮捕杀

光绪二十四年（1898），光绪准备起用康有为，议行新政。

康有为（1858—1927）是广东南海人，博学多才，特别精通经学，是当时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提倡要用孔子纪年，尊孔保教。给事中余联沅认为，康有为的行为是“惑世诬民，非圣无法”，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要求将他写的书统统焚毁。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正在北京参加科考，适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令国人十分愤慨，就与一千三百多名各省举人一起联名上万言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这份联名书，光绪根本看不到。不久，康有为就独自署名上书，由都察院代传。光绪阅后，对他的建议十分赞赏，下令有关部门讨论新政的问题。[155]

光绪帝像

康有为在京城中还成立了“保国会”，提倡变法强国。尚书李端棻，大学士徐致靖、张百熙，给事中高燮曾等人，先后都向光绪推荐康有为。四月份，光绪初次召见了康有为。康有为利用这次机会，充分陈述他变法强国的见解，让亲政不久的光绪深受震动。康有为说：“四夷交侵，覆亡无日，非维新变旧，不能自强。变法须统筹全局而行之，遍及用人行政。”光绪担心道：“奈掣肘何？”这个掣肘意指慈禧太后。康有为就说：“就皇上现有之权，行可变之事，扼要以图，亦足救国。唯大臣守旧，当广召小臣，破格擢用；并请下哀痛之诏，收拾人心。”康有为的意思，是要从用人施政上下功夫，变不利形势为有利条件，利用光绪现有的能力，挽回人心，收拾时局。光绪觉得他的陈词实在是说得好，就让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享有专奏的特权。

不久，维新派人员侍读杨锐、中书林旭、主事刘光第、知府谭嗣同都被召纳到新政的工程中来了，这些人就是康有为所说的“小臣”。根据康有为等人的新政谋划，光绪下令全国：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设立京师大学堂和译书局，振兴农学，奖励新书新器，改各省书院为学校，允许士民百姓上书言事，等等。同时，在朝廷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光禄、太仆、鸿胪诸寺，及各省与总督同城之巡抚，河道总督，粮道、盐道，在懋勤殿形成会议制度，改元易服，南巡迁都。变法就这样开始了。这一年是农历戊戌年，史称“戊戌变法”。

康有为像

维新变法使中外震动。但是新政的推行者在朝政中大多是弱者，数量更多的实权官僚并不欣赏政治改革，况且慈禧一直掌握着朝政大权，改革很快夭折。变法推行的时间大概只有一百天。

保国会章程

慈禧太后重新垂帘，罢撤新政，将光绪幽禁在瀛台；同时下令逮捕新政党羽，很多人因此被捕杀。康有为连夜离京，乘船南逃，路上听说光绪有生命之忧，他就写好遗书，准备跳海殉国。将要蹈海自杀前，忽然听说光绪并无大事，他觉得还不必殉国，就逃往日本，又流转南洋，后来到欧美各国游历去了。

起初，慈禧仍想着将光绪废掉，对外只说他有病，在瀛台疗养。

京城里开始谣言四起，都说光绪病重。开初有人说是得了淋症，接着有人传言是得腹泻症，又说光绪有遗精症，后有人又说是患咳嗽症，等等。这些消息的来源，都是从内务府太医院传出来的，确凿有据。但实际上，这些传言是慈禧与荣禄等人有意制造的，为他们的阴谋编好舆论。

八月初六日，北京有电旨打往上海，说是光绪驾崩。有人说，这种谣言也就是慈禧放出来的，其他人谁敢呢？不久，又有新的诏书到来，说光绪未死，不过是病势加剧、不能临朝视事而已。一切依然是由垂帘听政的慈禧决断。

京师大学堂职员

八月初七日，有一个英国传教士，向内务府御膳茶房人员询问光绪的健康状况，这人说皇上已得了失心疯病，多次要外逃。大概是光绪要逃脱虎口，被慈禧党羽觉察，将他幽禁在南海瀛台中。那里四面环水，只有一面设有板桥可以出入，十分闭塞。据称，当时想随光绪外逃的六名太监，被抓后，在十三日与康广仁等“戊戌六君子”一起被处斩。对光绪的看管自然更加严格起来，所有监护的太监都是慈禧的亲信。

1895年5月出版的《公车上书记》

清廷大肆缉捕、惩治新党人员，当时被拿办下狱、革职、圈禁、停差、逮捕家属者，还有很多人。下面聊举数例。

徐致靖，直隶省人，翰林院侍读学士；七月光绪帝特擢署礼部右侍郎；西太后训政后，革职下狱永禁。(www.xing528.com)

陈宝箴，江西省人，湖南巡抚，力行新政；光绪帝屡诏嘉奖。西太后训政后，革职永不叙用。

张荫桓，广东省人，户部左侍郎，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戊戌六月，特授铁路矿务大臣。西太后训政后，革职，抄查家产，遣戍新疆。

黄遵宪，广东省人，在上海创设《时务报》，曾任湖南按察使；光绪帝新擢三品卿，出使日本大臣。西太后训政后，免官逮捕。

端方，满洲人，原任霸昌道；戊戌六月，光绪帝新授三品卿衔，督办农工商局新政；西太后训政后，销衔撤差。

张元济，浙江省人，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兼办铁路矿务事；上书要求改革官制；西太后训政后，革职永不叙用。

熊希龄，湖南省人，翰林院庶吉士；曾帮助陈宝箴、黄遵宪推行新政；西太后训政后，革职永不叙用，圈禁于家。

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在“后党”的高压下，可谓“一网打尽”。此后主持朝政大事的，是荣禄，担任军机大臣，兼统辖北洋各军。[156]

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八、九日间，废黜光绪的谣言越来越多，不由得人们不信。当时日本的《时事新报》也有相关报道，大意是说：“太后欲九月八、九日废立光绪，预约庆、端二亲王，率神机营之兵入宫，发西后之诏而举事。……今托词光绪有疾，召集名医，而观九月三日之病谕，则可为深虑焉。盖彼辈之意，以为废病危之帝，而招天下物议，不如俟其自死，今惟设法速其死而已。故光绪今有大病，而求米粥则不得，求鸡丝则不得，凡所求食，皆诡词拒之，故伤其意。而太后竟若罔闻，惟数日一招优伶入宫，临观取乐而已。”[157]

梁启超像

一般认为，日本人的这段报道，应该是比较可信的。慈禧为首的“后党”，处心积虑，希望光绪早死，好另立新君，维持现有的权力和地位。但若真要废黜光绪，不仅要满人权贵们意见趋同，更要汉人为主的南方各封疆大吏们的认可。慈禧就向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发了密旨，让他们同意废帝之举。

刘坤一曾想抵制废光绪之议，与张之洞协同一致，让光绪复辟，以安定社稷。不料，张之洞有点滑头，说是西太后与光绪间的不相洽，只是一家私事，不应是臣下们所当争论的。刘坤一明白了张之洞的意思，只好一人上奏，表示反对。正好康有为与其学生梁启超等人，联合了南洋群岛等地华商，共立“保皇会”，致电政府，拥护光绪，反对废帝。一时海内舆论大起，对慈禧等人多有指摘。

到光绪二十五年，东南志士蔡元培、黄炎培、经元善、王维泰等千余人，联合致电清廷，要求慈禧停止立嗣之议。但在次年正月，立嗣的诏书就出来了，以光绪的名义为同治皇帝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俊为嗣。皇帝的诏书这样写道：“入继之初，曾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忧思及此，无地自容，诸病何能望愈！用再叩恳圣慈，就近于宗室中慎简贤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畀。”

这虽是光绪的朱笔上谕，但可以想象，诏书中所宣告的，应非光绪本意。

诏书发布后，天下震动，东南地区士民的反应特别激烈，上千人联名上书表示异议。

这时义和团运动就起来了，他们的口号就是灭洋人、杀新党。这个运动得到了慈禧的默许。